两宋是我国周边少数民族再度崛起的时期。北宋先后与辽夏对峙而终亡于金，南宋先后与夏、金、蒙古并立而终亡于元因此，毛泽东读《宋史》，很注意研究两宋与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战争问题，同时也注意查证历史记载的正确性，与此同时，对宋朝时期的许多文人书籍也进行了多次批注。这些，对我们读宋史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赵匡胤“黄袍加身”不实
品读原文……每一部史书，都是由封建的新王朝臣子奉命修撰的，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写，也不敢写，如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后周的臣子，奉命北征，走到陈桥驿，竟发动兵变，篡夺了周的政权。《旧五代史》（宋臣薛居正等撰）却说他黄袍加身，是受将土们“擐甲将刃”、“拥迫南行”被迫的结果，并把这次政变解释成是“知其数而顺乎人”的正义行为。
———摘自芦荻：《毛泽东读二十四史》（见《光明日报》1993年12月20日）。
品读精华解析毛泽东曾说：“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他还分几个方面说明了二十四史为什么会假，并举了例子，其中之一是：
……每一部史书，都是由封建的新王朝臣子奉命修撰的，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写，也不敢写。如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后周的臣子，奉命北征，走到陈桥驿，竟发动兵变，篡夺了周的政权。《旧五代史》（宋臣薛居正等撰）却说他黄袍加身，是受将士们“擐甲持刃”、“拥迫南行”被迫的结果，并把这次政变解释成是“知其数而顺乎人”的正义行为。
赵匡胤篡周一事，史称“陈桥兵变”。关于这一事件，各种官修史书的记载如下。
《旧五代史》卷一百二十《周恭帝本纪》载：“（显德）七年（960）春正月辛丑朔，文武百僚进名奉贺，镇、定二州驰奏，契丹入寇，河东贼军自土门东下，与蕃寇合势，诏今上（指赵匡胤）率兵北征。癸卯，发京师，是夕宿于陈桥驿。未曙，军变，将士大噪呼万岁，擐甲将刃，推戴今上升大位，扶策升马，拥迫南行。”于是，周恭帝下诏禅位。
《新五代史》卷十二《周恭帝本纪》载：“（显德）七年春正月甲辰（周恭帝）逊于位，宋兴。”
《宋史》卷一《太祖本纪》载：“（显德）七年春，北汉结契丹入寇，命出师御之。次陈桥驿，军中知星者苗训引门吏楚昭辅视日下复有一日，黑光摩荡者久之。夜五鼓，军士集驿门，宣言策点检为天子，或止之，众不听迟明，逼寝所……诸校露刃列于庭，曰：‘诸军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未及对，有以黄衣加太祖身，众皆罗拜，呼万岁，即掖太祖乘马。太祖揽辔谓诸将曰：‘我有号令，尔能从乎？’皆下马曰：‘唯命。’太祖曰：‘太后、主上，吾皆北面事之，汝辈不得惊犯，大臣皆我比肩，不得侵凌，朝廷府库，士庶之家，不得侵掠。用令有重赏，违即孥戮汝。’……副都指挥使韩通谋御之，王彦升遽杀通于其第。太祖进登明德门，令甲士归营，乃退居公署。有顷，诸将拥宰相范质等至，太祖见之，呜咽流涕曰：‘违负天地今至于此！’质等未及对，列校罗彦瑰按剑厉声谓质等曰：‘我辈无主，今日须得天子。’质等相顾，计无从出，乃降阶列拜，召文武百僚，至哺，班定。翰林承旨陶谷出周恭帝禅位制书于袖中，宣徽使引太祖就庭，北面拜受已，乃掖太祖升崇元殿，服兖冕，即皇帝位。迁恭帝及符后于西宫，易其帝号曰郑王，而尊符后为周太后。”
这些记载，文字上固然有出入，但都将赵匡胤龙袍加身说成是被迫的而实际上，“陈桥兵变”显然是赵匡胤和赵匡义蓄意发动的一次军事政变《续资治通鉴》卷一的《考异》称：“据《辽史·穆宗记》，应历十年（960年）正月无用兵事。又，《辽史·萧思温传》云：周师陷易、瀛、莫等州人皆震骇，往往遁入西山。是年闻周丧，燕民始安。以事势度之，显德六年（959年），周师取三关，辽人败衄之余，群情震恐，断不能甫逾月即举兵南下也。《辽史》不载此事，得其实矣。”这说明，本来就没有所谓“北汉结契丹入寇”之事。即使镇、定二州确有关于这一方面的报告，也是有意导演出来的。
拥兵将领凭借武力劫夺政权，这种事情在五代十国时期屡见不鲜。“陈桥兵变”则是这种劫夺的重演。对于发生这种事情，周世宗并非全无防备。
当时周太祖郭威的女婿张永德任殿前都点检。张永德立有军功，所掌握的殿前诸班是最精锐的禁军。由于有传言说“点检作天子”，周世宗削去张永德军职，改任他为宰相，以赵匡胤任殿前都点检。然而在那个时代，无论谁掌握了军权，都可能成为篡夺者。张永德靠不住，赵匡胤同样靠不住。周世宗可能想不到，尽管采取了预防措施，他死后过了半年，新换的殿前都点检还是做了皇帝。
“陈桥兵变”发生后，后周官僚的反应各不相同。有的试图反抗，被镇压了，如《宋史》卷，《太祖本纪》中提到的副都指挥使韩通知道此事后，慌忙往家中赶，准备率众抵抗。结果赵匡胤的部下王彦升骑马赶至其家，将韩通及其妻子一道杀死。有的官僚对此事表示痛心疾首。如宰相范质，退朝后知道发生了兵变，抓着另一个宰相王溥的手说：“仓卒遣将，吾辈之罪也。”几乎抓出血。虽然范质和其他大多数官僚一样，最后都投靠了赵匡胤，但在当时情况下，他们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应是出于无奈，根本不是因为赵匡胤称帝一事“应天顺人”。
