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是宋代官修书。宋仁宗认为《唐书》浅陋，下诏重修，最后在欧阳修主持下完成。《新唐书》比起《旧唐书》来确有自己的一些特点和优点。因为宋代大体上继承了唐代的制度为了总结唐代的典章制度供宋王朝参考，《新唐书》对志特别重视，新增了《旧唐书》所没有的《仪卫志》《选举志》和《兵志》。其中《兵志》是《新唐书》的首创。毛泽东曾对《新唐书》所载马周的一封“上书”密加圈点，并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为“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
唐太宗聪明一世，懵懂一时
品读原文李恪英物，李治朽物，知子莫若父。然卒听长孙无忌之言，可谓聪明一世，懵懂一时。
———毛泽东读欧阳修等《新唐书》卷八十《李恪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3耀23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
品读原文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66页。
品读原文所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
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之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
———见《毛泽东读文史古藉批语集》，第65耀66页。
品读精华解析毛泽东说李世民“聪明一世，懵懂一时”，是在读欧阳修等著《新唐书·李恪传》时写的批语。这个批语指出了唐太宗李世民在立皇子问题上的失误。李治、李恪都是李世民的儿子，他们的优缺点、长短处，李世民都很清楚的。李恪善骑射，有文武才。“其母隋炀帝女，地亲望高，中外所向”。李世民很喜欢文武双全，“英果类我”的李恪，并有意识的加以培养，他经常对左右说：“吾于恪岂不欲常见之？但今早有定分，使外作藩屏，吾百岁后，庶兄弟无危亡忧。”可见对他的期望之高。
李冶则为人柔弱，缺乏主见，少雄主才略，恐难堪重任。这一点，唐太宗看得清楚，于是打算废李治立李恪为太子，将来继承皇位。但因李治的舅舅长孙无忌为其外甥争位，只好放弃了改立计划，仍以李治为太子。殊不知留下后患。李治即位，即唐高宗，封武则天为皇后。李治不理朝政，导致武则天专权，宫中并称“二圣”。李治死后，武则天又连废中宗、睿宗两个皇帝，自称“圣神皇帝”，还改唐国号为周。
武则天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大肆剪除异己，打击政敌，并滥杀一些被她怀疑的大臣。唐初的元老重臣如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裴炎及程务挺等人，少数被贬逐，多数遭诛杀；李氏皇室及宗室诸王相继被杀戮殆尽；另有“海内名士”36家，也以谋反的罪名而被族诛。武则天以女主的身份号令天下，执政前又无自己的心腹，执政后多疑臣民不忠于己，遂任用索元礼周兴及来俊臣等酷吏广事罗织，严酷逼供，奖励告密，滥杀无辜。造成这种局面的涡根，当在“朽物”李治。倘使当初立李恪为太子，就不会有李治称帝，则天乱唐。所以，毛泽东认为当初唐太宗李世民明明知道李治不及李恪，而没下决心改立太子，是“聪明一世，懵懂一时”，深为这一英主的失误而惋惜。
毛泽东对唐太宗的军事才华是极为钦佩和推崇的：他在读冯梦龙著《智囊》一书有关兵智部分时，写下了批注：“听谓以弱当强，就是以少数兵力佯攻敌诸路大军。所谓以强当弱，就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五六倍于敌一路兵力，四面包围聚而歼之。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耳。毛泽东还曾说过：打仗要像唐太宗那样先守不攻，让敌人进攻，不准士兵谈进攻的事，谈论者杀。待敌人屡攻不克，士兵气愤已极，才下令反攻攻即胜。这样一可以练兵，二可以练民。
李世民从青年时起，就横刀立马，南征北战，屡立奇功。唐武德元年六至八月，不到20岁的秦王李世民，被任命为元帅，两次迎击进犯长安的薛举军队。首次作战失利后，他判断薛军恃胜而骄，粮运困难，利在速战，便下令坚壁不出。相持60余日后，在浅水原（今属陕西长武）一举击溃薛军10余万，迫薛举之子薛仁呆投降，夺取了陇西。因功任太尉、左武侯大将军。二年九月，依附突厥的马邑（今山西朔县）刘武周占领太原，南下河东，威胁长安。唐军屡战不利，李世民主动请战，针对刘武周部将宋金刚孤军深入、军无蓄积的弱点，采取闭营养锐、待机破亡的方略，迫使宋金刚军粮尽而退，乘机率军猛追，歼敌于介休（今属山西），收复太原。三年七月，奉命率军东击据洛阳称帝的原隋将王世充，确定先扫外围然后攻城。四年二月，将王世充围困于洛阳孤城。三月，河北窦建德率兵10余万西救洛阳。
李世民面临战局突变，果断分兵围困洛阳，自率精锐控制虎牢（今河南荥阳汜水镇），阻止窦军西进。相持月余，窦军数战不利，将士思归。李世民寻机突袭，大破窦军，俘窦建德。又回军洛阳，迫王世充出降。于是河南、河北尽归唐有。
李世民雄才大略，智勇兼备，长于统军驭将。注重政治与军事并用，分化瓦解敌人。宽待降将，以德服人，对少数民族将领能竭诚相待，委以重任。对强敌来攻，常深沟高垒，闭营养锐，待其粮尽兵疲，伺机击破；对坚城防守之敌，则长期围困，阻援断粮，乘势迫降；对溃逃之敌，则穷追猛击，必求尽歼。遇战局突变，临机果决，处置得宜。他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体恤部众，甚得军心。
