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读《明史》，觉得它芜杂，虽然并不满意，但读时却极下功夫，这从现在保留的毛泽东批注《明史》的原件上即可看出在毛泽东读过的《明史》的封面上，密密麻麻，不仅记录了《明史》的册和每册中的卷数，而且还列出了众多传主的姓名，如“60册，列传107，张四维，马自强”，“67册，131~132，东林党传”之类，有的还在传主的姓名之下加圈，有的在传主的姓名之后画括弧加注。毛泽东读《明史》，比较注意明代的政治问题。
朱元璋采用的策略值得借鉴
品读原文朱元璋有个谋士叫朱升，很有见识，朱洪武听了朱升的话“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最后取得民心，得了天下。
———摘自毛泽东在1953年2月23日同陈毅等人的谈话（见王鹤滨：《紫云轩主人———我所接触的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88页）。
品读精华解析20世纪60年代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一些严重的变化。美国在越战中越陷越深，难以自拔。随着越南战争的升级，美国国内反战呼声日盛，美国困难越来越大。而在这段时间里苏联却迅速地扩展了其军事力量，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军事竞争朝着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展。中国所处的外部环境则日趋紧张。由于中苏两党矛盾激化，苏联在中苏边界部署重兵，对中国北部形成了严重的军事威胁。中印边界发生武装冲突，中国被迫自卫，中印关系紧张。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叫嚣“反攻大陆”，在东南沿海不断派遣特务袭扰。中国一时处于四面受敌之势。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及中共中央对外敌入侵和战争的危险性、紧迫性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并根据这种不切实际的估计，提出了“备战、备荒”的方针和在这一方针指导下的“三线建设”任务。
“备战、备荒”的思想和“三线建设”计划发端于1964年5月中旬到6月中旬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会议期间，毛泽东从存在着新的世界战争严重危险性的估计出发，指出：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他把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的战略布局，要下决心搞好三线建设。1965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听取编制第三个五年计划和长远计划问题的汇报时指出：第一是老百姓，不要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同年7月，国家计委向周恩来汇报根据“备战”和“三线建设”要求而调整和修改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时谈道：“三五”计划要从准备应付帝国主义早打、大打出发，把国防放到第一位，抢时间把三线建设成具有一定规模的战略大后方。11月中旬，毛泽东在华东地区视察时谈到战备问题时指出：要争取快一点把后方建设起来。打起仗来，不要靠中央，要靠地方自力更生，粮食和棉花都要储备一些，要自己搞点钢，制造武器。要修工事、设防，多挖防空洞。1966年3月12日，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一封信中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他指出：农业机械化应与备战、备荒为人民联系起来，第一是备战，第二是备荒，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
自1968年起，中苏边境紧张气氛增加，冲突规模明显增大。1969年月苏联边防军入侵中国黑龙江珍宝岛地区，随后又在中苏边界西段制造新的流血事件，遭到中国守军的自卫还击和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中苏关系进一步恶化。在这种背景下，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九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要准备打仗”的要求。而后，中共中央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命令》，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各级革命委员会，各族革命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防边疆部队全体指战员，充分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防止敌人突袭。