毛泽东读《宋史》时，对赵匡胤还作过另一个批语：“说不杀士大夫，伪也。”赵匡胤曾说过“誓不杀士大夫”。然而在《宋史·太祖本纪》里，却记有不少杀士大夫的实例。如乾德四年（966年）五月甲戌，“光禄少卿郭圮坐赃弃市”。八月庚戌，“枢密直学士冯瓒、绫锦副使李美、殿中侍御史李楫，为宰相赵普陷，以赃论死。会赦，流沙门岛，逢恩不还”。毛泽东的批语，揭穿了赵匡胤言行不一的真面目。
毛泽东之所以讲陈桥兵变的故事，并将它与二十四吏中对它的记载相比较，就在于要人们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
宋太宗德才不备
品读原文此人不知兵，非契丹敌手。
尔后屡败，契丹均以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办法，宋人终不省。
契丹善用诱敌深入战，让敌人多占地方，然后待机灭敌。
———毛泽东读《宋史·太宗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78耀279页）。
品读精华解析宋太祖开宝九年（976年），赵匡胤死，其弟赵匡义（又名赵光义、赵炅，即宋太宗）即位。毛泽东对赵匡义的评价，比对赵匡胤还低。将毛泽东的有关批语归纳起来，就是：赵匡义无德无能。
关于赵匡义的无德，毛泽东的批语主要涉及两件事：其一是赵匡胤之死，其二是赵匡义立太子后暴露出来的小人心理。
赵匡胤之死是一桩历史公案。《宋史·太祖本纪》《太宗本纪》皆未提赵匡胤的死因。从历史记载的惯例讲，这也就意味着赵匡胤的死是一种自然死亡。北宋熙宁年间（1068耀1077年）出现的一部杂记类著作《湘山野录》其中有“烛影斧声”之说，赵匡胤是被赵匡义杀死的。南宋初李焘编《续资治通鉴长编》，采用了这一说法。宋代以后，有人认为《湘山野录》的记载不足凭信，有人则认为不可信的是《宋史》的记载，因为它经过了史臣的粉饰加工。到底哪种说法更可靠，迄今尚无定论。
赵匡胤是否为赵匡义杀死？第一，官修史书不会记录下是赵匡义所杀史官因为君王讳，不能记；而发生在宫廷内部的事情，民间又无从了解其真相。第二，总的来看，《续资治通鉴长编》的可靠性绝对不低于《宋史》但是《湘山野录》一书的记载，就不一定可靠了。《续资治通鉴长编》据《湘山野录》编纂历史，其可靠性自然也会因此而打折扣。因此，对于赵匡胤是不是被赵匡义杀死这个问题，在没有发现新的权威材料之前，便只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毛泽东读《宋史·太祖本纪》，在有关赵匡胤之死的文字下批道：“不书病，年五十。”
在《宋史·太宗本纪》的赞语旁又批道：“不择手段，急于登台。”
从这两条批语可以看出，毛泽东显然是相信“烛影斧声”之说的。
赵匡义的小人心理，在《宋史纪事本末·至道建储》中有一段很形象的文字。这段文字的大意是：至道元年（995年）八月，赵匡义立寿王元侃为皇太子。由于将近百年没见过立太子仪式了，京城的老百姓对重新举行这种仪式非常高兴，称新立的太子为“少年天子”。赵匡义听到这种称呼后很不高兴，把寇准叫来，对他说：老百姓都倾向于太子，我怎么办？寇准向他祝贺说：这是国家的福气啊！赵匡义这才高兴起来。连自己的儿子受到臣民拥戴都心怀嫉妒和不满，赵匡义的心胸之狭窄也就可想而知了。毛泽东读书至此，批道：“赵匡义小人之言。”
关于赵匡义的能力，《宋史》卷五《太宗本纪二》的赞语称，赵匡义“沉谋英断，慨然有削平天下之志”，称赞他的功德“炳焕史牒”。毛泽东对这种溢美之辞不以为然，批道：“但无能。”“幽州之败”。
所谓“幽州之败”，指的是北宋初年宋朝在对辽作战中的两次失败。第一次失败发生在979年。这年，宋军平定了占有今山西太原及附近地区的北汉，随后乘胜伐辽，试图一举收复五代时被辽占领的燕云之地。宋太宗率兵长驱直入辽国的南京（今北京市），屡攻不能下。宋军当初攻太原，用了几个月时间，已经疲惫，此时又攻南京，更加懈怠。辽将耶律休哥引大军来，先是在具有决定性的高梁河（今北京东）一战中大败宋军，之后又一路追击，宋太宗坐着驴车狼狈逃走，宋军兵仗、辎重皆被辽军俘获。
宋军在高梁河战败一事，《宋史》卷四《太宗本纪一》中虽然也有记载，但从中看不出赵匡义大败逃走的狼狈相。而毛泽东在读《宋史》这一段文字时，则毫不气地指出：“此人不知兵，非契丹敌手。”“尔后屡败，契丹均以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办法，宋人终不省”。
雍熙三年（986年），在经过几年的准备后，赵匡义再度发兵伐辽。此次兵分三路，一路由曹彬、米信率领，为主力，号称10万；一路由田重进率领；一路由潘美、杨业率领。而辽朝一方则兵分两路，以南京留守耶律休哥对抗曹彬等，耶律斜轸领兵抵挡潘美等，辽承天后、辽圣宗则亲领大兵相机增援。