唐太宗李世民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位很有影响的人物，他的政治思想、军事思想都有研究价值。毛泽东对其军事才能作了极高评价，但对他的政治失误也明确地指出。伟人也会犯错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无需避讳，却应总结，引为鉴戒。
对武则天的评价欠妥当
品读原文你觉得武则天不简单，我也觉得她不简单，简直是了不起。封建社会，女人没有地位，女人当皇帝，人们连想也不敢想。我看过一些野史，把她写得荒淫得很，恐怕值得商量。武则天确实是个治国之才，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她提拔过不少人，也杀了不少人。刚刚提拔又杀了的也不少。
———引自毛泽东同工作人员孟锦云的谈话（见孙宝义编《毛泽东的读书生涯》第118页）。
品读精华解析在我国历史上，武则天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之于她的定论，众说纷云，但有一点趋于一致的是：武则天是一个荒淫无度的女人。这一结论的参照依据，自然是有字可查的各种书籍及无字可查的民间传谣。
历史发展到今天，人们的认识水平早已达到了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程度。“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书既不可尽信，民间的传谣自然更有理由不可尽信了。也就是说，世人之于武则天荒淫无度的评断，或许是有失历史的本来面目。晚年的毛泽东读史是他主要的兴趣之一，就是在他逝世前的1975年，同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时，还从评论《资治通鉴》开始，议论司马光、秦始皇、刘邦，最后将话题定格到武则天的身上。
据工作人员孟锦云（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回忆，毛泽东就如何读书的问题，对他们工作人员说：“读书，一要读，二要怀疑，三是提出反对的意见。不读不行，不读你不知道呀。凡人都是学而知之，谁也不是生而知之啊。但光读不行，读了书而不敢怀疑，不敢提出不同看法，这本书还是白读了。”
孟锦云这时插话：“我读书从来没有提出过不同的看法。”
毛泽东接着说：“盂夫子（此指孟锦云———笔者注），不要认为书上篇篇是事实，句句是真理。我们现代人写书时事实都有自己的选择，古人就那么观？代代相传就不会走样？比如，写一个人，他的臣下往往说好话，甚至吹拜，他的敌人往往攻击。这一代人这样写，那一代人又那样写，言过其实的东西不少。都是白纸黑字，你信哪一个？所以需要怀疑，你怀疑，就要去找别的史料，对照一下，这是一常用的方法”。（详见孙宝义编《毛泽东的读书生涯》第118页）
正因如此，对于众说纷云的武则天，毛泽东在同孟锦云谈话时，说“你觉得武则天不简单，我也觉得她不简单，简直是了不起。封建社会，女人没有地位，女人当皇帝，人们连想也不敢想。我看过一些野史，把她写得荒淫得很，恐怕值得商量。武则天确实是个治国之才，她既有容人之量，又有识人之智，还有用人之术。她提拔过不少人，也杀了不少人。刚刚提拔上来又杀了的也不少（出处同上）。”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武则天，是持肯定态度的，就连千古以来之于武则天“淫荡成性”的定论，毛泽东也认为“恐怕值得商量”。当然，毛泽东同工作人员的谈话，属非正式场合，他的这一番谈话中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应该是可以肯定的。
事实上，抛开武则天的私生活不谈，只议她执政时期的各种策略与措施，还是有益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的。而且，武则天也有自知之明，她不让在她的基墓碑上，刻上为她歌功颂德的文字，因为她已经意识到，一个人的功过是非，不应自己吹，而是应该让后人去评说。
总之，在毛泽东看来，武则天是一个有作为、有智慧也有自知之明的女皇帝。
王勃高才博学
品读原文以一个二十八岁的人，写了十六卷诗文作品，与王弼的哲学（王观唯心主义），贾谊历史学和政治学，可以媲美。
———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7耀13页）。
品读精华解析王勃（公元650耀676年），字子安，绛州龙门（今山西省河津县）人。出身学术世家，祖父王通是隋代大儒，父亲曾任太常博士。王勃早慧，9岁就能撰述，15岁上书指陈时政得失，被叹为“神童”。
乾封元年（公元666年），以幽素科对策及第，后因为沛王写《檄英王鸡》被英王（即高宗）下令逐出沛王府。王勃于总章二年（公元669年）五月辞别长安，前往巴蜀游览，文名渐大，官府屡次征辟，但因山水的陶冶，王勃已无意仕进，皆予谢绝。上元二年（公元675年），王勃前往交趾奉养父亲路过洪都（今江西南昌），写下了著名的《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同年渡海往交趾时溺水而卒，时年27岁。
《新唐书·王勃传》中写道：“勃属文初不精思，先磨一墨数升，则酣饮，引被覆面卧。及寤，援笔成篇，不易一字。时人谓勃为腹稿。”毛泽东读这篇传记时，在这段记载下用红铅笔划着重线。在一本《初唐四杰集》里，毛泽东在王勃的《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一文的标题前划着大圈，并写下一条长达1000多字的批注。这条批注有考证、有评价、有议论从内容看，大约写于1958年之后，60年代之前。