9月1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0周年的口号29条，其中关于备战的口号是“备战、备荒、为人民”和“提高警惕保卫祖国！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1972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时，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加上“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成为了全民备战的基本口号。整个国家处于临战状态，战备活动进入高潮。全国各地挖了大大小小的防空洞。
战争的危险性、迫切性迫使中国把经济建设放在服从于战备的地位，这就产生了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即集中对西南、西北内陆地区开展的以备战和国防工业为中心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三线建设上马，标志着中国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由原来确立的大力发展农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中心转向以加强国防建设为中心，随之，建设的重点从沿海地区转向西南、西北内陆地区。于是全国各地建设大军云集三线地区，掀起了三线建设的热潮。三线建设主要是在西南、西北地区进行基础工业建设。
应该说三线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由于三线建设片面强调“备战”
原则，过分强调“分散”、“隐蔽”，加之三线建设上马紧，规模过大，尤其是政治运动造成的管理混乱，使三线建设暴露出严重的问题。
毛泽东的这种政策虽然不一定是从朱元璋的策略发展而来，但至少是受了朱元璋“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策略的影响。60耀70年代的这种大规模的战备活动虽然完全是防御性的，但它却深刻地影向了当时全球的战略态势。对于一个高度戒备、充分动员起来的大国来说，任何突然袭击都是难以奏效的。积极的战略防御成为避免战争、走向缓和的重要条件。
“今犹存此弊”，时刻要警惕
品读原文今犹存此弊。
———毛泽东读《明史·宣宗》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84页）。
品读精华解析明宣宗朱瞻基（1398耀1435年）是明仁宗朱高炽的长子，于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年）即位，年号宣德，在位10年。
明仁宗和明宣宗时期是明朝的鼎盛时期。明仁宗和明宣宗在明太祖朱元璋和明成祖朱棣创业的基础上，比较清楚地看到了明朝前期政治的弊端，因而一改明初的严酷国家政治，而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实行宽缓的政策，以稳定内部关系，求得社会的安宁与自身统治的稳固。史称“仁宣之治”。由于明仁宗在位仅有一年，因此，所谓“仁宣之治”实际上是在明宣宗时期完成的。
不过，由于“仁宣之治”比较注重宽容，因而也就出现了“纪纲不振”
的问题。有令不行、令行不止的事情屡屡发生。宣德七年（1432年）三月庚申，明宣宗下诏行宽恤之政。第二天，他鉴于当时的政风不严，因而对自己所下的诏令是否能得到落实存有疑问，便对礼部官员重申道：“朕以官田赋重，十减其三。乃闻异时蠲租诏下，户部皆不行，甚者戒约有司，不得以诏书为辞。是废格诏令，使泽不下究也。自今令在必行，毋有所遏。”
毛泽东对《明史·宣宗》的这段故事很有感慨，对此批注道：“今犹存此弊。”
毛泽东所说的“此弊”，指的是有令不行、令行不止的问题。这个批注大约是在50年代后期以后写的，毛泽东对这个问题非常注意，并极力寻求一种合理的解决方法。1959年3月29日，他在一封党内通讯中，曾批评中层干部说：“上面的指示不合他们口胃的，他们即阳奉阴违，或者简直置之不理”。“下情不能上达，上情不能下达，危险之至。因此，需要经常开会”。“上层基层，夹攻中层，中层干部的错误观点才能改正”。
不要把朱元璋写得太坏
品读原文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指朱元璋晚年）。
—————摘自1955年毛泽东审阅吴晗著《朱元璋传》（修改稿）时的谈话（见范忠程主编《博览群书的毛泽东》第231页，湖南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品读原文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是朱元璋耳。
———（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6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
品读原文朱洪武是个放牛娃出身，人倒也不蠢，他有个谋士叫朱升，很有见识，朱洪武听了朱升的话“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最后取得民心，得了天下。