同979年一样，此次战争一开始，宋军进展亦很顺利，三路大军皆收复了一些州县，但是随着战线拉长，宋军的弱点也暴露出来：劳师远来，粮运不继，机动性差。辽朝名将耶律休哥针对宋军的弱点大做文章，他不与宋军力战，而是千方百计拖垮宋军，切断宋军的粮道。面对辽军的这种战术，曹彬虽然占领了涿州（今河北涿县），十几天后却因粮尽而不得不退守雄州（今河北雄县）。后来，当曹彬所部想再攻涿州时，耶律休哥仍然采用老战术，使宋军始终处于缺粮缺水，被动挨打的境地，疲于应付。宋军且行且战，好不容易靠近了涿州，军粮已尽，不得不又一次后撤。耶律休哥抓住这个机会，率军大举反攻，大败宋军。宋军人马相踏，死者无数，弃甲仗如山。此后宋军全线撤退，辽军取得了对宋作战的全面胜利。宋朝的此次北伐也就这样结束了。雍熙三年后，宋朝在军事上对辽基本处于守势。
毛泽东读《宋史》卷五《太宗本纪二》，针对宋朝雍熙三年伐辽的文字批道：“契丹善用诱敌深入战，让敌人多占地方，然后待机灭敌。”同批评赵匡义“不知兵”形成鲜明对照，毛泽东对契丹人采用的“诱敌深入、聚而歼之”战术，颇为赞赏。契丹人的这种战术，同毛泽东指导革命战争时运用的战略战术，有相似之处。毛泽东总结出的“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十六字方针，就是“诱敌”后“待机灭敌”的策略。可见毛泽东读《宋史·太宗本纪》时作的批语，不仅仅是一种读书心得，其实也是他本人军事生涯中的得意之笔。
毛泽东认为，诱敌深入是克敌制胜的基本战略战术原则之一。1965年月11日，罗瑞卿向毛泽东和中央常委汇报关于诱敌深入的备战方法问题时毛泽东谈到：就是要诱敌深入。我最近研究历史，古今中外，凡是诱敌深入的，就把敌人歼灭了；凡是开始打了胜仗，兴高釆烈，深入敌境，就打败仗。宋朝第二个皇帝赵光义，经过苦战灭亡了北汉，占领了太原之后，接着就同辽国打仗，深入到现在的北京附近，被敌人一个反击，打得大败，皇帝几个月不知下落。刘邦也是几次轻敌冒进，被打得大败，差一点被敌人捉住。……不让敌人打些胜仗，尝到味道，它就不来了。这件事要经常研究才好。
宋高宗才是投降派的首脑
品读原文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幕后是宋高宗。秦桧不过执行皇帝的旨意。高宗不想打，要先“安内”，不能不投降金人。文徵明有首词，可以一读。是赵构自己承认：“讲和之策，断自朕意，秦桧但能赞朕而已。”
后来史家是“为圣君讳耳”，并非文徵明独排众议，他的《满江红》：“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岂是功高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一似丘浚的《沁园春》所说：“何须苦把长城自坏，柱石潜摧。”
———（见舒湮：《1957年夏季我又见到了毛泽东主席》，载《文汇月刊》1986年第9期）。
品读原文……封建社会有一条“为尊者讳”的伦理道德标准，必是皇帝或父亲的恶行，或是隐而不书，或是把责任推给臣下或他人。譬如宋高宗和秦桧主和投降，实际上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起决定作用的是幕后的宋高宗赵构，这在《宋史·奸臣传》的《秦桧传》里，是多少有所反映的。
———（见芦荻：《毛泽东二十四史》，载《光明日报》1993年12月20日）。
品读精华解析宋钦宗靖康二年（1127年），金朝军队攻破北宋都城汴京，掳走宋徽宗、宋钦宗，北宋灭亡。岳飞《满江红》词中“靖康耻”
句，指的便是这件事。同年五月，宋钦宗的弟弟赵构南逃至今河南商丘（时称“南京”）称帝（即宋高宗），重建宋王朝，改年号为建炎，史称南宋。
宋高宗上台后，面对金兵的不断入侵，执行消极杭战、积极投降的对金政策。南宋初年的历史，呈现出抗战———投降———再抗战———再投降的过程。也就是说，当金朝的进攻威胁到南宋的统治时，宋高宗不得不任用抗战将领抵抗敌兵；当抗敌获胜，宋高宗就又信用主张投降的官僚屈膝求和；南金兵再度南侵，宋高宗被迫再次起用抗战将领；抗战获胜，宋高宗就又在胜利形势下向金求降。
对于南宋初年执行主和投降政策，后人通常将责任归之于秦桧，并把对投降卖国者的义愤，集中在他的身上。然而，毛泽东读史，却发现南宋主和投降的决策人物并非秦桧，而是宋高宗赵构。据舒湮回忆，毛泽东1957年曾说过：
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幕后是宋高宗。秦桧不过执行皇帝的旨意。高宗不想打，要先“安内”，不能不投降金人。文徵明有首词，可以一读。是赵构自己承认：“讲和之策，断自朕意，秦桧但能赞朕而已。”后来史家是“为圣君讳耳”，并非文徵明独排众议，他的《满江红》：“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岂是功高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一似丘浚的《沁园春》所说：“何须苦把长城自坏，柱石潜摧。”
毛泽东晚年，在指出“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时，又讲到这个问题：……封建社会有一条“为尊者讳”的伦理道德标准，必是皇帝或父亲的恶行，或是隐而不书，或是把责任推给臣下或他人。譬如宋高宗和秦桧主和投降，实际上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起决定作用的是幕后的宋高宗赵构这在《宋史·奸臣传》的《秦桧传》里，是多少有所反映的。
毛泽东提到的文徵明，是明代著名的文人，曾做《满江红·拂拭残碑》一首：