毛泽东的这则批注，先是考证了《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的写作时间，毛泽东认为：“王勃此文，‘是去交趾路上作的，地在淮南，或是寿州，或是江都。时在上元二年，勃应有二十三四了。作《滕王阁序》时王勃‘应是二十四、五六，而不是像有些人说的是十三。”由王勃的年轻有为引发，毛泽东在批注中一再阐述自己的观点：“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们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百分之三十的中老年而有干劲的，也有发明创造这种三七开的比例，为什么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于。如果党再对他们加以鼓励，不怕失败，不泼冷水，承认世界主要是他们的，那就会有很多的发明创造。”
毛泽东批注过王勃不少诗文。对他送别友人写的《杜少府之任蜀州》一诗：“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毛泽东在一本《注释唐诗三百首》的这首诗的天头上，简洁有力地批注了一个字：“好。”在凝聚着真挚友情富有感染力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这一诗句下，连划三个大圈《秋日登滕王阁饯别序》是王勃用骈体文写成的著名骈文。全文用严谨的对仗，和谐的声律，精炼的语言，细致优美地描绘了湖光山色，委婉地表达了自己的怀才不遇，具有很高的文学性。毛泽东在“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等警策的句子后面划着圈，尤其对“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一优美的句子，表示了由衷的喜爱。20世纪60年代，他在一次和子女们的谈话中，一边背诵这篇诗序中的佳句，一边评论，兴之所至，悬肘挥毫，为他们书写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一具有诗情画意的千声名句，留下了珍贵的墨迹。
毛泽东对王勃作为年轻人的成就，作为诗人的造诣，给予热情的赞扬和肯定；对王勃坎坷的一生，给予充分的同情。王勃的诗文、命运、气节和成就是毛泽东喜欢他的根本原因。
马周才德，迥乎远矣
品读原文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乎远矣。
———毛泽东读《新唐书·马周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5耀236页）。
品读精华解析在《旧唐书·马周列传》的开头上，毛泽东写道：“马周年四十八。”欧阳修、宋祁在《新唐书·马周传》卷后赞语中写道：“（马）周之遇太宗，顾不异哉！由一介草茅言天下事，若素宦于朝、明习宪章者，非王佐才，畴以及兹？其自视与筑岩、钓渭亦何以异！迹夫帝锐于立事，而周所建皆切一时，以明佐圣，故君宰间不胶漆而固，恨相得晚，宜矣。然周才不逮傅说、吕望，使后世未有述焉，惜乎！”马周有王佐之才，是时唐太宗锐意创建，而马周的意见都切合当时实际，可以称为“以明佐圣”，所以“君宰间不胶漆而固，恨相得晚”，是很自然的。
赞语以为唐太宗发现和任用马周，与商王武丁访得版筑于傅岩之野的傅说，任以为相，致使殷商中兴，以及周文王遇垂钓渭滨的吕望，号之为太公，后辅佐武王灭商，并没有什么不同。遗憾的是马周才具不及傅说、吕尚，以致后世少有称颂。毛泽东不同意这种评价，他在这段赞语的天头批注：“傅说、吕望，何足道哉，马周才德，迥平远矣。”
“命系庖厨”是徐有功的牢骚话
品读原文“命系庖厨”，何足惜哉！此言不当。岳飞、文天样、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毛泽东读《新唐书·徐有功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7页）。
品读精华解析毛泽东对《新唐书》卷一百一十三《徐有功传》读得很仔细，加了许多旁圈、三角、叉、套圈等标记，他对徐有功这个封建时代的执法楷模是赞许的，但对徐有功的一段言论也提出了批评。
据《新唐书·徐有功传》记载，当徐有功第一次遭到免官后，不久又被任命为左肃政台诗御史时，他不愿接受这项任命，曾向武则天提交了一份辞呈，说：“臣闻鹿走山林而命系庖厨者，势固自然。陛下以法官用臣，臣守正行法，必坐此死矣。”其意思是：鹿虽然在山林间奔走，但到头来却仍免不了遭到宰杀，被厨子做成菜肴而摆上饭桌。陛下让臣下我担任法官，而臣下我只能是守正行法，因而到头来必定会因此而送命。这是徐有功的牢骚话。
毛泽东在这段文字旁加了一长段的批注，这不仅是对徐有功的委婉批评，也是毛泽东本人对“以身殉职”这一精神含义的理解和表白。
姚崇是持唯物论的大政治家
品读原文大政治家、唯物论者。
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
韩愈《佛骨表》祖此。
二人道同，方法有些不同。
———毛泽东读《新唐书·姚崇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37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品读精华解析姚崇（650耀721年），陕州硖石（旧治在今河南三门峡南）人。历任武则天、唐睿宗、唐玄宗三朝宰相。毛泽东对姚崇十分赞赏，因此在《新唐书·姚崇传》的天头上用粗重的黑铅笔写下了“姚崇”两字，并在这两字之前批注道：“大政治家、唯物论者。”
