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五代史》，是唐代设馆修史以后唯一的私修正史。由北宋大文学家欧阳修所撰，依据的史料大多来自五代实录。修撰时距旧史的成书已经有60多年之久，在这个时间段又新出现了许多资料，所以《新五代史》要比《旧五代史》内容丰富得多。因此毛泽东在读《新五代史》，批注的内容也较多，其中最注重总结当时残酷的战争为后人留下的正面或反面的军事经验和教训。
王彦章忠贞不降被杀
品读原文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毛泽东读《新五代史·王彦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70页）。
品读精华解析梁人王彦章为人忠烈，注重气节，经常以“豹死留皮，人死留名”的俚语来勉励自己。梁末帝乾化五年（915年）七月，唐军趁王彦章不在澶州（治今河南濮阳）之机，夜袭澶州，俘虏了王彦章的妻子和儿女。李存勖将王彦章的妻子和儿女带到晋阳（今山西太原），以其为筹码，派使者到王彦章的军营中，想要招降王彦章。王彦章大怒，杀掉了后唐使者，以断绝李存勖劝降的念头。几年后，李存勖见招降无望，便杀掉了王彦章的妻子和儿女。
梁末帝贞明四年（918年）十月，唐军进攻兖州，王彦章因受到后梁权臣赵岩、监军张汉杰等人的排挤和陷害，所属精兵被抽调一空，麾下仅有新招募的京师保銮军五百余骑，因而无法抵御唐军的进攻，只好退保中都（今山东汶上）。唐军攻破中都后，王彦章仍率牙兵百余骑死战。最后，因身负重伤而被俘。
唐庄宗很看重王彦章的骁勇，想让王彦章回心转意，为自己效力，自己劝说无效后，便派人去劝说王彦章投降。王彦章让这人去转告唐庄宗，说：“臣下我与陛下血战十余年，今兵败为穷，此时不死，更待何时？而且臣下我已受梁恩，只能以死相报；哪有朝事梁而暮事唐的道理呢？如果臣下我这样做了，那还有什么脸面去见天下的人呢！”
唐庄宗仍不死心，又派自己的养子李嗣源去劝降王彦章。李嗣源是唐军中以勇猛而闻名的战将，而王彦章却历来看不起他。当李嗣源来见王彦章的时候，壬彦章尽管因伤势严重而不能起身，但仍强打起精神，大声喝道“你是否就是邈佶烈？我哪是贪生怕死的人！”邈佶烈是李嗣源的沙陀小名李嗣源见王彦章轻蔑地直呼自己的小名，不由大怒。
不久，唐庄宗采用康延孝的建议，挥师直捣后梁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唐军出发时，唐庄宗特意让人抬着王彦章随军前进。唐庄宗派宦官去向王彦章讲明了此次进军的目的，并问王彦章：“我这次行动能成功吗？”
当时，后梁权臣段凝手中虽握有六万精兵，但并非唐军的对手。王彦章心里虽然清楚这个事实，但他却不愿看到后梁被唐军攻灭，于是说：“段凝有精兵六万。他作为主将，尽管没有什么能耐，但他也不会马上就倒戈的。因此，你们的这次行动很难成功。”
唐庄宗听了很不高兴，知道王彦章绝对不会为自己效力，于是便下令杀了王彦章。
毛泽东一贯反对屠杀俘虏，主张优待俘虏。因此，当他阅读《新五代史·王彦章传》时，便很有感触地在一旁批注道：“杀降不可，杀俘尤不可。”
毛泽东读史，素来对中国历史上处理战俘的问题颇为重视。如他在《三国志》卷六《魏书·刘表传》上批注道：“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对曹操不杀俘虏作了由衷的肯定。在读《三国志》卷六十《吴书·吕岱传》时他也批注有：“杀降不武。”读《北史·王建传》，他又批注道：“王建庸人不知政治。”毛泽东对《北史·王建传》的批注，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待战俘问题，因而显得凝练而深刻。
兵书少读不是坏事
品读原文兵书多坏事，少读为佳。
———毛泽东读《新五代史·刘鄩传》的批语品读原文（兵书）略通可以，多则有害无益。
———毛泽东读《新五代史·刘仁赡传》的批语。
品读精华解析刘鄩（857耀921年），密州安丘（今山东安丘）人，“素好兵书，有机略”。刘鄩原为平卢节度使王师范的大将，兵败后投降了朱温。朱温对刘鄩十分看重，先后任命他为左龙武统军、永平军节度使等。
梁末帝即位后，仍将刘鄙视为军事支柱，让他担任主将，指挥梁军与后唐抗衡。
后梁末帝乾化五年（915年），梁末帝为了削弱魏博镇的力量，将其分为相、魏二镇，结果激起魏博将士反叛，投入了李存勖的怀抱。李存勖得到魏博，便基本控制了河北地区。之后，李存勖迅速带兵南下，进驻魏州（今河北大名）。这时，刘郡正屯驻在魏县（今河北魏县）。他估计唐军主力已经跟随李存勖南下，晋阳必定空虚，于是便捆扎了许多插着旗帜的草人，将其绑在驴背上，让驴驮着它们在魏县城头上转圈，而自己则亲率梁军主力直奔太原。唐军被刘鄩的草人瞒过，一时竟不敢有所动作。但刘鄩进至乐平（今山西昔阳）时，却遭遇了大雨，因道路泥泞，无法进军，只好返回。刘郡见唐军兵锋正盛，便在莘县（今山东莘县）深沟壁垒，积蓄粮食，固守不战，打算与唐军长期相持。梁末帝不懂军事，三番五次地催促刘鄩出兵，与唐军决战。李存勖对刘鄩的为人以及梁末帝数次逼迫刘鄩出战的情况都了如指掌。他对部将们说：“刘鄩学《六韬》，喜以机变用兵。本欲示弱以袭我，今其见迫，必求速战。”于是扬言要回太原，让符存审留守魏州，自己率唐军主力佯作西去，暗中却将部队开到贝州（今河北清河）潜伏下来。刘鄩果然上当，出兵万人猛攻魏州东城。李存勖指挥唐军迅速南下，攻击刘鄩，重创梁军，将梁军全部逐出了河北地区。