拂拭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慨当初，倚飞何重，后来何酷。岂是功高身合死，可怜事去言难赎。最无端，堪恨又堪悲，风波狱。岂不念，疆圻蹙；岂不念，徽钦辱。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波错，当时只怕中原复。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
该词是文徵明看到宋高宗褒奖岳飞的手诏石刻后写的，是关于岳飞冤死的有名翻案文字。文徵明通过这首词表达的意思是：议和与杀岳飞两事，都与宋高宗贪恋帝位有关，而区区秦桧的所作所为，不过是投宋高宗贪恋帝位之“欲”而已。
《宋史·秦桧传》中的“反映”，应当是指《秦桧传》中关于主和投降决策过程的记载。绍兴八年（1138年）十月，秦桧私下对宋高宗讲，大臣们怕担责任，两头讨好，同他们不能够商定大事，如果陛下决心讲和，请只和我一个人商量，不许其他人参与。宋高宗当时就表示同意，但秦桧请他考虑三天再作决定。三天后，宋高宗求和的决心更加迫切，然而秦桧认为还不够，请他“再思三日”。又过了三天，秦桧确知宋高宗决心要讲和，于是拿出了事先准备好的议和书。由这一过程可以看出，主和是宋高宗经过较长时间考虑后作出的决策，秦桧虽然也力主求和，但作出决策的却不是他。
除了《秦桧传》，《宋史》中还有一些可以证明毛泽东论断的文字。如《宋史》卷三十一《高宗本纪八》载，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三月，宋高宗在诏书中说；“议和之策，断自朕志，秦桧但能赞朕而已。”这个诏书，是针对秦桧死后兴起的反投降浪潮颁布的。可见，赵构自己都承认，议和是他的主张，秦桧不过是一个辅助者和执行者而已。
结合南宋初年宋、金之间议和与交战的实际进展过程，可以更好地理解毛泽东关于宋高宗在主和投降中起主要作用的论断。
南宋建立之时，宋王朝对北方的统治尚未到完全不可收拾的地步。金朝在军事上虽然处于优势地位，但宋军和人民自发组织的义军，仍在北方广大地区内进行着顽强的抵抗。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南宋朝廷将各种抗金力量组织起来，坚持抗战，阻挡住金兵的进攻，守住以汴京为中心的中原地带，并非全然不可能。然而，宋高宗等人此时已经被金兵的频频进攻吓坏了，他们无意留在北方抗战，只想逃往东南，偏安一隅。因此，尽管主张抗金的李纲极力反对，说天下精兵都在西北，应暂迁襄、邓，待两河部署就绪，重回东京，宗泽也上书劝宋高宗“勿听奸邪”，应作回汴的决策，宋高宗一伙仍然于建炎元年（1127年）冬不顾后果地逃往扬州。
宋朝廷南逃，等于向敌人表示决意放弃中原。金朝得知这一消息后，发动了一连串进攻。建炎元年底，金朝兵分三路南侵。建炎二年（1128年）秋，金兵再次南侵，目标直指扬州。建炎三年（1129年）初，宋高宗从扬州逃到镇江，又逃到杭州。同年五月，由杭州北上，进驻江宁，改名建康府。在此期间，宋高宗曾派使向金求和，金朝不许。八月，宋高宗派使再次向金求和，在求和书中无耻地说，现在我方既无力量防守，也没地方可逃只有求你们可怜宽恕了。我们愿意做大金的属国，大金国又何必一定要兴兵呢！但金朝不理宋高宗的摇尾乞怜，再次出兵南下。宋高宗在金兵的追击下，从建康逃到镇江，随后又逃到常州、杭州、越州、明州、定海，最后乘船入海，逃到温州避难。
金兵退走后，宋高宗一伙苟安江南的意图暴露得更加明显。绍兴二年（1132年）正月，宋高宗返回杭州（已改名为“临安府”），大兴土木，修建明堂、太庙。宋高宗这样做，意味着他已将临安视为都城，不想再收复中原了。
再说秦桧。北宋末年，金兵攻下东京（今开封），时为御史中丞的秦桧同宋徽宗、宋钦宗一起被掳走。建炎四年（1130年）底，他从金朝来到临安，自称是逃回，其实是金朝为实行“以和议佐攻战”政策，有意放他回来的。秦桧回来后，拟了一封同金朝议和的文书，进呈宋高宗，并自称有二策可以耸动天下。宋高宗此时正有意求和投降，看了这份议和文书后，对秦桧大为赏识，立刻任命他为礼部尚书，三个月后又升他为参知政事。次年八月，秦桧受命任右相兼知枢密院事，抛出他的两策：“南人归南，北人归北。”遭到南宋许多大臣的反对，连宋高宗也不满，问：我是北方人，该到哪里去。为此，秦桧任右相一年后被罢免。
秦桧虽然被罢相，南宋的主和投降政策却并未结束，宋金之间为议和而进行的接触仍在频频进行。到了绍兴八年三月，为适应求和投降需要，宋高宗再次任用秦桧为右相，于是便有了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个决策过程。次年正月，秦桧代宋高宗拜受金朝诏书，接受“和议”。金朝把陕西、河南地“赐”给宋朝，宋向金称臣，每年贡银25万两、绢25万匹。金朝归还宋徽宗和宋徽宗皇后的棺木。这样，南宋便成了金朝的属邦。
可见，南宋实行主和投降政策，秦桧虽然起了很大作用，但最关键的人物却不是他，而是宋高宗。秦桧是建炎四年底回到临安的，此前的事自然与他无关，即使是秦桧回来之后，他在制定、执行政策上也只是宋高宗的辅佐，如果宋高宗不想投降，单凭秦桧，是不可能掀起大浪的。