唐睿宗时，姚崇见太平公主权势太盛，为了削弱其权力，曾奏请让太平公主出居东都洛阳，因而被贬职。唐玄宗即位之初，召见姚崇，打算任命他为宰相。姚崇则针对武则天以来的政治弊端，向唐玄宗提出了十条意见。并说如果他这十条条意见不能得到采纳，那他就不愿接受宰相的任命。据《新唐书·姚崇传》记载，这十条意见是：“垂拱以来，以峻法绳下。臣愿政先仁恕，可乎？朝廷覆师青海，未有牵复之悔。臣愿不幸边功，可乎？比宋壬佞冒触宪网，皆得以宪自解。臣愿法行自近，可乎？后氏临朝，喉舌之任出阉人之口。臣愿宦竖不与政，可乎？戚里贡献以自媚于上，公卿方镇寝亦为之。臣愿租赋外一绝之，可乎？外戚贵主更相用事，班序荒杂。臣请戚属不任台省，可乎？先朝亵狎大臣，亏君臣之严。臣愿陛下接之以礼，可乎？燕钦融、韦月将以忠被罪，自是诤臣沮折。臣愿群臣皆得批逆鳞、犯忌讳，可乎？武后造福先寺，上皇造金仙、玉真二观，费钜百万。臣请绝道佛营造，可乎？汉以禄、葬、阎、梁乱天下，国家为甚。臣愿推此鉴戒为万代法，可乎？”唐玄宗听后，一口答应：“朕能行之。”后来，唐玄宗和姚崇就是以这十条纲领为施政方针，励精图治，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的。毛泽东在这段记述的天头上批注道：“如此简单明了的十条政治纲领，古今少见。”对此发出了由衷的赞叹。
姚崇不信鬼神，具有朴素的唯物沦思想。开元四年（716年），山东地区发生特大蝗灾，老百姓相信迷信，只是一味祭拜，看着蝗虫啃食庄稼而不敢捕杀。姚崇派出御史担任捕蝗使，分道督促百姓捕杀蝗虫。这时，汴州刺史倪若水上奏，说：“消除天灾应该用德。过去十六国时期汉国的国君刘聪要消灭蝗虫，可结果不但没能消灭得了，蝗虫反而更加厉害了。”黄门监卢怀慎也说：“人力怎么能够抗天灾？而且把蝗虫杀多了，必然会损伤天地的和气。”连唐玄宗对捕蝗一事也有很大的疑虑。但姚崇不为所动，说服了众人鼓励大家积极灭蝗，最终战胜了这场特大蝗灾。
开元五年（717年）正月，唐玄宗打算前往东都洛阳巡视，但这时太庙却忽然无缘无故地坍塌了。唐玄宗满腹狐疑，便就此向宰相们征询意见。宋璟和苏翅认为这是天降灾异，告诫陛下不宜东行，应该停止前往洛阳，修养道德，以接受上天的谴责。但姚崇却不以为然，回答说：“臣下我听说隋朝修建太庙的木材是取自前秦苻坚时期的旧宫殿。大山有了松散的土壤还会发生山崩，更何况木头用久了它是会自然腐朽。”他认为这并不是什么“天降灾异”，因此劝说唐玄宗按期前往洛阳。唐玄宗听了姚崇的话，十分高兴便依从姚崇的建议。
姚崇历来不信佛教。他在遗嘱中对儿子们说：“今之佛经，罗什所译姚兴与之对翻，而兴命不延，国亦随灭。梁武帝身为寺奴，齐胡太后以六宫人道，皆亡国殄家。近孝和皇帝发使赎生，太平公主、武三思等度人造寺身婴夷戮，为天下笑。五帝之时，父不丧子，兄不哭弟，致仁寿，无凶短也。下逮三王，国祚延久，其臣则彭祖、老聃皆得长龄。此时无佛，岂抄经铸像力邪？绿死丧造经像，以为追福。夫死者，生之常，古所不免，彼经与像何所施为？儿曹慎不得以此！”姚崇遗嘱中所说的罗什即十六国后秦时期来中国翻译佛经的西域僧人鸠摩罗什，姚兴即后秦皇帝。五帝即指传说中的伏羲、神农、黄帝、唐尧、虞舜这五位上古帝王，三王则指夏、商、周三代。彭祖是夏朝人，传说他活了800余岁；老聃即老子，春秋时期的人，传说他活了200来岁。毛泽东在这段文字上批注道：“韩愈《佛骨表》祖此。”
毛泽东所说的《佛骨表》即韩愈向唐宪宗上奏的《沦佛骨表》。毛泽东认为韩愈《佛骨表》中所表述的反佛教思想即源于姚崇，对姚崇的反佛教言论寄予了很高的评价。
开元四年闰十二月，姚崇向唐玄宗请求，辞去了宰相职务，并推荐宋璟担任了宰相。两人以其突出的政绩在历史上齐名，被并称为“姚宋”。欧阳修在《新唐书》卷124的“赞”中评论说：“姚崇以十事说天子而后辅政，顾不伟哉，而旧史不传。观开元初皆己施行，信不诬己。宋璟刚正又过于姚崇，玄宗素所尊惮，常屈意听纳。故唐史臣称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同归于治，此天所以佐唐使中兴也。”毛泽东不完全同意欧阳修的这种看法，批注道：“二人道同，方法有些不同。”
这里所谓的“道”，即政治方针和路线。而所谓的“方法”，即政治方式和策略。应该说，毛泽东的这个见解是完全正确的。
“多藏厚亡”，遗害子孙
品读原文多藏厚亡。
———毛泽东读《新唐书·李叔明传》（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0页）。
品读精华解析李叔明可谓能吏，可谓勇将，但他却不懂得为子孙后代做打算。他留下无数田宅，本是为后代着想，谁知却恰恰害了后代。子孙在富贵奢侈的环境中长大，不知生计之艰难，不知进取，而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甚至骄纵不法，触上刑网，遗下无穷祸患，所以善于教育子孙的人，常常不是留绐子孙财产，而是传给子孙勤俭的作风，进取的精神。毛泽东很敏锐地看出了这一点，在《李叔明传》上批注说：“多藏厚亡。”“多藏厚亡”语出《老子》：“是故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意思是聚财过多而不能施以济众，必引起众怨，最终会损失更大。
裴度亲自调查研究，值得学习
品读原文调查研究，出以亲身。
———毛泽东读《新唐书·裴度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47页）。
品读精华解析唐宪宗时，蔡州叛乱，朝廷派兵征讨，裴度受宪宗委派巡视各军，还朝后向宪宗汇报了军队情况，并提出攻取策略，深受宪宗叹赏。王承宗、李师道想缓解朝廷对蔡州的进攻，于是派刺刺杀执政大臣，宰相武元衡被刺死，刺又击刺裴度，连刺三下，砍断了靴子，砍伤了背部，又击伤了他的头部，幸亏他用毯子蒙住头，才没被刺死。侍从们都害怕得发抖，只有驺人王义抓住刺大喊，刺斩断了王义的手。裴度滚到沟里，刺以为他已死了，就逃走了。后裴度亲自调查，弄清了刺的底细将王承宗、李师道的阴谋报告了宪宗，宪宗对他更加信任。