———摘自毛泽东1953年2月23日同陈毅等人的谈话（见王鹤滨：《紫云轩主人———我们接触的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88页）。
品读精华解析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有作为的开国皇帝，他从一个放牛娃奋斗至至尊之位，可谓身经百战征途艰涩。在位时又大刀阔斧改革勤政，使明朝的经济由复苏走向繁荣，是此深得史学家们的一致赞誉。
《朱元璋传》是著名史学家吴晗的史学代表作。吴晗是明史的研究专家。
《朱元璋传》充分地肯定了朱元璋作为一个开国皇帝，不但统一了全国，发展了生产，使社会历史向前推进了一步，而且在吏治方面，也多有建树。当然，吴晗在该书中也指出，朱元璋推行特务统治，规定的八股文制度，宣扬神道等是有害的措施。
吴晗之于此书的写作，多次得到毛泽东的指导性帮助。1948年11月，吴晗到石家庄解放区将该书书稿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肯定了书稿的许多优点和他对一些人物的评价，同时也对书稿中关于元末农民起义领袖、西系红巾军领导人彭莹玉功成身退的说法提出质疑，认为彭莹玉是一个坚强有毅力的革命者，不应该有逃避（起义成功）的行为，不是他自己犯了错误，就是史料有误，建议吴晗对此予以考虑。没过几天，毛泽东又给吴晗去信指出：“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
事后，吴晗重新查阅了大量史料，果然找到彭莹玉在杭州被元军杀害的记载，证明毛泽东的判断是正确的。
1955年，吴晗将该书油印稿再送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看得很细，指出：“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是应该肯定的，应该写得好一点，不要写得那么坏（指朱元璋晚年）。”
之于朱元璋，毛泽东自然十分熟悉，因而对《朱元璋传）的作者吴晗的点拨转多，使其受益匪浅。1953年2月23日，毛泽东陈毅等到南京紫金山天文台视察工作路过朱洪武（元璋）的坟墓，在墓的正北有一墓堂，墓堂里有一幅朱洪武的全身像，整个面部很象猪脸。陈毅于是说：“这个朱洪武啊！怕有人刺杀他，所以故意要画家画成这个样子，其实他长得并不这样难看。朱洪武死后，据说南京的四个城门同时出殡，迷惑人们，不知那个棺木装的是朱洪武，他怕后人盗墓，可谓用心良苦也！”毛泽东接着说：“这些都是传说，朱洪武是个放牛娃出身，人倒也不蠢，他有个谋士叫朱升，很有见识，朱洪武听了朱升的话‘广积粮，高筑墙，缓称王’，最后取得民心得了天下。”
由是，笔者臆测，在中国那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毛泽东提出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号召，大概也受到了朱升之于朱元璋此语的启发吧。
李自成推动了社会进步
品读原文……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
———摘自毛泽东1944年4月29致李鼎铭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230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
品读原文当时陕省大饥，自成乘机而起，至山西、张家口、南口土木堡等处，后至北京，卒为清兵所败……后被三桂引清兵入关，追至无路可走。这可见李自成是代表农民利益的。不过他们的举动，多为暴动，以其失败之主要原因也。
———引自《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文献资料》，广州党史资料丛刊，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毛泽东同志主办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1983年版，第103耀104页。
品读原文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引自黄丽镛编著《毛泽东读古书实录》第17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版。
品读精华解析毛泽东是中国现代史上农民革命战争的成功领袖，由他创立的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历史已证明是十分英明而又正确的。
革命初期，毛泽东主动放弃到大城市上海工作，而是认识到历史上黄巢，李闯王式流寇主义的危害，决心创立井冈山红色根据地。曾经和毛泽东一同创立井冈山根据地的谭震林回忆说，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拒绝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他说，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他总结历史上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对我们说，李自成为什么失败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巩固根据地。由此可以看出，在中国早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就意识到了根据地的重要及注意吸取历史经验和教训。