毛泽东的“主和责任不全在秦侩”的说法，应当说是符合历史实际的，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是全面的。当然，主和责任不全在秦桧，并不等于说秦桧没有责任，在历史进程中，个人虽然难以违抗其必然性，但也不是无所作为的！毛泽东的意思恐怕是与赵构相比，秦桧不应承担最主要的责任。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无敌”杨业战死在沙场
品读原文杨业战死。
———（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78耀280页）。
品读精华解析毛泽东读《宋史》卷二《太宗本纪二》，在“会契丹十万众复陷寰州，杨业护送迁民遇之，苦战力尽，为所禽，守节而死”这一节文字下批道：“杨业战死。”
据史书记载，杨业（？—986年）初为北汉将领，叫刘继业，979年归降宋朝后，恢复了原来的姓氏，并将“继业”改为“业”。
杨业作战以骁勇闻名，北汉时，国人号之为“无敌”。979年，宋军进攻北汉，北汉主刘继元已经投降，杨业犹据城苦战。后来，宋太宗通过刘继元出面，这才使他归降了宋朝。人宋后，杨业历任郑州防御使、云州观察使等职，在对辽作战中，战功卓著，声望很高。980年，辽发兵10万攻雁门，杨业出轻兵袭击，辽兵败走。从此以后，辽兵很惧怕杨业，作战时尽量避开他。
雍熙三年（986年），宋朝再度发兵攻辽。杨业为潘美副将，由雁门向西进攻，交战之初，攻下了雁北诸州。后来，潘美和杨业得知曹彬所率宋军主力战败的消息后，引兵护诸州百姓南徙，行至朔州（今山西朔县）狼牙村得知辽军已占领寰州（今山西朔县东北）。杨业认为，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宜与之正面作战，应当运用计谋，在运动中达到保全诸州民众的目的。但是监军蔚州刺史王优不同意这一方案。王优认为领数万精兵不应畏惧如此并指责杨业号称“无敌”却畏惧辽兵，“得非有他志乎”？在这种情况下，杨业只好表示自己愿做先锋，但他知道此行必败，因此临行前指着陈家谷口与潘美、王优等约定，让他们在此地布好阵势，准备接应。
耶律斜轸得知杨业到来，令手下将领萧达凛设下埋伏，自己领兵摆出一副与杨业交战的架势，佯败，将杨业引入埋伏圈。杨业大败撤退，从中午力战至日暮，方至陈家谷口，然而此时这里却并无宋兵接应。原来，王优在这里等了几个时辰，一直没有杨业的消息，以为辽兵已经败走，想争功，便领兵离开了陈家谷口。潘美制止不住，也率兵朝西南而行，途中听说杨业已战败，便自行撤退了。杨业看到谷口无人，率士卒力战，为流矢所中，堕马被俘，不食三日而死。其子杨延玉和岳州刺史王贵等阵亡，士卒伤亡殆尽。事后，宋朝廷迫赠杨业为太尉、大同节度使，录其子五人；潘美降三官，除王倪名。
杨业战死，极大地影响了北线宋军的士气，“自是宋守云、应诸州者闻之皆弃城遁”（《辽史纪事本末》卷十九）。宋王朝对收复燕云诸州不再抱希望，对辽作战采取守势。
杨业的事迹，后来被加工成杨家将的故事，广为流传。小说、戏剧中的老令公杨继业，原型便是杨业。这一故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宋朝苟安政策的不满和对抗辽将领杨业的肯定。
宋徽宗有才但没有出息
品读原文“可不要看不起老粗。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没有知识的。历史上当皇帝，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陈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诗能赋的人。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
———毛泽东在1964年3月24日的一次谈话（见陈晋：《毛泽东之魂》，第311页）。
品读精华解析南唐后主李煜、陈后主陈叔宝和北宋徽宗都是亡国皇帝，更巧的是，他们或喜好歌舞，或擅长文章，或能诗会画，好“文”而不善治政治军，属于“知识分子”。但知识不能成为包袱。终日沉湎于风花雪月的生活中，而置国家社稷百姓苍生于不顾，那便是不分轻重，荒淫误国。因此，毛泽东对他们很反感，经常“敲打示众”。
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知识分子是比较没有知识的。历史上当皇帝，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陈后主、李后主都是能诗能赋的人。宋徽宗既能写诗，又能绘画。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
很明显，毛泽东反感知识分子型的帝王，同他的“老粗出人物”的主张是互为补充的。1964年1月7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很直率的命题：“老粗出人物。”接着发挥：“自古以来，能干的皇帝大多是老粗出身。汉朝的刘邦是封建皇帝里边很厉害的一个。”刘邦虽然是老粗出身，没有什么文化，但豁达大度，从谏如流，有惊人的胆识和才能，以亭长起兵，成就一代伟业。毛泽东说，南北朝，宋、齐、梁、陈，五代梁、唐、晋、汉、周，很有几个老粗。他所欣赏的，是那些马上得天下，于乱世之中杀将出来，建立赫赫战功的雄才大略者。从这个侧面，我们也许能略微看出毛泽东本人的胸怀志趣吧。