裴度注重亲身调查研究，这一点很值得后人学习。毛泽东读《裴度传》时，就着重指出了这一点，他批注道：“调查研究，出以亲身。”毛泽东非常重视调查研究，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详细论述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并列举了调查的几种方法。在毛泽东看来，只有深入调查，才能了解实际情况，制定出正确可行的方针政策。
庞勋起义因内部分裂失败
品读原文徐州兵七百戍桂州，六岁不得代。
内部分裂，因而败亡。
———毛泽东读《新唐书·康承训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44页）。
品读精华解析《新唐书》卷148《康承训传》对庞勋起义有较详细的记载。毛泽东仔细地阅读了《新唐书·康承训传》，作了两条批注,一是：“徐州兵七百戊桂州，六岁不得代”。二是：“内部分裂，因而败亡”。前一条批注，点明了庞勋起义爆发的原因；后一条批注，则是对庞勋起义失败原因的分析。后一条批注与前一条批注相呼应，显得尤为精当。
庞勋起义正因为是出于“徐州兵七百戊桂州，六岁不得代”，起义的准备并不充分，因而庞勋等人只能用“杀人放火受招安”来鼓动七百戊兵哗变。由于这种局限，因而在起义之初，当七百戊兵一路剽掠，回到徐州城下时，由于唐王朝指示徐泗观察使崔彦增“抚慰戊卒擅归者，勿使犹疑”，七百戊兵面临朝廷的招安，对是否继续对抗朝廷的问题就已有了分歧。赵武等12名将士不愿参与起义，打算逃跑，结果被庞勋处死。这件事使庞勋起义一开始就蒙上了一层分裂的阴影。
当哗变队伍转变成了农民起义的武装后，原七百戍兵的领导者内部又发生了严重的分裂。
起义军大将孟敬文多谋善断，兵强马壮，但野心勃勃。当他率军攻占丰县，便滋生了背叛庞勋、自成一军的打算。于是，他在暗中散布符谶，说自己有天命，为背叛做舆论准备。庞勋对此也有耳闻，因而对孟敬文的一举一动尤其留意。当唐将薛尤率魏博军进攻丰县时，庞勋趁机派亲信率兵三千赶到丰县，名义上是帮助孟敬文守城，实际上是对孟敬文进行暗中控制。孟敬文对庞勋此举心照不宣。孟敬文暗中设计，与庞勋的亲信约定共击魏博军并大肆吹捧庞勋的亲信，说他如何如何勇敢、如何如何能战，支使他担任前锋。等两军交锋时，孟敬文却引兵退走，致使庞勋亲信全军覆没。
庞勋大怒，派人去诱骗孟敬文，说王弘立已经攻取淮南，庞勋现打算前往淮南坐镇，因此想从诸将中挑选一名骁将，镇守徐州。孟敬文利欲熏心为了争取到镇守徐州的机会，他没有来得及多想，便立即上马赶往徐州。庞勋于是将孟敬文抓了起来，砍了头。孟敬文一死，无疑削弱了起义军北线的防御力量，使战场形势朝有利于唐军的方面转化了。
姚周也是庞勋起义军的一员能征善战的大将，但与防守宿州的起义军将领梁丕素来不和。因而，当姚周在柳子城与康承训所指挥的唐军主力血战时，梁丕却不发兵增援。柳子城作战失利后，姚周与数十人突出重围，逃往宿州。梁丕开门让姚周进入宿州城后，便丧心病狂地杀了姚周。事后，庞勋将梁丕贬职，而改任张玄稔负责宿州防务。
张玄稔原为徐州旧将，起义军攻入徐州后，他被迫参加了起义军。当康承训指挥唐军围攻宿州时，他见势不妙，便接受了康承训暗中招降，杀掉了起义军守将张儒等人，献出了宿州。张玄稔在投降唐军后，还带领人马，谎称是从宿州突围而来，骗开符离城门，使唐军兵不血刃便得到了符离。接着，他又引着唐军进攻徐州，并配合唐军攻城，致使徐州失陷。当庞举直许佶率众突围后，张玄稔竟亲自带兵追杀，杀了庞举直和许佶。由于张玄稔的叛变，庞勋起义军遭到了沉重的打击。而张玄稔因镇压庞勋起义有功，最后被唐王朝加封为右骁卫大将军，御史大夫。
毛泽东在其革命生涯中，对队伍的内部团结非常重视。因而，他在读《新唐书·康承训传》时，庞勋起义军内部的这些矛盾和分裂因素自然也就引起了他的注意。毛泽东在对庞勋起义的整个过程进行了认真分析后，认为庞勋起义的失败并不在于唐军能战，而在于起义军的内部分裂。因此，他以“内部分裂，因而败亡”八个字，对庞勋起义失败的原因作了精辟的概括总结。
《奏疏》是《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品读原文（马周给唐太宗的奏疏是）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
———毛泽东读《新唐书》卷九十八《马周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3993年版，第235耀256页）。
品读精华解析毛泽东在《新唐书》卷九十八《马周传》所载录的马周在贞观十一年（637年）向唐太宗所上的奏疏的天头上批注道：“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宋人万言书，如苏轼之流所为者，纸上空谈耳。”
毛泽东最推重西汉贾谊的《治安策》，认为《治安策》“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象”，“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因而，“贾生《治安策》以后第一奇文”是毛泽东对马周这篇奏疏所作的高度评价。这个深受毛泽东赞赏的奏疏的大体内容及毛泽东的评价依据是：第一，建议唐太宗节俭治国，力戒奢侈，关心百姓的疾苦。他从历史上夏、商、周至魏、晋、隋统治天下的时间长短，总结经验教训说：“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宽猛随时，而大要节俭于身，恩加于人，二者是务。
故其下爱之如父母，仰之如口月，畏之如雷霆，此其所以卜柞遐长，而祸乱不作也。”毛泽东在《旧唐书》、《新唐书》的这一部分密加圈点，在“节俭于身，恩加于人”处，逐字加了套圈，天头上连画三个大圈。马周列举尧、禹、汉文帝、汉景帝节俭的事例，尖锐地指出：“今京师及益州诸处，营造供奉器物，并诸王妃主服饰，皆过靡丽。”老百姓所服的徭役太重，“颇嗟叹”。他说：“陛下少处人间，知百姓辛苦，前代成败，目所亲见”尚犹如此，而皇太子生长深宫，不更外事，即万岁后十圣虑之所当忧也。”毛泽东在“陛下少处人间……目所亲见。处，字字都加了旁圈，在天头上画了三个大圈，他对马周从国家前途着想，敢于尖锐地反映政治中的敏感问题，不粉饰太平，很为赞赏。