刘仁赡（899耀957年），字守惠，彭城（今江苏徐州）人。他“轻财重士，法令严肃，少略通兵书”，是南唐的著名将领，深受南唐中主李璟的信任，曾先后任左监门卫将军、黄州刺史、武昌军节度使等职。
后周世宗柴荣即位后，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使后周的国力大为加强。在此基础上，周世宗为统一中国，便开始了南征北伐。
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年）冬，周军从寿州以西的正阳渡过淮河，立即向寿州发起了猛攻。但周军的进攻却遭到了刘仁赡所部的顽强抵抗，寿州攻防战进行得异常激烈。周世宗见寿州难以攻克，便留下李重进和张永德两军，对寿州进行长期围困，而自己则率领周军主力对寿州以外的江北各州发起攻击。
李璟派遣齐王李景达率军救援寿州，而这时李重进和张永德两军却因相互怀疑而不能协同作战。刘仁赡向李景达建议乘机出兵进攻，以击败周军但李景达却不答应。刘仁赡十分气愤，从此病倒在床。
显德四年（957年）正月，周世宗再次率军来到寿州，首先击败了驻扎在寿州城外的李景达所部。南唐中主李璟闻风丧胆，也打算向周世宗奉表称臣、割地求和。而刘仁赡却不顾一切，顽强坚守，屡屡挫败周军的进攻。刘仁赡的儿子刘崇谏与诸将商议，打算开门投降。刘仁赡知道后，立即下令将儿子斩首示众，监军周廷构哭着为刘崇谏求情，但刘仁赡却义无反顾，杀了刘崇谏。将土们深受感动，都发誓死守寿州。
三月，刘仁赡的副使孙羽趁刘仁赡病得不省人事，开门投降。周世宗派人将刘仁赡抬到自己的大帐前，望着刘仁赡，感叹良久，赐给刘仁赡玉带御马，又让人将刘仁赡抬回城中养病。当晚，刘仁赡因病重而去世。
毛泽东历来反对死读兵书，而注重临机制敌。1961年3月23日，他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曾讲过自己过去打仗的体会：“那时打仗，形势那么紧张，谁还管得什么孙子兵法，什么战斗条令，统统都忘记了的。打仗的时候要估计敌我形势，很快作出决策，哪个还去记那些书呢？”1962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的次谈话中也说到了类似的问题：“我们的元帅将军，没有几个大学毕业的。我本来也没有读过军事书，读过《左传》《资治通鉴》，还有《三国演义》。这些书上都讲过打仗，可打起仗来，一点印象也没有了。我们打仗，一本书也不带，只是分析敌我斗争形势，分析具体情况。”
因此，毛泽东读到《新五代史·刘鄩传》，对“素好兵书，有机略”的梁将刘鄩极为鄙夷，于是在这里批注道：“兵书多坏事，少读为佳。”
毛泽东在阅读《新五代史·刘仁赡传》后，批注道：“（兵书）略通可以，多则有害无益。”这一方面说明，毛泽东对“少略通兵书”的刘仁赡的英雄行为是十分赞赏的，
这些批注，集中表示了他对读兵书的看法：即兵书读得太多，是无益有害，对带兵的人来说，少读为佳，略通即可。其直观依据是，刘郧精通《六韬》，仍然打了败仗，刘仁赡只略通兵书，也不失为好的将领。从根本上说，毛泽东这个观点，并非读史的偶感，而是他从自己的作战经验，从现代革命战争的历史中引申出来的看法。建国后，毛泽东谈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时，经常说，红军、八路军、人民解放军的将领，绝大多数没有上过什么学校，没读过多少深奥的兵书，但仍然是经常打胜仗。
学会游泳十分重要
品读原文此人能泳。
此人必略知水性。
———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67耀273页。
品读原文水军应学游泳。
要学游泳。
———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347页。
品读精华解析毛泽东在阅读文史古籍时，对于其中有关游泳的记载，给予了较多注意。
《旧五代史·雷满传》载：“雷满，武陵洞蛮也。……又尝于府署浚一深潭，构大亭于其上。每邻道使车经由，必召筵于中，且言：‘此水府也，中有蛟龙，奇怪万态，惟余能游焉。’或酒酣对，即取筵中宝器乱掷于潭中。因自褫其衣，裸露其文身，遽跃入水底，遍取所掷宝器，戏弄于水面久之方出，复整衣就座，其诡诞如此。”毛泽东读至此，批道：“此人习水是好事。”
《新五代史·雷满传》与《旧五代史·雷满传》关于此事的记载基本相同只是文字略有出入。对此，毛泽东也做了批语：“此人能泳。”
类似的批语还有一些。如《新五代史·华温琪传》记载，华温琪早年曾参加黄巢农民起义军，起义军攻陷长安后，为供奉官都知。黄巢起义失败后，他逃往滑州。由于状貌魁伟，华温琪担心自己无法藏身，“乃投白马河，流数十里不死，河上人援而出之”。对此，毛泽东批道：“此人必略知水性。”
再如，《旧五代史·李袭吉传》载，李袭吉有一次随李克用出征，返回太原时，在一处叫夏阳渡的地方过浮桥，“笮断航破，武皇（后唐李克用）仅免，袭吉坠河，得大冰承足，沿流七八里，还岸而止，救之获免”。读到这里，毛泽东批道：“不学游水，此人几死。”