岳飞赤诚报国，是个大英雄
品读原文“命系庖厨”，何足惜哉，此言不当。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毛泽东读《新唐书·徐有功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佑扯语榘》，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237页）。
品读精华解析女真族政权———金国，于靖康二年（1127年）掳去徽、钦二帝，灭亡北宋之后，继续向新建立的南宋境内进军；南宋王朝一开始便面临着覆灭的厄运。岳飞从宣和四年（1122年）19岁投身行伍起，至39岁被害止，一生为抗金而奋斗。
他曾作《满江红》词，下阕云：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但他没有实现这个愿望，就被奸佞杀害了。
据《宋史·岳飞传》：“兀术遇桧书曰：‘汝朝夕以和请，而岳飞方为河北图，必杀飞始可和。’桧亦以飞不死，终梗和议，己必及祸，故力谋杀之。”这样，岳飞虽死于秦栓的屠刀之下，其实也是金兀术借刀杀人，死于外族威逼朝廷之时。
唐臣徐有功不畏权贵，公正执法，但自己也多次因执法而被人诬陷入狱。他曾比喻自己为山林中的走鹿，不免有一天“命系庖厨”，成为俎上之肉。毛泽东则认为，徐有功“此言不当”。因为人固有一死，只要是“以身殉志”，虽死犹荣。岳飞便是榜样。
朱熹是个大学者，学问渊博
品读原文毛泽东对朱熹，一方面指出他的虚伪，说他责打被压迫的妓女，给妓女加上伤风败俗的罪名，而自己却又纳妾；另一方面又指出朱熹的学问渊博，是个大学者，而且还颇有开通的地方。一方面指出骂曹操为“汉贼”的正统观念始自朱嘉的论著，另一方面又说朱熹的《紫阳纲目》是应该一读的著作。
———见芦荻《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光明日报》1993年12月20日。
品读精华解析毛泽东是精通唯物辩证法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他的观点和方法，深刻地贯注在他读史的过程中。无沦是批注圈画，还是畅谈小议，以至只言片语的评论，都体现出他的思想、观点和他灵活运用的辩证法。对于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他不给以简单的论断，而是谨慎地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具体地加以剖析。譬如，对于宋代的道学家，他既深刻地指出了道学维护没落的封建统治的本质，又没有把情况复杂的道家简单化。据曾帮助毛泽东整理书籍的芦荻介绍，毛泽东对朱熹的评价就是一分为二（见前面的文字），充满辩证法的。他还让芦荻读朱熹的书，并说，这是很有用的。
毛泽东曾说他“过去读过孔夫子的书，读了四书、五经，读了六年”。
他所谓“六年”是指私塾读书时期。后来他在第一师范读书时，四书五经这类古籍仍属案头之书。朱熹曾编注过一本《四书集注》很有影响，毛泽东对朱熹的这部书应该是早就读过并很熟悉的。不仅如此，他对朱熹注四书还有过很精彩的评论。如1939年2月他在致张闻天的信中，认为朱熹注释《中庸》时将其中“执其两端用其中”之“两端”释为“谓众论不同之极致”，“这个注解大体是对的”，但又指出，“‘两端’不应单训为‘众论不同之极致’，而应说明即是指的‘过’与‘不及’。”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文中的一段讲道：“宋朝的哲学家朱熹，写了许多书说了许多话，大家都忘记了，但有一句话还没有忘记：‘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即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道，还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身。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全面地评价一个人物，观地看到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批判地继承人类的精神遗产，剔除糟粕，保留精华，这是毛泽东分析朱熹给人们的启示。
范仲淹的词既苍凉又优美
品读原文词有婉约、豪放两派，各有兴会，应当兼读。读婉约派久了，厌倦了，要改读豪放派。豪放派读久了，又厌倦了，应当改读婉约派。我的兴趣偏于豪放，不废婉约。婉约派中有许多意境苍凉而又优美的词。范仲淹的上两首（指《苏慕遮·碧云天》和另一首《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引者注），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可算中间派吧；但基本上仍属婉约，既苍凉又优美，使人不厌读。婉约派中的一味儿女情长。豪放派中的一味铜琶铁板，读久了，都令人厌倦的。人的心情是复杂的，有所偏但仍是复杂的。所谓复杂，就是对立统一。人的心情，经常有对立的成分，不是单一的，是可以分析的。词的婉约、豪放两派，在一个人读起来，有时喜欢前者。有时喜欢后者，就是一例。睡不着，哼范词，写了这些。江青看后，给李讷看一看。