1938年，在一次关于保卫工作的讲话中，毛泽东又一次提到李自成，他说，我们历来的造反领袖，后来都腐化了，做了皇帝的都不好了，但李自成本人始终是好的，老百姓称赞他，因为他代表农民利益向地主阶级造反。
1944年4月初，毛泽东读罢李键侯先生写的《永昌演义》（此书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推荐给他的）后，于29日给李鼎铭写了一封信：鼎铭老先生左右：
《永昌寅义》前数年为多我所借阅；近日鄙人阅读一过，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作者李键侯先生经营此书，费了大力，请先生代我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
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多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北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各位先生们的光荣。此书若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又键侯先生近来健康如何，能来延安一游否？统祈转致键侯先生为祷！
敬颂
大安！
毛泽东
四月二十九日
由此信亦可看出，毛泽东之于李自成的评价，是非常高的。
1944年，也正好是李自成攻进北京推翻明王朝300周年。历史学家郭沫若在重庆写了一篇1援9万字的《甲申三百多年）的史论。该文推翻明末清初以来特别为国民党御用史家大肆宣扬的“李自成万年流寇，崇祯帝旷代明君”的观点，歌颂李自成领导的是“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开创性地阐述了农民革命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的唯物史观。在文中，郭沫若还总结了李自成进京后功败垂成的历史教训，阐明一条极为重要的历史经验：一切以革命为宗旨的阶级或社会集团，在胜利情况下要防止骄傲，同时也指出了李自成农民起义即使成功，迟早也会变质的历史必然性。
毛泽东十分看好这篇史论。4月12日，毛泽东在一次高级干部报告中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吃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以为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不久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把《甲百三时年祭》作为整风文件，下发全党学习。
毛泽东十分注重胜利导致骄傲，骄傲导致吃亏的问题。1949年3月日，在夺取全国胜利已成定局的情况下，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是年3月23日，毛泽东与周恩来等领导人即将乘车进北京。启程前毛泽东风趣地说：“今天是进京‘赶考’。”周恩来在一旁接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立即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毛泽东对李自成的评价，说明毛泽东善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重于借鉴历史，避免重犯历史错误，正确地掌握革命的舵轮，绕过暗礁险滩，从胜利走向胜利。
粗人朱元璋搞得很好
品读原文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66页）。
品读精华解析朱元璋，明朝的开国皇帝，他在位时的年号为“洪武”，因此，有些场合下，特别是在文学作品中，人们又称他为朱洪武。
毛泽东在读书、谈话中，对朱元璋的军事才能和治国才能给予了充分肯定。例如，毛泽东读《智囊》卷二十二《兵智部，制胜》，批道：“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再如，1953年2月，毛泽东在南京游紫金山，陪同的陈毅讲了当地关于朱元璋的一些传说故事，毛泽东接着说：“朱洪武是个放牛娃出身，人倒也不蠢。他有个谋士叫朱升，很有见识。朱洪武听了朱升的话‘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最后取得民心，得了天下。”
又如，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可不要看不起老粗。
他列举了三个老粗皇帝，其中之一便是朱元璋。在同年5月12日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又说：“《明史》我看了最生气。明朝除了明太祖、明成祖不识字的两个皇帝搞得比较好，明武宗、明英宗还稍好些以外，其余的都不好，尽做坏事。”
毛泽东关于明朝皇帝优劣的意见对不对，姑且勿论，但他说朱元璋会用兵，治国上“搞得比较好”，则是事实。考察朱元璋一生的活动，特别是他从起兵到建立明朝后在治军、治国上所作的决策和采取的措施，可以清楚看到，毛泽东的这些评价是合乎实际的。