以上这些批语，除了说明毛泽东对游泳有着浓厚的兴趣和丰富的经验外，应当说并不含有什么重要思想。至少，从这些批语本身看，我们尚看不出有其他方面的内容。但是，毛泽东读《湘军志》六《水师篇》时作的批语，就有所不同了。
《湘军志》为清末民初人王闺运所著。王闺运，初名开运，字壬秋，又字王甫，号湘绮，湖南湘潭人。太平天国时期，王闺运曾入曾国藩湘军幕府，了解当时战争情况。他在《湘军志》六《水师篇》中，记载了咸丰五年（1855）石达开率领的太平军同曾国藩的湘军在九江、湖口进行的一场激战其中写道：“湘军水师名天下。……言船炮者，莫能及湖南焉，然太锋锐深入要利，卒以至败。寇距九江城，于湖口梅家洲作坚屯二，与城相鼎峙北屯小池，拒陆军。辛酉，李孟群等攻城，城北洲垒大，设炮，旁维大舟小艇环卫之。孟群先攻其大舟，战不利，苏胜、郑沐中炮死，李金梁船沉溺于江。寇既见官军水战法，亦并力于水战，多造小艇，依大舟以出。……十二月辛丑，彭玉麟等攻湖口寇筏，破之，士死伤相积，寇亦殊死斗，其筏上作木楼，凭楼发炮，楼倾，或飞投江中，泅而走，其坚悍若此。”《湘军志》还提到，在这次激战中，有的湘军将领“溺于江”，有的太平军将士在危急时“泅而走”。大概是这些文字触发了毛泽东的某种感慨，因此他批道：“水军应学游泳。”、“要学游泳。”
毛泽东在这里谈游泳，是强调“水军”学会游泳是很重要的。毛泽东的其他一些谈话，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例如，1964年6月中旬，他检阅北京军区、南京军区的比武汇报表演时说：“部队是不是可以大规模的游泳训练？游泳训练夏天完全可以搞。部队要学游泳。单靠游泳池不行，要学会在江海里游。不经过大风大浪不行。”半个月后，他听取周恩来等汇报工作，又谈到这件事，说：“部队要学游泳，所有部队都要学会。学游泳有个规律，摸着了规律就容易学会。整营、整团要学会全副武装泅渡。”
毛泽东学游泳，大约始于1925年。他在批注自己当时作的《沁园春·长沙》时说：“那时初学，盛夏水涨，几死者数，一群人终于坚持，直到隆冬，犹在江中。当时有一篇诗，都忘记了，只记得两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此后一生，毛泽东都酷爱游泳。1956年，毛泽东到武汉视察工作，三次横渡长江，并写下了《水凋歌头·游泳》一词。1966年，毛泽东已是73岁高龄，仍然在长江中畅游了一小时零五分钟，游程30华里。
这最后一次，在“文化大革命”中被作为毛泽东的大无畏精神和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中要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的象征，在全国进行了广泛宣传，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今天，这一切都已成为历史，而毛泽东留下的与游泳有关的诗句，如：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沁园春·长沙》）“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水调歌头·游泳》）则仍在广为流传。透过这些诗句，我们仍可感受到毛泽东的自信和气概。
后唐灭亡是必然的结局
品读原文不徙石敬瑭，没有薛文遇，照样亡国，不过时间先后耳。
———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95页品读精华解析936年，后唐末帝李从珂下令：徙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为天平节度使（治所在郓州，今山东东平县西北）。石敬塘拒绝凋任，勾结契丹，举兵反叛，进军洛阳。唐末帝率全家老幼登楼自焚，后唐灭亡。
关于后唐的灭亡，欧阳修的《为君难论》讲，后唐末帝担心石敬瑭坐镇太原，“地近契丹，恃兵跋扈”，就想把他调至东面的郓州，“举朝之士皆谏以为未可”，只有枢密直学士薛文遇表示赞成。结果，不久石敬瑭“反书至”，“君臣相顾”，不知如何是好。欧阳修本意，是要说这样一个道理“前世为人君者，力拒群议，专信一人，而不能早悟以及于祸败者多矣。”毛泽东读至此，写了如下批语：“不徙石敬瑭，没有薛文遇，照样亡国，不过时间先后耳。”
显然，毛泽东不赞同欧阳修的看法，因为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唐末帝专信薛文遇，徙调石敬塘，固然直接导致了石敬瑭的反叛，这可视为后唐灭亡的一根导火索，但后唐灭亡的更深刻原因，在于当时存在的各种矛盾只要这些矛盾得不到解决，后唐的灭亡就是迟早的事。同这些矛盾相比，唐末帝专信薛文遇，徙任石敬瑭，都是次要的。
毛泽东批语斩钉截铁，是由于他对这一时期的历史特别是后唐的内部矛盾作了全面、深入研究。理由是：第一，毛泽东曾认真读过新、旧《五代史》和《资治通鉴》，对五代十国的历史十分熟悉；第二，后唐末年存在的诸多矛盾，决定了这个政权在五代十国的大背景中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下面对此作点简单的分析和介绍。