———摘自毛泽东1957年8月1日对范冲淹两首词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畈社1993年11月版，第27耀28页）。
品读精华解析范仲淹虽不以词知名，但《苏幕遮·碧云天》和《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确是范仲淹流传下来的五六首词中的精品，也是毛泽东喜欢书写评论的两首。
《苏幕遮》上部分写秋色，下部分写乡愁，给人以优雅、清新的感觉，很有韵味。《渔家傲》以范仲淹任陕西经略副使，负责沿边军事行政，抑制西夏侵略为生活基础，上承唐代边塞人的风格，通过描写边塞凄凉的景色，表达边防将士忧国忧民的真挚情感。胸襟开阔，风格明健。毛泽东对这两首词的批语“既苍凉又优美”非常贴切，并借此引发出关于婉约与豪放两派的评论。认为自己的兴趣在于“偏于豪放，不废婉约”。而范仲淹的这两首词即介于豪放与婉约两派之间，属“中间派”，所以毛泽东对它们百读不厌。
自晚唐五代以后，在词的创作方面，逐步分成两大派别。以北宋柳永、李清照为代表的婉约派，其风格绮靡婉约，情意绵绵，人们习惯用它来写艳情；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的豪放派，其风格豪迈宏伟，气势奔放。从毛泽东对范仲淹两首词的批语中，可以看出他对宋词非常喜爱，并对其风格及作者也非常熟悉。毛泽东圈画过岳飞、张元干、张孝祥、苏轼、秦少游、李清照等许多著名词人的作品，但他圈画得最多的是辛弃疾的词，约98首。
毛泽东是豪放诗人，但也不乏婉约情调。他的大部分诗词都是慷慨激昂，豪迈壮观的，但也有几首婉约情调的千古绝唱。如1923年填的那首《贺新郎》，那今朝霜重、半天残月、凄清如许的景色描绘，那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的情态勾勒，那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的内心感受，深切地表达了毛泽东和杨开慧之间缱绻缠绵的柔情蜜意，透射出毛泽东作为一代伟人不常显露的内在情感。
陆游是了不起的大诗人
品读原文这是陆游写的一首词：《钗头凤·红酥手》。他是南宋一位了不起的大诗人，年轻时就立志“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他的表妹叫唐婉，也是一位有才华重感情的妇女。他们的爱情悲剧在《齐东野语》里有记载。
———转引自邓振宇等编：《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人物精选》，时事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577页。
品读原文革命尚未全成，同志仍需努力。港台一带，餮蚊尚多西方世界，餮蚊成阵。安得起世界各民族千百万愚公，用他们自己的移山办法，把蚊阵一扫而空，岂不伟哉！试仿陆放翁曰：人类今闻上太空，但悲不见五洲同。愚公尽扫餮蚊日，公祭无忘告马翁。
———摘自毛泽东1958年12月21日在文物出版社刻印的大字本《毛泽东诗词十九首》书眉上写的说明。
品读精华解析陆游是毛泽东比较喜欢的一个诗人。他的最为人们熟悉的七绝《示儿》一诗，毛泽东曾加以改写，表达同陆游一样的胸怀和感情，也显示出毛泽东对陆游诗的熟悉与喜爱。
据介绍，毛泽东曾同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读书的邵华谈起宋代诗人诗作毛泽东问邵华最喜欢谁的作品，她说是陆游。毛泽东问为什么，她说陆游的作品，充满热血沸腾的爱国主义激情，具有雄浑豪放的战斗风格，常常表现出“一自报国有万死”（陆游《夜泊水树》）的牺牲精神。毛泽东又问她最喜欢陆游的哪几首诗词，并让她背诵，毛泽东还乘兴写下了陆游的《夜游宫·记梦寄师伯浑》。诗中忧患、沉雄、悲愤的情绪，典型地表现了南宋爱国主义诗词作品的风格，它很自然地唤起了毛泽东的共鸣。
毛泽东于1961年12月作《卜算子·咏梅》时，即在短序中写道：“读陆游咏梅词，反其意而用之。”原来，陆游在写《咏梅》一词时，因晚年不为所用而心境不好，故词也写得凄凉抑郁：“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因时代与心境的不同，毛泽东改写道“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他不同意陆游的消极，但仍借用其词的原调原韵，可见他对陆游词是相当喜欢的。
王安石因考虑欠缺变法没有成功
品读原文……王安石，欲行其意而托于古，注《周礼》，作《字说》，其文章亦傲睨汉唐，如此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
———摘自毛泽东1915年9月6日致萧子升信（见《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21耀22页）。