朱元璋，祖籍沛，至其父时徙于濠州（今安徽凤阳）。生于元文宗天历元年（1328年），l5岁时淮北大旱，继以瘟疫，父母病死，成为孤儿，人皇觉寺为僧，一月后游方淮西，2l岁时重回皇觉寺。此时元朝统治危机重重在朱元璋游方之时，台州（今浙江临海）方国珍已经起兵，聚众海上。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元朝命贾鲁为工部尚书，发15万民夫开黄河故道。刘福通因以发动起义。稍后蕲州（今湖北蕲春）罗田人徐寿辉亦起义，据蕲水（今湖北浠水）为国都，称帝，国号天完，建元治平。次年二月，郭子兴等起兵于濠州；三月，25岁的朱元璋投入郭子兴部下为兵。
从军后，朱元璋得到郭子兴赏识，郭子兴将自己抚养的老友马公的孤女嫁给他，此后朱元璋因军功不断升迁，由一名普通的士兵逐渐升到大元帅元顺帝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率军渡过长江，下采石，取太平（今安徽当涂），次年二月攻占集庆，改名应天府（今江苏南京）。从此，失元璋以府天府为根据地，同元朝军队和其他反元军队作战，势力、地盘不断扩大。在这些战斗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同陈友谅的作战。
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陈友谅弑徐寿辉，自称皇帝，国号大汉，改元大义，据有江西、湖广之地。陈友谅约张士诚一起进攻应天。张士诚自至正十三年（1353年）起兵，称诚王，国号大周，此后对元屡叛屡降，至1363年自立为吴王，占有江北、淮东与平江（今江苏苏州）等地。这两支力量如果合在一起，朱元璋很难应付。于是，朱元璋令部下康茂才诱陈友谅速来进攻应天。陈友谅中计，在应天大败，而张士诚并未发兵。朱元璋达到了各个击破的目的。
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张士诚派大将吕珍围攻安丰（今安徽寿县南），小明王韩林儿派人到朱元璋处征兵解围，朱元璋率军往援。陈友谅乘机以大兵围攻洪都（今江西南昌），连续攻城80多天，城墙几次被攻破，但都被朱元璋的洪都守将朱文正击退。朱元璋在解决了小明王问题之后，统军20万回援。双方军队在鄱阳湖展开了可能是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水战。最后，陈友谅被流撩射死，全军溃败，部将带着陈友谅尸体，保护着他的儿子陈理，连夜逃回武昌。经过鄱阳湖之战，陈友谅部精锐丧失殆尽。
随后，朱元璋于当年九月和次年二月两次统军亲征武昌。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二月，陈理降，汉亡。
鄱阳湖之战是朱元璋与陈友谅之间决定性的一次战役。毛泽东读《明史·太祖本纪》，对这次战役十分留意，批道：“此役打了两月余。”
既称“两月余”，至少应当多于60天。但是依《明史·太祖本纪》的记载推算，朱元璋七月癸酉日救援洪都，癸末日到达湖口，四天后即丁亥日两军相遇，八月壬戌日陈友谅死。此次战役从朱元璋到达湖口算起，实际只进行了40天，即使从朱元璋率兵增援时算起，也只有50天。由此看，毛泽东的这一批语显然不确。
消灭了陈友谅军事集团，朱元璋没有了后顾之忧，于是将用兵方向转向东面的张士诚。元顺帝至正二十五年（1365士），朱元璋以徐达为大将军，智取江北、淮东张士诚之地，再取泰州及高邮，至次年，淮东悉入朱元璋版图。接着又命徐达、常遇春率军20万，讨伐张士诚，连下湖州、杭州，进围平江。至正二十七年，徐达等克平江，俘获张士诚，吴亡。
应当指出，朱元璋对陈友谅、张士诚用兵的次序，是认真考虑后决定的。当时，从实力上讲，陈友谅较强，张士诚较弱。因此，有的将领主张，用兵次序当先从较弱的张士诚入手。但朱元璋不同意，他认为，陈友谅有野心，如果同张士诚作战，陈友谅肯定会从后面进攻，这样，自己就会陷入两面作战的不利境地。张士诚没有远见，如果自己先进攻陈友谅，张士诚很可能不会采取行动。等消灭了陈友谅，再攻打张士诚，则易如反掌。后来的情况证明，朱元璋的这一分析是对的。当他与陈友谅作战时，张士诚虽派兵进行了一些骚扰，但自始至终，未对朱元璋构成严重威胁。
从朱元璋与陈友谅、张士诚作战中，可以看出朱元璋确实很有军事才能。这种才能在其后决定北伐用兵方略时，得到了又一次体现。至正二十七年，朱元璋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师25万，北伐中原在此前召开的一次决定用兵次序的会议上，常遇春提出直捣元朝都城大都（今北京）。朱元璋认为，大都守备一定很坚固，如果孤军深入，粮饷供给不上，元朝的各路援军一到达，己方的处境十分危险。他主张“先取山东，撤彼屏蔽，移兵两河，破其藩篱，拔潼关而守之，扼其户槛。天下形胜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势孤援绝，不战自克。鼓行而西，云中、九原、关陇可席卷也”。也就是说，不急于攻大都，先消灭山东、河南、河北的元军，扫清大都的外围，待造成一种必胜之势后，再攻大都。攻下大都后，再进军西北地区。此后，北伐基本就按这个次序进行，并最终取得了胜利。
朱元璋不仅在军事上比较能干，在治国上也很有心计。这一点，仅从下面几个事例，即可见其一斑。