在中国历史上，五代十国可以称得上是最黑暗、最悲惨的时期之一。剧烈的社会动荡，连年的战争，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给人民带来的苦难极为深重，百姓连能否生存都成了问题。在这一点上，后唐的情况与这一时期其他小王朝的情况没有什么两样。其中细节此处暂不多讲，但必须指出一点，即：一个政权，如果连人民的生存这一最起码的要求都保障不了，那么无论采用什么统治方法，都是不可能长久的。
这一时期的政治是一种赤裸裸的强权政治。封建纲常、伦理丧失殆尽，对政治活动具有约束力的其他因素也大都不起作用了。决定权力、地位的唯一因素是武力，谁掌握了军队，谁就称王称帝；谁失去了军队，谁就被废被杀。统治者如同发了狂一样，今天你杀他，明天我杀你，即使是父子兄弟，杀起来也丝毫不留情面，并且毫无顾忌。皇帝如同走马灯一样频繁更换，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处于这一背景下的后唐，权力自然也免不了被拥有军权的将领所劫夺和随之而来的又一次改朝换代。唐末帝李从珂的皇位，当初就是劫夺来的。他可以夺，别人自然也可以夺，而石敬瑭恰恰又是一个野心家，握有军权，具备一切篡夺条件，早就准备反叛。五代十国时期的官吏，对于靠武力劫夺权力、地位的做法，司空见惯，习以为常。
这些官吏对于改朝换代，对于一个皇帝取代另一个皇帝，表现出了历史上少有的麻木。很少有人像其他历史时期的正直官吏那样，为一个王朝尽忠尽节。相反，历仕数朝而保住身家地位（如冯道）的官吏比比皆是。后唐末年的情况正是这样。很多官吏都知道石敬瑭对后唐是一个致命威胁，但他们并不急于对此采取措施。对他们而言，谁当皇帝都一样，个人利益才是最重要的。于是，后唐末帝名为一国之君，实际上却处于极度孤立的状态，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一个政权，众叛亲离到了如此程度，不亡何待？
五代十国大分裂，与少数民族有密切关系。北方相继出现的五个政权，除后梁外，都与沙陀人有关。因此，当时的统治者对于向契丹称臣、称儿皇帝，并没有后人看得那样严重。而契丹政权恰恰又是影响中原王朝稳定、甚至存在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由此可见，危机四伏的后唐不亡于石敬瑭，也会亡于其他人之乎，“不过时间先后耳”。
石敬瑭、桑维翰合谋卖国
品读原文如不力言，则下第单子耳。
———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57耀262页品读原文注意此等事。
———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67耀273页品读精华解析936年，石敬瑭灭后唐称帝，都于汴，国号晋，史称后晋。
五代十国时期，乱世枭雄层出不穷，称帝称王者比比皆是。从这一角度讲，石敬瑭称帝不过是在众多的称帝者中又增加了一个，本不值得特别注意。但是，石敬瑭的称帝又与其他人的称帝有所不同，他为了得到契丹人的支持，不惜向契丹称臣当儿皇帝，割让大片领土。石敬瑭这样做，使北方大片土地长期处于异族统治之下，为后世投降卖国者开了先例。后世人对此事的印象极为深刻。
石敬瑭向契丹人许下的条件是：向契丹称臣，拜契丹主为父，割让幽州之地及雁门关以北诸州，另加岁贡帛30万匹。这样的条件，连赞同他反叛后唐的刘知远都觉得有些过分。刘知远说：“称臣可矣，以父事之太过，厚以金帛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许以土田，恐异日大为中国之患，悔之无及。”但石敬瑭一心想做皇帝，不听刘知远劝告，将幽蓟十六州（后又称燕云十六州），即今山西雁门关以北、河北北部、京津一带全部割让给了契丹这是人们很熟悉的。
然而石敬瑭卖国，帮其策划、执行的桑维翰，人们不一定都熟知。桑维翰是后唐同光年间（923耀926年）进士。石敬瑭反叛时，桑维翰在其手下任掌书记，“首预其谋”。石敬瑭向契丹人割地求救的表文，就是桑维翰起草的。后来，由于另一个卖国者赵德钧的竞争，石敬瑭害怕契丹人转而支持赵德钧，派桑维翰见契丹主，桑维翰“跪于帐前，自旦之暮，涕泣争之”，终于使得契丹主下了支持石敬瑭的决心。后来，后晋的一些将领提出讨伐契丹，桑维翰又力劝石敬瑭不可。
石敬瑭与桑维翰这两个卖国贼，对契丹奴颜婢膝，无耻至极。石敬瑭靠契丹得帝位，奉事辽主（937年，契丹改国号为辽），极为恭敬，上表称辽主为“父皇帝”，除岁贡帛30万以外，加送辽主及述律太后以至辽相韩延徽、枢密使赵延寿等人大批贿赂。有时，辽方感到不如意，派人来责备，他总卑词谢罪，请求原谅。桑维翰也一再强调“契丹之功”，提醒石敬瑭“不可负之”。但是，石敬瑭的部属中，不愿降辽者仍占多数。对石敬瑭的做法，“朝野咸以为耻”。比如，成德节度使安重荣就指斥石敬瑭“父事契丹，竭中国以媚无厌之虏”。941年，游牧在雁门以北的吐谷浑部，不愿降附辽国，酋长白承福率众逃回河东，河东节度使刘知远使亲将郭威劝说白承福归附于河东镇。次年，辽主使人来问吐谷浑的罪名。石敬瑭既不敢得罪刘知远，更不敢得罪“父皇帝”，无路可走，忧郁成病，不久死去，结束了可耻的一生。