第二，建议唐太宗重视人民群众的作用。他说：“自古以来，国之兴亡，不由积蓄多少，在百姓苦乐也。”毛泽东在此处天头上画了三个圈，逐字加了旁圈。马周举例说：隋虽有洛口仓贮米，东都积布帛，西京金银库当李密（隋末农民起义瓦岗军的领袖）、王世亢（本为隋朝将领，后反叛）起来造反，这些都成了帮助造反者的财物。而且，“但贮积者，固有国之常，要当人有余力而后收之，岂人劳而强敛之以资寇邪”。毛泽东对这段引文逐字加了旁圈。马周指出，而今百姓有怨言，“以为陛下不忧怜之”，这是由于“今营为者，多不急之务故也”，“若人既劳，而用之不息，万一中国水旱，而边方有风尘之警，狂狡窃发，啡徒旰食晏寝而已”。马周这种以“百姓苦乐”决定“国之兴亡”的观点，很受毛泽东的重视。
第三，建议唐太宗分封诸王、功臣要得当，要加强郡县基层的人选。马周非常同意贾谊《治安策》中有关分封诸侯的意见。他认为对诸王和功臣不可“树置失宜，不预为节制”。他还举曹操宠爱曹植，曹丕即帝位后，曹植备受猜忌，郁郁而死为例，说明“先帝加恩太多，故嗣王疑而畏之也”，毛泽东对这一句加了旁圈。马周希望唐太宗不要“前车既覆，而后车不改辙也”。毛泽东对这一句又加了旁圈，在天头上画了三个圈。马周建议加强郡县的人选，强调说：“臣闻天下者，以人为本。必也使百姓安乐，在刺史县令耳。县令既众，不可皆贤，但州得良刺史可矣。”毛泽东在“必也使百姓安乐”一句下，逐字加了旁圈。马周批评“今独重内宫。县令、刺史颇轻其选。又刺史多武夫勋人，或京官不称职始出补外”，“所以百姓未安，殆在于此”。唐朝的官制，地方设州县两级，州设刺史，县设县令。马周这种加强基层政权的主张十分英明，也是毛泽东赏识之处。贾谊的《治安策》曾被毛泽东誉为“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毛泽东把马周的奏折，上比《治安策》，下比“万言书”，这“一”和“奇”的评价是多么不凡！
享有贞观之治美誉之称的唐太宗执政时期，是唐朝的鼎盛期，但马周却如汉代的贾谊—样，居安思危，于繁华中看出政治等方面存在的弊端及隐患。他在上唐太宗的奏疏中提出的问题，切中时弊，说理透彻，提出的建议，体现了敏锐的洞察力和卓越的政治家远见。更可贵的是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将个人得失置之不顾，以国家利益为重，敢于直言的勇气，这些也许正是毛泽东对这篇奏疏高度赞赏的原因。
田弘正是个好将军
品读原文田弘正是个好将军。
———毛泽东读《新唐书·田弘正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4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品读精华解析毛泽东读《新唐书》，对唐代的藩镇割据问题也很注意。批注有两处，分别是“田弘正，好将军”和“青年将军王承元”即是专门针对藩镇割据问题而作出的评论。
所谓藩镇，就是当时由节度使统辖的军区。安史之乱结束后，由于唐朝中央政府的控制力严重萎缩，藩镇势力恶性膨胀，从而导致了唐朝后期延续一百余年的藩镇割据局面出现。当时，全国共有大小藩镇几十个。这些藩镇的力量悬殊较大。最小的藩镇只管辖两个州，兵力只有几千；而最大的藩镇却管辖十来个州，兵力达到十来万。不少大藩镇往往仗恃自己雄厚的兵力，不把朝廷放在眼里，自己任命辖区内的文武官员，不向朝廷上缴赋税。许多节度使不仅利用屯田的方式把封建国家的土地控制在手，而且自己也大肆兼并土地。他们还竭力扩充军队，选练精兵。不少藩镇还豢养有自己的“牙兵”。
这种“牙兵”就是节度使的亲兵，也是藩镇武装的核心。他们骁勇善战，待遇优厚，也极为骄横。不少节度使都是“牙兵”推选出来的。而且，即使是节度使，只要他违背了“牙兵”的利益，往往也会被“牙兵”杀死或推翻。例如，在唐朝后期的150年里，在“河朔三镇”先后57任节度使中就有22人是被“牙兵”和部下杀死或赶走的，而真正由朝廷委任的却仅有人。不少藩镇的节度使，有父死子继的，兄终弟继的，叔侄相承的，有“牙兵”和部下拥立的，朝廷只能承认，不能更改，否则他们便会用武力对抗朝廷。
“河朔三镇”是指幽州、成德、魏博（后改称天雄）这三大藩镇。它们是唐朝后期藩镇割据的策源地，也是唐朝后期藩镇割据最为严重的地区。早在唐代宗即位之初，因无力肃清河朔地区的安史残余势力，便先后将安史的降将李怀仙、李宝臣（原名张忠志）、薛嵩、田承嗣就地任命为幽州（兼领卢龙）节度使、成德节度使、相卫节度使、魏博都防御使（不久升节度使）其中，幽州镇和平卢镇管辖幽（治今北京）、莫（治今河北任丘）、妫（治今河北怀来）、檀（治今北京密云）、平（治今河冯卢龙）、蓟（治今天津蓟县）等州，成德镇管辖恒（治今河北正定）、定、赵（治今河北赵县）、深（治今河北深县）、易（治今河北易县）等州，相卫镇管辖相（治今河南安阳）、卫（治今河南汲县）、贝（治今山东清河）、邢（治今河北邢台）、洺（治今河北永年）等州，魏博镇管辖魏（旧治在今河北大名）、博（治今山东聊城）、德（治今山东德州）等州。
田弘正（764~821年）字安道，平州卢龙（今河北卢龙）人，系魏博节度使田承嗣之侄。唐宪宗元和七年（812年），魏博节度使田委安（田承嗣之孙）死后，田弘正被众人拥立，继任魏博节度使。田弘正服从中央的命令先后帮助朝廷出兵讨伐发动叛乱的原淮西节度使吴少阳之子吴元济，逼迫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归服了朝廷，讨平了平卢淄青节度使李师道的叛乱。元和十年，他服从朝廷的调动，转任成德军节度使。次年，成德军发生兵变，田弘正被原成德军都知兵马使王庭凑杀害。
青年将军王承元
品读原文青年将军王承元。