其一，地方机构实行分权。洪武九年（1376年），他下令撤销行中书省分全国为12个布政使司（至永乐间成为两直隶十三布政司），罢行中书省的平章政事及左、右丞，改置承宣布政使（管地方民、财两政）、提刑按察使（管司法）和都指挥使（管军政），使其不相统属。这样，就把原来无所不辖的行省权限，变成了军、政和司法的三权分立，避免了地方官吏专权，有利于中央的集权统治。
其二，中央废中书省，不设丞相，实行六部制度。明朝建国后，朱元璋便对“百司纲领”的中书省和易于擅权的丞相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曾下令六部奏事不必先告诉中书省。洪武十三年（1380年），借口有人告发左丞相胡惟庸“谋逆”，将其杀死，同时下令取消中书省，废除丞相一职，而且子孙永远不许再提设丞相的事，如果有朝臣提及者，必处以绞刑。废除丞相之后，将丞相之政归入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六部尚书直接对皇帝负责。这样，朱元璋便达到了“政皆独断”的高度集权目的。
其三，设五军都督府。与兵部分掌军政。从同样的分权原则出发，朱元璋撤销了“节制中外诸军事”的大都督府，分设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分领在京和在外诸司卫所。五军都督府与大都督府的职权范围完全不同。大都督府掌天下兵马，五军都督府则分领都司卫所，且不包括属于“天子亲军”的上十二卫；大都督府不仅掌管兵马的操练，而且有迁选、调遣之权，五军都督府虽有管理军籍和军旅事务之权，但人事、调遣和政令发布之权却在兵部。与此同时，兵部又无权了解全国军队和马匹的具体数字。凡遇战争，天子命帅，兵部签发出兵之令；战事结束，将帅还印于朝，官军各回本卫。这样，就在最大限度上做到了将军队控制在皇帝一人手里。
其四，设三法司共掌刑政。明朝称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为三法司。凡有大狱，三司会审。初审时以刑部、都察院为主；复审时则以大理寺为主。
这样，便防止了司法权“专于一司”的可能性。
朱元璋实行上述措施的目的，是使国家机构“犬牙相制”，“权不专于一司”，强化皇权。此外诸如改御史台为都察院、设立独立于六部之外的六科、设特务机构、制定法律、搞文化思想专制、大兴文字狱等等，从根本上讲也都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朱元璋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在如何实行统治上，同历史上许多皇帝相比，却老谋深算。因此，毛泽东说“朱元璋不蠢”，并告诫人们不要看不起老粗。
最后介绍一下朱升。朱升，字允升，休宁（今安徽休宁）人。元末举乡荐，为池州学正。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后，弃官隐居。朱元璋军攻下徽州（治所在今安徽歙县）后，经部将邓愈引荐，朱元璋向他“问时务”，他回答：“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即加强防御，积攒实力，不急于加封号，避免成为元朝军队和其他军事集团的众矢之的。从朱元璋后来的举措看，朱升的这段话显然产生了影响。朱元璋能够取得天下，应当说与他采纳了朱升的这个主张有很大关系。
20世纪70年代，毛泽东提出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一全民备战的口号。这一口号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与“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十分相似。当然，朱升的那句话，经过毛泽东的发挥，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已经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白莲教起义的意义重大
品读原文白莲教史。
———（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85耀287页）品读精华解析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年）五月，山东郓城一带爆发了徐鸿儒领导的白莲教农民起义。《明史》卷二百五十七《赵彦传》较为详细地记载了此次起义的准备、发动、进展及被镇压过程。毛泽东读了《赵彦传》后批道：“白莲教史。”
白莲教为元、明、清时期民间流行的宗教，始于南宋初茅子元创立的莲宗，初为佛教的一支，教义渊源于静土宗，崇奉阿弥陀佛。元代渗入了其他宗教观念，主要是弥勒下生说，逐渐转为崇奉弥勒佛。明代正德以后，受罗教影响，吸收了“真空家乡，无生父母”观念，奉无生老母为创世主，宣称无生老母派弥勒佛下凡，将迷失在红尘中的“皇胎儿女”收回到“真空家乡”。此后教派林立，名目繁多，至清代估计在一百种以上。教义雷同，组织、法规、活动方式大体相似，故仍可统称为白莲教。参加白莲教的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城市平民、流民、胥吏、差役和下层知识分子。明代经由太监，也传入了皇宫。