桑维翰则在后晋末年，被另一个卖国者杀死。
毛泽东读《旧五代史》卷八十九《桑维翰传》，注意到其中的一个注。
这个注的大概内容是，桑维翰应试前，其父引他去见齐王张全义，张全义“力言于当时儒臣，由是擢上第”。对此，毛泽东批道：“如不力言，则下第单子耳。”从这条批语中，可看到毛泽东对桑维翰其人的不屑与蔑视。
最后补充说明一点，后晋时期的卖国投降者不只石敬塘、桑维翰两人。
除这两人之外，较为有名的卖国投降者还有赵德钧、赵延寿父子，以及杜威、张彦泽等人。这些人投靠辽国，目的是在辽的羽翼下当皇帝。辽国则利用这一点，声称让他们做皇帝，鼓励他们做辽的鹰犬，在对后晋作战中充当前锋。辽国的这一策略，在分化后晋上层人物上收到了明显效果，因此，这一时期出现的卖国投降者特别多。
毛泽东读《新五代史》卷七十二《四夷附录》，针对辽国曾答应灭后晋后立赵延寿为皇帝一事，批道：“注意此等事。”外部势力干涉中国政治事务最常见的手法，就是扶持汉奸，在内部进行捣乱。“此等事”历来都有自然值得注意。
书法不明，是为掩人耳目
品读原文此等书法，不经说明，谁能知之？
———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67耀273页品读精华解析石敬瑭临死前，让儿子石重睿拜见冯道，又让宦官将石重睿抱到冯道怀中，其意是让冯道辅佐石重睿继位。石敬瑭死后，冯道并未按石敬瑭的意愿去做。冯道与天平节度使、侍卫马步都虞侯景延广商议，“以国家多难，宜立长君”，改立石敬瑭之兄石敬儒的儿子石重贵做了皇帝。是为晋出帝。
《新五代史》卷八载，天福三年（938年）“十二月丙子，封子重贵为郑王”。卷九载，天福八年（943年）五月“追封皇伯敬儒为宋王”。不熟悉这一段历史的人，仅凭这两条记载，很难看出晋出帝与石敬儒之间的真实关系，很可能会得出晋出帝石重贵是石敬瑭儿子的印象。
那么，《新五代史》为什么要这样记呢？对此，欧阳修本人在《新五代史》卷九的最后做了一个说明，译成现代汉语，主要意思为：按照礼的规定，可以视兄弟的儿子为自己的儿子，但如果自己有亲生儿子，兄弟的儿子便不能为继承人。石敬儒其实是晋出帝的父亲，为什么写成‘皇伯’呢？因为石敬瑭有亲生儿子，石重贵继承皇位名不正言不不顺，后晋的大臣立石重贵做了皇帝，违反了礼的规定，因此讳言晋出帝的父亲是谁，以此欺骗天下人，让世人觉得晋出帝好像真是石敬瑭的儿子似的。如果石敬瑭没有亲生儿子的话，石重贵以侄子身份继承帝位，就不用这样遮掩。写“追封皇伯敬儒为宋王”的用意，就是让世人看到晋出帝不是正统的继承人。
毛泽东读《新五代史》，对于欧阳修的这段说明性文字，旁批道：“此等书法，不经说明，谁能知之？”由于史书编写者的“春秋笔法”，把本来并不复杂的事情弄得教人难以理解。在中国古代史籍中，类似的情形还有不少。幸亏欧阳修还特意加了一段说明，我们才了解到真相，否则，“不经说明，谁能知之？”
后晋不敌辽投降
品读原文晋时事。
———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67耀273页。
品读原文事有如此之怪。
———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57耀262页。
品读精华解析石重贵即位后，任用景延广为相。景延广以反辽自任，经他坚持，晋出帝向辽主告丧时，自称孙而不称臣。辽主大怒，遣使来责。景延广说，晋有横磨大剑十万口，要战则来，它日打了败仗，贻笑天下，不要后悔。辽主更怒。赵延寿想代晋称帝，劝辽击晋。后晋的平卢节度使（驻青州，今山东益都）杨光远遣使密告辽主，说晋主负德背盟，境内大饥，公私困竭，乘此际攻之，一举可取。辽主集诸州兵合5万人，使赵延寿统率，对他说，如果得了中国，应当立你为帝。同时，辽主还经常指着赵延寿对后晋降人说，这是你们的主子。赵延寿信以为真，竭力为辽效劳。
944年，赵延寿率兵南下，前锋到了黎阳（今河南浚县），辽主屯兵元城（河北大名县），以为后盾。后晋军沿黄河设防，交战中辽兵屡败。辽主听从赵延寿建议，自率兵十余万，至澶州（今河南濮阳）城北列阵，想一战取胜。晋将高行周率前军与辽军战，互有胜败。辽主见晋军不弱，对左右说，杨光远说晋兵已饿死一半，为什么还这样多。晋、辽两军苦战至傍晚死伤都很重。入夜后，辽军后退30里，随后，辽兵分两路回国，一路经沧州、德州，一路经深州、冀州，沿路烧杀抢掠，方圆1000里内几乎什么也没剩下。
第二年，辽兵再次大举南侵。辽主进驻元氏（今河北元氏县）仍派赵延寿为先锋，晋军屯邢州（今河北邢台县）。当时桑维翰代景延广执政，他畏惧辽军，令诸军撤退，退到相州城（今河南安阳市）。后晋朝廷下令几路军队还屯澶、魏、邢等州。晋军数万在相州安阳水南岸列好阵势，将军皇甫遇、慕容彦超率数千骑去侦察，被辽兵数万围困，将军安审椅率骑兵往救辽军望见尘起，即解围退去。毛泽东读《新五代史》卷四十七《皇甫遇传》在这一段记载下写了提示性批语：“晋时事。”
辽军退去的当晚，晋将张从恩认为，辽军兵多，晋军兵少粮缺，不如退至黎阳仓，靠大河拒守。张从恩不待诸将议决，即引本部兵先行撤退只留下500人守安阳河桥。知州何彦伦与军校商议说，500疲惫之兵怎能守桥，便带500兵入守相州城。天亮后，赵延寿与辽将率兵数万前来攻城在安阳河北布阵。相州守军在城上摇旗呐喊，辽军不知城中虚实，只好退走。