———毛泽东读《新唐书·王承元》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4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品读精华解析王承元（800耀833年），祖上是契丹怒皆部人，成德节度使王武俊之孙。王武俊死后，王承元之父王上真、王承元之兄王承宗相继被部下拥立为成德节度使。唐宪宗元和十五年（820年）王承宗死后，众人又想推举年仅20岁的王承元接任成德节度使。但王承元不愿继续对抗朝廷，便秘密向朝廷上表，愿意放弃成德节度使的职位，入朝供职。唐穆宗于是授予王承元检校工部尚书、义成军节度使。其后，历任鄘坊丹延节度使、凤翔节度使、平卢淄青节度使等职。终年33岁。毛泽东之所以赞誉田弘正为“好将军”，赞誉王承元为“青年将军”，是对他们反对割据、拥护中央行为的肯定。
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张说
品读原文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张说。
———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40页。
品读精华解析张说（667耀730），字道济，一字说之，洛阳人。武则天时入仕，经唐中宗、唐睿宗、唐玄宗，历任多种官职，升为宰相。
毛泽东读《新唐书》卷一百二十五《张说传》时，做了如下批语：“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张说。”
从《张说传》的记载看，毛泽东称张说是“大政治家”，应当与以下几方面有关：
一、在政治斗争中，张说始终站在唐玄宗一边。史载，李隆基（即唐玄宗）为太子时，张说“所与秘谋密计甚众”（《新唐书·张说传》）。景云二年（711年），有术士对睿宗说，五天内将有“急兵入宫”。睿宗让大臣们防备此事。张说对唐睿宗说，这是有人想扳倒太子。只要陛下让太子监国，名分一定，这种流言蜚语就会消失。唐睿宗便按照张说所说的办法做了。李隆基即位后，太平公主引萧至忠、崔浞为宰相，张说因不依附太平公主，被罢去宰相，任命为东都留守。张说派人将自己佩带的刀送给唐玄宗，请唐玄宗拿定主意。张说的意思，显然是请唐玄宗诛杀太平公主及其党羽。
二、引导唐玄宗尊尚经术，主张开馆置学士，修太宗之政。中书舍人陆坚觉得，给学士的待遇太厚，对国家无益。张说认为陆坚的意见不对，他说：帝王成功后往往变得奢侈和骄傲自满，有的大兴土木，有的喜好声色现在皇帝尊崇儒术，亲自参加这些活动，就不会犯那些错误。优待学士虽然会增加一些财政支出，但却是“所费细而所益者大”。
三、善于利用各种关系，达到政治目的。姚崇得到唐玄宗宠信后，张说由于与姚崇不和，在政治上处于被动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张说作了一首悼念苏瑰的诗，等到苏瑰忌日那一天，送给身为宰相的苏瑰之子苏颋，苏颋看了此诗，感动得直掉泪，不久对唐玄宗说，张说忠诚，有功劳，应当重用于是，张说重新回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心。
另外，张说的其他一些表现，或许也是毛泽东称他为“大政治家”的原因。例如，张说善于用人，引荐了许多名士。再如，以往集贤院举行宴会都是官高者先饮酒。张说认为，儒以道相高，不应以官位高低为顺序。于是大家一起喝酒。为此，人们都称赞张说做事得体。这虽是一件小事，但可以说明，张说知道怎样笼络人心。
毛泽东称张说为“大军事家”，应当是出于以下原因：一、张说处理军旅事务有胆有识，由于朔方军大使王睃曾杀死前来归附的少数民族人，其他归附的少数民族皆疑惧不安。张说带20人，前往抚慰。
副使李宪觉得这样太危险。张说却说，我的肉不是黄羊肉，不怕他们会吃我；我的血不是野马的血，也不怕他们会刺我。现在到了危急关头，也是我为国效命的时候了。经过张说努力，归附的少数民族皆安定了。
二、改兵制。张说为朔方节度大使时，唐朝在边镇的兵员总数超过60万。张说认为边防不在兵多，在他的建议下，边镇兵减少了20万。唐朝前期，实行府兵制。至唐玄宗时，府兵制被破坏，有名无实，京师防卫十分薄弱。在这种背景下，张说要求实行募兵制，短时间内募兵13万，补充了各卫的兵员。这些军队，就是后来所说的宿卫兵“扩骑”。
三、张说懂得军事，但不好战。唐玄宗时，准备对吐蕃用兵。张说主张讲和，唐玄宗未采纳。后来唐朝对吐蕃用兵，取得了一些胜利。然而张说认为，最终还会失败。果然，事情发展的结果与张说预料的一样。
四、张说不杀俘虏。王睃讨伐兰池（今宁夏盐池县境内）反叛的胡人康待宾，唐玄宗诏令张说“相闻经略”。当时，党项羌人与康待宾联合在一起。
张说率步骑万人打败羌胡联军后，下令招纳党项人，让他们回到原来住的地方。副使史献要求将这些党项人全部杀掉，张说不同意。后来奏请皇帝批准，设置了麟州（今陕西神木县北），用于安置党项人。
另外，作为一个“大军事家”，张说自然也打过许多胜仗。关于这一方面，就不一一赘述了。
总之，毛泽东称张说是“大政治家、大军事家”，与历史记载是吻合的。
英才李贺早逝，可惜
品读原文贾谊死时三十几，王弼死时二十四。还有李贺死时二十七，夏完淳死时十七。都是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了。
———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1页。
品读原文李贺诗很值得一读。
———摘自毛泽东1965年7月21日致陈毅的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06页）。
品读精华解析毛泽东在他读过的《新唐书》第二百三十卷《李贺传》的天头上标写着“李贺”两个醒目的大字，在记载李贺写诗“未始先立题，然后为诗，如他人牵合程课者”等处，逐句加了旁圈。