白莲教自创立以来，经常被用于动员组织农民起义。仅明代，这样的起义就有多起，徐鸿儒起义则是其中较为著名的一次。在这次起义之前，蓟州人王森自称闻香教主，倡导白莲教，在畿辅（北京城附近地区）、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有很多信徒。后王森被官府逮捕，死在监狱里。其子王好贤与徐鸿儒、于弘志继续行教，“徒党益众”。此时，明王朝的统治极其腐败。自万历十年之后，明神宗朱翊钧居于深宫，“万事不理”，“未尝一接大臣”。明神宗之后，明熹宗朱由校“好亲斧锯凿髹漆之事”，一切国家大事，听任宦官魏忠贤独断专行。经济上，这一时期的赋税差徭多如牛毛土地兼并更加激烈，加之万历年间矿监税使四出横行，水、旱、蝗、雹连年不断，逼得广大人民除了造反起义以外，别无生路。山东、北直隶地区是明朝与后金战争的直接后方，受害较他省尤为惨重。至万历末年，甚至有为了得到数十文钱即将妻子卖掉、一两个馒头即将儿子卖掉的惨事发生。在这种情况下，王好贤等人认为发动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遂共同商定，中秋节时“十方同起”。后由于走漏了消息，徐鸿儒遂于这年五月提前起义。
起义爆发后，徐鸿儒自号中兴福烈帝，称大乘兴胜元年。起义军各部首先攻占了郓城、邹县、滕县、峄山等地，众至数万。其后又占领了临城、纪王城、峄山、伏山、界河驿等重要城镇与军事要地，并屡次围攻巨野、曲阜、兖州、郯城等，控制了山东境内运河两岸的广大地区。
徐鸿儒起义的消息使明朝统治者极为震动，在起义军的猛烈打击下，明朝的山东巡抚赵彦、巡按王一中等一方面企图招抚分化起义军，另一方面调集附近各州县的驻军，截留各省援辽军和秋班军，加紧编练地主武装，向起义军反扑。此后，起义军与明朝军队在邹、滕、兖、曲一带进行了长达数月之久的战斗。至十月，徐鸿儒在峄县突围，由于叛徒告密，不幸被俘，十一月在北京被杀害。然而，起义军余部仍在战斗，直到天启四年（1624年），在邹、滕、宿、泗一带，起义军仍保存着相当大的力量。而且，在这一时期里，白莲教徒还不断发动新的起义。
徐鸿儒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这场起义的意义却不应低估。它不仅给明朝统治以沉重的直接打击，而且从历史发展角度看，这次起义实际上已经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
陈新甲无意间“泄密”导致杀头
品读原文不负责任。
———（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85耀287页）。
品读精华解析陈新甲（？一1642），《明史》卷二百五十七有传他是明朝万历末年举人，历任定州知州、刑部员外郎、郎中、宁前兵备佥事、副使、右佥都御史、宣府巡抚、兵部右侍郎等职，至祟祯十三年（1640年）正月，升为兵部尚书。
从举人出身，最后能够当上兵部尚书，这种事在明朝后期还是极为罕见的。陈新甲所以能得此殊荣，至少与两方面因素有关。其一是明王朝此时内忧外患俱至，而当时的许多大臣又不愿担负责任重大的兵部尚书一职，这才轮到了陈新甲。其二是陈新甲在明朝末年还算得上是一个较有能力的官员《明史》本传称他“以才能著”，“雅有才，晓边事”。在他任宁前兵备佥事时，大凌城被清兵围困，明朝援兵至者很多，“征缮悉倚赖焉”。任宣府巡抚期间，亲自考察长城一线的防御情况，“经前人足迹所不到，具得士马损耗、城堡倾颓、弓矢甲仗朽敝状”，北线“边防赖之”。
当然，从明王朝角度讲，陈新甲在任职期间也犯有很多错误。例如，清兵深入内地，陈新甲为兵部右侍郎统兵，“终不敢战”；任兵部尚书后，他推荐能力较差的丁启睿接替杨嗣昌之职；锦州城被清兵围困，洪承畴率兵数万增援，陈新甲主张分四路夹攻，洪承畴认为“兵分力弱，意主持重以待”，陈新甲促其速战，结果大败。从品德讲，陈新甲“不能持廉，所用多债帅”所谓“债帅”，系指那些靠借债筹钱买得官职的人。由此可知，陈新甲受贿也很严重。然而，对臣下颇为严厉的崇祯皇帝，对陈新甲却颇为“宽容”，陈新甲多次受到弹劾，都不了了之。这一方面是因为明王朝此时缺少更合适的人选，崇祯皇帝得依赖他；另一方面则在于陈新甲“深结中贵为援，与司礼王德化尤昵，故言路攻之不能入”，崇祯皇帝不了解详情。
崇祯十五年（1642年）三四月间，清兵连破沈阳、锦州，兵通山海关之际，作为兵部尚书，陈新甲鉴于明王朝当时面临的内外交困局面，自行其是干了一件“大事”，即在未征得崇祯皇帝同意的情况下开始与清议和。这件事传到崇祯皇帝那里，崇祯皇帝初时很生气，后来在大学士谢升的劝说下又令陈新甲在秘密状态下进行此事。后来谏官听到了一些风声，纷纷上书反对。只不过由于参与此事的人少，崇祯皇帝事先又曾告诫陈新甲不得向外透露，谏官虽然反对，却拿不出真实凭据来。就在这时，陈新甲一个疏忽，自己将这个秘密泄露了出去。大致经过是：陈新甲派出去经办此事的职方郎马绍愉给他送来了机密书面报告，他看后顺手将这份报告放在桌案上。不料他的家僮以为这是塘报（一种官方通讯），将这份机密文件“抄传”出去。于是舆论哗然，朝臣纷纷上疏反对，弄得祟祯皇帝十分被动、尴尬。
毛泽东读《明史·陈新甲传》时，在这一部分内容下所作的批语是：“不负责任。”
泄密后，陈新甲初时还不知“不负责任”的代价有多重。因此当崇祯皇帝为此责备他时，他非但不认错，反而自诩有功。崇祯皇帝大怒，把他关进监狱。直到这时，陈新甲才知道大祸临头。他向崇祯皇帝上疏请求宽恕，崇祯皇帝不答应。他又花钱托人说情，仍然无用。大学士周延儒、陈演对崇祯皇帝说：按照法律，敌兵不打到城下，不能杀大司马。崇祯皇帝说：别的事不提。他使七个藩王被杀被辱，难道不比敌兵打到城下更严重吗？于是，陈新甲被处死，时在同年八月。
不过，崇祯皇帝虽然杀了陈新甲，却没有将他说得一无是处。因此，当给事中沈迅事后在崇祯皇帝面前说陈新甲坏话时，崇祯皇帝却说：把你放到陈新甲的位置上，恐怕还不如他！
高启是明朝最伟大的诗人
品读原文高启，字季迪，明朝最伟大的诗人。