相州被围，辽军本来占有绝对优势，却莫名其妙撤走。这类难以理解之事，在此次辽兵入侵中屡有发生。如前述皇甫遇脱围的当晚，辽军中有传言说晋大军来了，辽主在邯郸听到这个消息，立即退走，两天走了300里。毛泽东读《旧五代史》卷八十三《晋少帝本纪》，注意到了晋、辽之间交战中出现的这种现象，批道：“事有如此之怪。”
946年，晋出帝任杜威为元帅，李守贞为副帅，率诸军击辽。结果，辽兵在恒州（今河北正定县）包围了杜威所部，杜威投降。接着，辽主引兵南下，长驱直入开封城。晋出帝上降表，晋亡。
冯道是“风俗之坏极”的代表
品读原文五代纲维横决，风俗之坏极矣，冯道其代表也。宋兴稍一振，然犹未也。
———见《毛泽东早期文稿》，第591耀592页。
品读精华解析毛泽东非常重视人的道德品质，在他执政期间，从来都极为重视思想道德建设。在评价历史人物的时候，也是这样。他曾经说过：“五代纲维横决，风俗之坏极矣，冯道其代表也。宋兴稍一振，然犹未也。逮范文正出，砥砺廉节，民黎始守纲常戒于不轨。其至也，朱程礼义之士兴，天下风俗，骎骎比隆东汉焉。”
冯道的确是一位“长乐老”。中国人说“知足者常乐”，冯道是有官就长乐。中国人说“无官一身轻，有子万事足”，冯道是无官不能活，有官万事足。
冯道的一生，就是一部“做官学”，他本人就是一位官场常胜将军，是一部活的教材，他一生的意义也许就是教人怎样做官，用他一生的实践在向人们宣告着官场不倒的秘密：良心丧尽+善于投机。
毛泽东一生反对机会主义者。什么是机会主义呢？机会主义就是没有原则，没有理想，就是见风使舵，就是有奶便是娘。因而，从一定意义上说，机会主义者是最无耻的。例如，今天有些商人没有原则和理想，什么赚钱就做什么，结果好则树不起什么品牌，成不了什么气候，坏则一败涂地，甚至锒铛入狱，这就是商业上的机会主义者，冯道是政治上的机会主义者，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旧政。毛泽东一生坚持革命理想，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政，因此，他将冯道称为五代“风俗之坏极”的代表，也就可以理解了。
后唐灭梁胜在审机独断
品读原文已成摧枯之势，犹献退兵之谋，世局往往有如此者。此时审机独断，往往成功。
———（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309耀310页）品读精华解析《后唐灭梁》一节中，记述了五代时期后梁与后唐两个封建政权相互争斗，长期攻战，直至后唐灭掉后梁的历史过程。毛泽东认真阅读了这一节的内容之后，在“后唐灭梁”四个字的标题旁逐字加了旁圈，以示重视，并对书中记述的几次重大战役作了许多圈点和批注，加以评论。后梁末帝贞明四年（918年）年底，李存勖出兵进攻后梁。由于轻敌冒进，在一次战斗中，其部下大将周德威父子双双战死，梁军乘机四面蚁集并占据一座土山的制高点，晋军的形势十分严峻。
但是，李存勖不气馁，又重新聚集起溃兵散卒，大举反攻，再次夺回了这座土山。傍晚，梁军又发动进攻，“晋兵望之有惧色，诸将以为诸军未尽集，不若敛兵还营，诘朝复战”。毛泽东在这句话的旁边画了一串叉，显然是不同意这种态度。李存勖召集部下诸将商议对策时，天平节度使、东南面招讨使阎宝说：“王彦章骑兵已入濮阳，山下惟步卒，向晚皆有归志，我乘高趣下击之，破之必矣。今王深入敌境，偏师不利，若复引退，必为所乘诸军未集者闻梁再克，必不战自溃。凡决胜料敌，惟观情势，情势已得，断在不疑。王之成败，在此一战。若不决力取胜，纵收余众北归，河朔非王有也。”昭义节度使李嗣昭说：“贼无营垒，日晚思归，但以精骑扰之，使不得夕食，俟其引退，追击可破也。我若敛兵还营，彼归整众复来，胜负未可知也。”银枪大将李建及说：“贼大将已遁，王之骑军一无所失，今击此疲乏之众，如拉朽耳。王但登山，观臣为王破贼。”毛泽东对这三段引文逐字加了旁圈，表示认同三位将军的意见，并在天头上批注道：“此战必不可少。”李存勖采纳了这三个人的意见，并动情地说：“非公等言，吾几误计。”于是，李嗣昭、李建及“以骑兵大呼陷阵，诸军继之，梁兵大败”，“自相腾藉，弃甲山积，死亡者几三万人”。毛泽东对这几句引文也逐字加了旁圈，以表示很满意这一战役的结果。
后梁遭到后唐的不断打击之后，大势已去，然犹作垂死挣扎。后唐庄宗同光元年（923年），李存勖屯兵于朝城，准备与梁军展开决战。这时，梁军右先锋指挥使康延孝率领百余骑兵来降，李存勖礼贤下土，当即脱下自己的锦袍、玉带赠送给康延孝，并封他为南面招讨都指挥使、领博州刺史。然后向他询问有关后梁的军情。康延孝以实相告说：梁末帝既懦弱又糊涂，只宠信赵岩及张汉鼎、张汉杰兄弟，这些人便恃宠弄权，卖官鬻爵，胡作非为，民怨极大；而梁军主帅段凝又“智勇俱无”，“终必败亡”。为了报答知遇之恩，康延孝又出谋献策说：“臣窃观梁兵，聚则不少，分则不多。愿陛下养勇蓄力以待其分兵，帅精骑五千自郓州直抵大梁，擒其伪主，旬月之间，天下定矣。”李存勖听后很高兴，采纳了他的意见，依计夺取了郓州。毛泽东对康延孝的这番分析献策逐字加了旁圈，以示重视。