1965年7月，毛泽东曾向陈毅推荐李贺的诗，说：“李贺的诗很值得一读。”在有关王勃的批注中，毛泽东亦曾提及李贺，赞扬他是“英俊之才”，惋惜他的早殇。在中南海毛泽东故居书房里收藏有多种版本的李贺诗集，如《李长吉歌诗集》《李长吉集》《李昌谷诗集》《李昌谷诗注》等。翻开这些书，每本都有毛泽东的圈画。在李贺流传于世的240首诗中，经他亲笔圈画的汁有83首，部分作品甚至圈画多至四五遍。他还圈画过《新唐书·李贺传》及《李长吉歌诗集·杜牧序》。
李贺的诗富于想象，这与毛泽东浪漫主义的气质正好吻合。这也是毛泽东喜欢李贺诗的重要原因。李贺写诗呕心沥血，创作态度极为严肃，他广泛吸取前代诗人的艺术传统，另辟新路，独树一帜，形成自己奇峭瑰丽的诗歌风格。他敢于把犀利的笔锋，直指中唐时代腐朽社会的代表藩镇和宦官，敢于撕开其阴暗帷幕，有较高的思想性。
他的作品主要有神怪、讽喻、抒情三大类。神怪诗虽只有十来首，但却占李贺名作的一半以上，因而李贺有“诗鬼”之称。毛泽东很喜爱李贺的这类作品。黄陶庵评本《李长吉集》中《梦天》一首天头上的编者评语说“论长吉每道是鬼才，而其为仙语，乃李白所不及。”毛泽东读至此，每句都圈点断句，很重视这一评语。对李贺的《金铜仙人辞汉歌》《老夫采玉歌》《李凭箜篌引》《巫山高》《湘妃》《天上谣》《梦天》《官街鼓》等，毛泽东圈画较多。李贺的名句“天若有情天亦老”，“雄鸡一唱天下白”等，他都化用人自己的创作之中。
毛泽东读李贺的诗，不仅数量多，而且读得非常精细，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1959年3月，文物出版社刻印了一册线装本的《鲁迅诗集》。其中有一首《湘灵歌》，是鲁迅于1931年3月5日写赠给日本友人松元郎的。全诗为：“昔闻湘水碧如染，今闻湘水胭脂痕。湘灵妆成照湘水，皎如皓月窥彤云。高丘寂寞竦中夜，芳荃零落无余春。鼓完瑶琴人不闻，太平成象盈秋门。”毛泽东在该诗末句旁边批注道：“从李长吉来。”李贺在《自昌谷到洛后门》一诗中有“九月大野白，苍岑竦秋门”之句，足见毛泽东对李贺诗的熟悉程度。
黄巢起义打击了封建统治
品读原文“天津桥上无人识，闲倚栏杆看落晖”，得毋像黄巢吗？
———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334页。
品读原文黄巢山东人，当时科举不第，气愤而起，由山东至福建、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山西，这是农民暴动的一个很明显的例子。他完全代表农民利益的，其所以失败者，以始终暴动所致也。
唐末黄巢起兵，所向皆克，由于不代表地主阶级利益，被地主所宣传为强盗，无恶不作，所以失败了。
———见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21页。
品读原文应当认识，历史上黄巢、李闯式的流寇主义，已为今日的环境所不许可。
———引自毛泽东：《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上册，第35页）。
品读精华解析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战争，英勇奋战了十年，转战数万里，席卷大半个中国，战斗的足迹踏遍今山东、河南、安徽、江西、江苏、福建、广东、广西、湖南、湖北、陕西等十二个省。其规模不仅创了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的之最，也是世界农民反封建斗争史上所少见的。其原因是唐后期封建土地占有形态发生了变化。唐前期均田制的实施给自耕农经济的发展留下了一点活动的余地，到实行两税法时，均田制完全被破坏，地主庄田迅速扩展，广大农民群众则沦为“佣力作”的佃农和半自耕农。佃农和半自耕农有不同程度的个体经济，人身依附关系相对地减轻，失去土地后渴望土地的要求表现得更加强烈。农民阶级反封建的斗争已由要求减轻人身依附关系开始深入到土地所有制这个核心问题。随之，农民战争也就进入了新阶段，表现得空前激烈。
黄巢领导的农民革命军，发挥了空前的威力，北自黄河流域，南至珠江流域广大地区的地主都受到了严重的打击。经过这次农民起义以后，南北朝以来在社会上起着支配作用的门阀制度和观念被基本清除了。最突出的表现是从五代开始，“取土不问家世，婚姻不问阀阅”，这就是唐末农民战争的伟大功绩。唐末农民大起义，还使旧的藩镇势力在大起义以后，逐渐衰弱以至消灭，而唐王朝本身则也名存实亡了。
唐末农民起义，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由于唐王朝和藩镇割据势力、沙陀军事贵族的反动联合而被镇压下去，它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历史教训。
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前期执行了比较正确的战略和战术。但是，在占领长安以后，他们没有乘胜追歼以唐僖宗为首的地方统治集团的残余力量，没有及时组织军事力量向藩镇割据势力进攻，而是坐失时机，使唐王朝得以重新纠集各种反动势力，卷土重来，从而导致政权的丧失。另一方面起义军在进军的过程中，采取流动作战的方法，打垮了不少顽敌，驰骋在祖国南北各地，然而在所到之处都未能重视根据地的建设，以支持仍在进行中的革命战争和巩固已经取得的胜利。尤其是起义军进入长安建立政权以后，仍然只停留在长安周围的狭小地区内，致使唐王朝能在全国各地纠集各种反动势力，重新造成军事力量的优势，并从而集中兵力，围攻起义军，而起义军则陷于被动应付，终于避免不了失败。黄巢农民军的失败，又是与朱温之流叛变革命，从内部分裂起义军的力量分不开的。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朱温叛变降唐的事实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些用鲜血换来的教训，是农民革命留下的宝贵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