———摘自白金华：《毛泽东谈作家与作品》，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页。
品读原文田家英同志：
请找宋人林逋（和靖）的诗文集给我为盼，如能在本日下午找到，则更好。
毛泽东
十一月六日上午六时
田家英同志：
有一首七言律诗，其中两句是：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是咏梅的，请找出全诗八句给我，能于今日下午交来则更好。何时何人写的记不起来，似是林逋的，但查林集没有，请你再查一下。
毛泽东
十一月六日上午八时半
家英同志：
又记起来，是否清人高士奇的，前四句是：琼枝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雪里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下四句忘了。请问一下文史馆老先生，便知。
毛泽东
六日八（九）时
———毛泽东1961年11月6日上午致田家英三封信（见《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108耀110页）。
品读精华解析196l午11月6日上午6时，工作了一夜的毛泽东突然给他的秘书田家英写去一信：“请找宋人林逋（和靖）的诗文集给我为盼，如能在本日下午找到，则更好。”林逋是宋代归隐诗人，被世人称之为“梅妻鹤子”。
林逋的诗文集很快就送到了毛泽东的手里。这天上午8时半，他给田家英写去了第二封信：“有一首七言律诗，其中两句是：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是咏梅的，请找出全诗八句给我，能于今日下午交来则更好。何时何人写的，记不起来，似是林逋的，但查林集没有，请你再查一下。”
就在田家英为他查找之时，这天，毛泽东给他写了第三封信：“又记起来，是否清人高士奇的。前四句是：琼枝只合在瑶台，谁向江南处处栽。
雪里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下四句忘了。请问一下文史馆老先生，便知。”
很快，这首诗被查明了。该书为明代高启的《梅花》九首之一，全诗为：“琼枝只合在瑶台，淮向江南处处栽。雪满山中高土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寒依疏影萧萧竹，春掩残香漠漠苔。自去何郎无好咏，东风愁寂几回开。”这天，毛泽东手书了这首诗，并写上：“高启，字季迪，明朝最伟大的诗人。”
毛泽东一直推崇高启的诗。早在1957年，毛泽东与袁水拍、臧克家谈话时曾说过：“我过去以为明朝的诗没有好的，《明诗综》没有看头，但其中有李攀龙、高启等人的好诗。”大概正是这首《梅花》给毛泽东留下了好印象，只是后来他记错了作者。
在《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里，就收有毛泽东书写的高启的《吊岳王墓》，全诗为：“大树无枝向北风，十年遗恨泣英雄。班师诏已来三殿，射虏书犹说两宫。每忆上方谁请剑，空嗟高庙自藏弓。栖霞岭上今回首，不见诸陵白露中。”此次毛泽东重读到高启的《梅花》诗后，就在当天，用草体书写了全诗，大大地写上“高启”二字，并写道：字季迪，明朝最伟大的诗人。这一评价，反映了毛泽东对高启及其诗作的推崇。至于毛泽东为何会如此赞赏高启其人和他所作的诗，则不得而知。
继承徐霞注重实践的精神
品读原文明朝那个江苏人，写《徐霞游记》的，那个人没有官气，他跑了那么多路，找出了金沙江是长江的发源。“岷山导江”，这是经书上讲的，他说这是错误的，他说是“金沙江导江”。同时，我看《水经注》作者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他不到处跑怎么能写得那么好？这不仅是科学作品。也是文学作品。
———摘自毛泽东1958年1月28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见龚育之、逄先知、石仲泉：《毛泽东读书的生活》，三联书店1986年版，第270页）。
品读精华解析毛泽东称道《徐霞游记》，说它“不仅是科学作品，也是文学作品”，这个评价是妥帖的。同时，毛泽东更称道徐霞其人因为他的文章之所以写得好，并且能有新的发现，敢于否定书本上已有的定论，提出自己的科学沦断，主要是因为他亲身游历和实地考察的结果。他对金沙江是长江的源流的发现，否定了《禹贡》的“岷山导江”的“定论”，推倒了陈陈相因的旧说。毛泽东推崇的，就是这种“读无字之书”的实践精神。
毛泽东不止一次推荐过《徐霞游记》，还说过“我想学徐霞”的话1959年4月5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他说，如有可能，我就游历黄河、长江，从黄河口沿河而上。搞一班人，地质学家、生物学家、文学家，只准骑马，不准坐车，骑马对身体实在好，一直往昆仑山，然后到猪八戒的那个通天河，翻过长江上游，然后沿江而下，从金沙江到崇明岛。我有这个志向……我很想学徐霞。徐霞是明末崇祯时江苏江阴人，他就是走路，一辈子就是这么走遍了，主要力量用在长江。《徐霞游记》可以看。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让中央警卫局在北京西山组建了一支秘密骑兵大队，作为考察之用。由于形势很快发生变化，后来这个愿望虽没有实现，却证明了毛泽东壮游天下之志，调查求实之心，愈老弥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