正当李存勖准备乘梁军势哀发动总攻的时候，由于李继韬举潞州投降后梁，后唐也就立即陷入内忧外扰的严峻形势：正面，梁军主帅段凝分兵数路前来争夺郓州；北边，契丹要在“草枯冰合”之时乘机进犯；唐军背后，李继韬配合后梁援军攻取了泽州，又分兵进攻晋阳和成德，断绝了唐军归路；而后唐境内又因连年的战乱破坏，军需粮草十分匮乏。因此，李存勖“深以为忧”，遂召集众将领商量对策。宣徽使李绍宏等人认为：“郓州城门之外，皆为寇境，孤远难守，有之不如无之，请以易卫州及黎阳于梁，与之约和，以河为境，休兵息民，俟财力稍集，更图后举。”毛泽东对这种畏缩妥协的主张，又一次逐字画了一串叉，并在天头上批注道：“已成摧枯之势，犹献退兵之谋，世局往往有如此者。此时审机独断，往往成功。”
李存勖听了李绍宏等人的妥协退兵之策，很不高兴地说：“如此，吾无葬地矣。”他让诸将散去，独自征求枢密使郭崇韬的意见。郭崇韬说：陛下不洗浴，不解盔，日征夜战十五年，方才登上帝位。老百姓都盼望国家太平，安居乐业。现在刚夺取郓州就守不住，陛下怎能安定中原呢？如果依照李绍宏的意见行事，恐怕将士都会“食尽众散”，虽划河为界，可谁为陛下守卫呢？我曾询问过康延孝，详细打听了后梁的实情。“段凝本非将材，不能临机决策，无足可畏。降者皆言大梁无兵，陛下若留兵守魏，固保杨刘自以精兵与郓州合势，长驱入汴，彼城中既空虚，必望风自溃。苟伪主授首，则请将自降矣”。毛泽东对郭崇韬这段分析献策逐字加了旁圈，表示赞同，并认为郭祟韬的意见与康延孝的计策基本一致，所以又在天头上批注道：“仍康延孝之意。”
郭崇韬的一番话，更坚定了李存勖进取的决心。于是，他先以优势兵力挫败了进攻郓州的梁军，“大喜，谓郭崇韬曰：郓州告捷，足壮吾气”。毛泽东对这句引文也逐字加了旁圈，以肯定李存勖其军事行动。接着，李存勖挥师直取汴梁，迫使梁末帝自杀，后梁灭亡。至此，李存勖因为在关键时刻能够“审机独断”，所以终于灭梁“成功”。毛泽东对这次后唐灭梁的决定性战役，进行了高度的概括，他在批注中评论说：康延孝之谋，李存勖之断郭崇韬之助，此三人者可谓识时务之俊杰。
李存勖有超凡出众的军事才能，关键时刻能够“审机独断”，一举而灭梁，堪称五代时期一位杰出的军事家。因此，毛泽东对于李存勖的事迹，也有多处圈点和批注。当李存勖的父亲李克用惨败于朱全忠之后，李克用很担心后梁的威胁，李存勖“慰以尊养待时，勿轻沮丧”，还说“夫为天下者不顾小怨”。对此，明末史学家张溥便在篇末史论中评价说：“晋王志气远大。”李存勖登上帝位后，立即挥师南下，终于灭梁成功。对此，张溥又评论说：“兵败而复胜，师正而出奇，询谋良将，决断胸中，履险若夷，及锋既用。”毛泽东对张溥的这些评论逐字加了旁圈，有的还在天头上画着三个圈，以示赞同。
郭威称帝过程记载不明
品读原文旧史无此。
所谓允明反弑，明是诬词。
———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67耀273页。
品读精华解析后汉隐帝刘承佑虽然名义上是皇帝，却处处受制于权臣，不掌实权。950年底，他密谋诛杀了几位主政主军的大臣后，又派人去魏州杀统军大将郭威。郭威得讯后，让养子郭荣留守，命郭崇威率骑兵为先头部队，随后自带大军，朝京城进发。
郭威的大军一路畅通无阻，基本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7天后，便到了开封城外。后汉朝廷慌作一团，意见纷纭，莫衷一是。刘承佑派军队出城作战，结果失败。刘承佑逃至赵村，被追兵赶上，下马躲入老百姓家里，最后为乱兵杀死。郭威军顺利进入京城。
郭威进京时，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弟弟河东节度使刘崇在太原，忠武节度使刘信在许州，刘崇之子刘资为武宁节度使在徐州。此三镇如果联合起来，号召复汉，对郭威十分不利。于是，郭威设计：先声称迎刘赞为帝，稳住刘崇，待刘资远离徐州，距京城较近时，连同刘信一起除掉，刘崇一伙也就无能为力了。定计之后，便以太后名义下令立刘赞为帝，派大臣冯道等去徐州奉迎。这一计策果然蒙住了刘崇和刘赞。刘崇听说是自己的儿子当皇帝，不再发兵。刘赞前来即位，至宋州，被拘。郭威以太后名义将刘赞废为湘阴公，不久将其杀死，刘信自杀。等到刘崇知道上当，为时已晚，只能于郭威称帝后，自己也据晋阳称帝，国号汉（北汉）。
951年，辽兵入寇。郭威率大军击辽，行至澶州，将士数千人忽大噪，对郭威说，将士抢掠京城，与刘家人结了仇，不能再让刘家人做皇帝，皇帝该你自己做。于是不由分说，将黄旗披在郭威身上，拥其为皇帝。郭威称帝，国号周，史称后周。
以上这段历史，史书记载不尽相同，在一些看似是细节而实际上关系重大之处，某些官修史书明显有曲笔和遗漏。毛泽东在读这段历史时，注意到了其中两点：
第一、郭威是怎样动员手下将士起兵反汉的？《新五代史》卷十一《周太祖本纪》中的说法是，郭威仿造了一份诏书，内容是汉隐帝密令诛杀将士。将士们因此被激怒了，站到了他这边。毛泽东读《新五代史》卷十一《周太祖本纪》，在这段内容下批道：“旧史无此。”
“旧史”指《旧五代史》。其中记载：郭威见到诏书后，同魏仁浦商量办法，魏仁浦说，你是立过大功、手握强兵的大臣，现在遭到小人陷害，怕是分辨不清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不可坐以待毙。于是，郭威召集郭崇威、曹威和诸将，“告以杨邢等冤死及有密诏之状”，要他们执行密诏“庶不相累”。郭崇威说，天子年幼，这件事一定是天子左右的小人干的，如果这些小人得了志，国家便没有安定的时候了。他提出同郭威一道“入朝自诉，荡涤鼠辈以清朝廷”。这里，郭威不仅没有伪造诏书，反而还将诏书内容如实向诸将作了传达。