品读精华解析王安石两度为相，主持变法，一度使北宋神宗年间的政治出现生机。终因反对派的攻击、宋神宗的动摇等原因，遭致失败。在青年毛泽东（时年21岁）看来，王安石有“专门之学”，其变法“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周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毛泽东并非不赞成王安石的变法，而是认为他对社会现实缺乏全面了解，对决策者和上层人士的心理状态未能清楚把握，对改革涉及的阶层缺乏全面了解，未能采取恰当的措施调节、安抚他们，致使他们共同反对变法，导致了变法的失败。
毛泽东通过评价王安石的变法，强调了“通识”的重要，强调了改革要从实际情况出发，作全面的考虑。
运用之妙，在于存乎一心
品读原文古人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个“妙”，我们叫做灵活性，这是聪明的指挥员的出产品。灵活不是妄动，妄动是应该拒绝的。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而釆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运用之妙”。
———《论持久战》（一九八三年五月）（《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494页）。
品读精华解析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之所以能在国内外引起重大反响，其原因就在于这是一部运用唯物辩证法著就的具有重大参考价值的军事著作。其中，在论述抗日战争的战术问题时，毛泽东摘用了不少中国传统军事著作和兵家言论，这句“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就是鲜明的一例。
在正确分析中日两国的国情后，毛泽东总结出“中国的抗日战争将是一场持久战、最终的胜利将属于中国”的结论。接着，他提出了持久战的正确的作战方针：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和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而这个方针实行起来，离不了主动性、灵活性和计划性。
关于灵活性的问题，毛泽东指出，灵活性“就是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作战中的东西，就是灵活地使用兵力”。他进一步解释说：“灵活地使用兵力这件事，是战争指挥的中心任务，也是最不容易做好的。战争的事业，除了组织和教育军队，组织和教育人民等项之外，就是使用军队于战斗，而一切都是为了战斗的胜利。组织军队等固然困难，但使用军队则更加困难，特别是在以弱敌强的情况之中。做这件事需要极大的主观能力，需要克服战争特性中的纷乱、黑暗和不确定性，而从其中找出条理、光明和确定性来，方能实现指挥上的灵活性。”
基于对战争形势的分析，毛泽东认为，在抗日战争战场的外线，应该实行速决的进攻战。执行这个方针，有兵力的分散和集中、分进和合击、攻击和防御、突击和钳制、包围和迂回、前进和后退种种的战术或方法是比较容易的。问题的难点在于灵活地使用和变换这些战术。毛泽东强调：灵活地运用这些战术要把握好时机、地点和部队三个关节，忽略了任何一方都不能取胜。因此，正确把握灵活性的作战方法是：在正确把握时机、地点和部队三个条件的前提下，不但使用战术，还须变换战术。攻击变为防御，防御变为攻击，前进变为后退，后退变为前进，钳制队变为突击队，突击队变为钳制队，以及包围迂回等之互相变换，依据敌我部队、敌我地形的情况，及时地恰当地给以变换。
在这个问题的最后，毛泽东摘用《宋史·岳飞传》中“运用之道，存乎一心”对战术运用过程中的灵活性作了具体阐释：这个“妙”，我们叫做灵活性，这是聪明的指挥员的出产品。灵活不是妄动，妄动是应该拒绝的。灵活，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地势等项）而釆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是所谓“运用之妙”。在本段中，毛泽东对“存乎一心”没有作专门论述，但联系上一节关于对主动性的论述，可以看出：毛泽东所强调的“存乎一心”即是要充分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的问题。
正如他所说的：“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人类在战争中强烈地表现出这样的特点。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需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联系起来看，毛泽东摘用“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既非常精准地说明了灵活性在战略战术上中的运用，又为这句话赋予了更多的内涵，提出了自己的用兵谋略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