《旧五代史》之所以不载伪造诏书事，并非因为此事不重要，而是考虑到仿造诏书毕竟是一种不够光明正大的办法，有损郭威形象。《旧五代史》这一段是根据后周的记录所写。后周官员自然不愿，也不敢将这种内容记录下来。
第二、汉隐帝刘承祐是被谁杀死的？《新五代史》《旧五代史》都称杀死汉隐帝的是翰林茶酒使郭允明。其中《新五代史》卷十一《周太祖本纪》的记载是：“十一月……甲辰……郭允明反，弑隐帝于赵村。”然而毛泽东不相信这一记载，他在读到这里时批道：“所谓允明反弑，明是诬词。”
毛泽东的判断是有道理的。据《资治通鉴》卷二八九载：“帝策马将还宫，至玄化门……帝回辔，西北至赵村，迫兵已至，帝下马入民家，为乱兵所弑。”同书《考异》记：“刘恕曰：‘允明，帝所亲信，何由弑逆！盖郭威兵弑帝，事成之后讳之，因允明自杀，归罪耳。按：弑帝者未必是郭允明，但莫知为谁，故止云乱兵。”
南唐不抓政治亡国
品读原文南唐李后主虽多才多艺，但不抓政治，终于亡国。
———毛泽东于1957年4月10日同人民日报社负责人的谈话（转引自邓振宇等编：《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人物精选》，时事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1402页）。
品读精华解析毛泽东在1957年4月10日同人民日报社负责人谈话，批评“书生办报”时说：“南唐后主虽多才多艺，但不抓政治，终于亡国。”毛泽东的这个评论是很有见地的。
南唐后主李煜算得上是有艺术气质和创作才能的一代词家，并且能书善画，通晓音律。但严格说来李煜算不上一个政治家，甚至他本人对政治也根本不感兴趣。李煜青年时代，经常受到长兄太子弘冀的猜忌。陈彭年《江南别录》记载：“后主幼而好古，为文有汉魏风。母兄冀为太子，性严忌。后主独以典籍自娱，未尝干预时政。”他不便参与政治，于是就把才智精力倾注于文学艺术和爱情逸乐中去。太子弘冀和其他四位兄长后早死，李煜徙封为吴王，以尚书令知政事居东宫，但也仅开崇文馆以招揽文学之士。政治锻炼的严重不足，对李煜后来的一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李煜即位前，南唐国力每况愈下，先臣事于周，后又奉宋正朔，纳贡称臣。即位后，面对宋室强大的压力，李煜虽然也“常常以国蹙为忧”，但他既缺乏封建社会政治家的才干和权术，又没有治国御敌的良策，甚至缺乏辨别忠奸的眼光和鉴别人才的能力。据史书记载，当时朝廷大臣中也有一些忧愤国事忠贞有识之士。南都留守林仁肇提出收复淮南故地的良策，李煜惧不敢从，却听信谗言，派人把他杀了。
既不会抓政治，又不敢抓政治，李煜便只能一味卑辞厚礼，以谋妥协他派弟弟李从善去宋室朝贡，结果被留为人质。又去唐号，改称“江南国主”，贬损仪制。李煜深知宋军迟早要挥师南下，但不思振作，不做任何准备。他派徐铉出使宋廷说：“李煜事大宋礼甚恭，以病未任朝谒，非敢拒诏。乞缓兵以全一邦之命。”宋太祖一听，按剑大怒：“不须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徐铉只得惶恐而退。李煜不抓政治，不搞战备，他最大的愿望是希望宋太祖延缓派兵南下：“倘宗社之失不在臣身，则死生之愿足矣。”将一邦性命系于他人一念之仁，这何止是不抓政治，简直是不懂政治。
由于李煜政治上孱弱昏庸，加速了南唐的灭亡。
就在内忧外患接踵而至的时候，李煜仍然过着风流放荡的生活。他自称“浅斟低唱偎红依翠大师，鸳鸯寺主，传持风流教法”。纳小周后后，更是寄情声色，穷极侈靡，每日唱歌吟词作乐。他自己在词中记载，宫廷中经常纵情声色，甚至通宵达旦，“红日已高三丈透，金炉次第添香兽”，宫廷中歌舞依然进行，以致“佳人舞点金钗溜”。宫廷中的奢靡由此可见一斑。处在这种优游岁月中的李煜，自然更少关心政治了。李煜又笃信佛法，广建佛寺，甚至在宫禁中也建造僧尼精舍，多聚徒众。宋室正是利用了他崇佛这一点，派出小长老等为间谍，作为破城时的内应的。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记载宋太祖说：“李煜若以作诗工夫治国事，岂为吾虏也。”话虽有讽刺之意，但却也道出了李煜被俘并不是不可避免，而是根本不抓政治，根本没有去争取，所以最后“归为臣虏”，“仓惶辞庙”，过着“日夕只以眼泪洗面”的俘虏生活，他自己要负责的。对于这一点，李煜似乎也有所认识。他在《破阵子》词中写道：“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风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词中明显表达出愧意，他说：“自是人生长恨水常东。”这恨是不是也包含着对自己不抓政治的悔恨呢？毛泽东说李煜不抓政治，终于亡国，正是揭示了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