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魏玄同和裴炎的事迹可知，这两个人在主张武则天还政一事上，站在同一立场上。因此，毛泽东说魏玄同是裴炎的同党，应当也是在这层意义上讲的。值得指出的是，古汉语中的“党”含有贬义，所谓君子不党即是。因此，所谓“魏玄同，裴炎党也”，不仅是对魏玄同个人的评价，实际上也表明了毛泽东对裴炎、魏玄同要求武则天还政一事的态度。
魏征“懂得片面性不对”
品读原文唐朝人魏征说过：“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他懂得片面性不对。可是我们的同志看问题，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
———《矛盾论》（一九三七年八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13页）。
品读精华解析魏征是中国历史上的名臣，以敢于诤谏著名。魏征年老病重，太宗送医送药，使者相望于道路，来往不绝，并和太子一起去他家探望，并把衡山公主许配给他的儿子魏叔玉。魏征去世后，太宗命朝中九品以上的官员都去吊唁，并为之亲自撰写碑文，刻于石上。太宗对他思念不已，他跟左右的大臣说了如下的名言：“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这恐怕是历代大臣中所享受的最大哀荣了！
毛泽东对魏征也有所评论，他说：“唐朝人魏征说过：‘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他懂得片面性不对。可是我们的同志看问题，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
“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确是一句至理名言，这不仅是实践经验的总结，也符合唯物辩证法。毛泽东历来注重实事求是，讲究观全面地认识实际情况，因此，毛泽东重视魏征的这句话，是与他的性格和工作作风紧密相连的。
慧能是中国佛教的始祖
品读原文唐朝佛教《六祖坛经》记载，惠（慧）能和尚，河北人，不识字，很有学问，在广东传经，主张一切皆空。这是彻底的唯心论，但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跃进。惠（慧）能敢于否定一切。有人问他：死后是否一定升天？他说不一定，都升西天，西方的人怎么办？他是唐太宗时的人，他的学说盛行于武则天时期，唐朝末年乱世，人民思想无所寄托，大为流行。
———摘自毛泽东1958年8月2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见王兴国著：《毛泽东与佛教》，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112页）。
品读原文慧能主张佛性人人皆有，创顿悟成佛说，一方面使繁琐的佛教简易化；一方面使印度传入的佛教中国化。因此，他被视为禅宗的真正创始人，也是真正的中国佛教的始祖。在他的影响下，印度佛教在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动摇了，甚至可以“喝祖骂佛”。
———摘自林克：《毛泽东身边的岁月片断》（见《缅怀毛泽东》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59~560页）。
品读精华解析在中国佛教的几个宗派中，毛泽东比较熟悉的是禅宗，尤其是六祖慧能。毛泽东的秘书林克曾回忆道：毛泽东很欣赏禅宗六祖慧能，《六祖法宝坛经》一书，他经常带在身边。他多次给我讲六祖慧能的身世和学说，更为赞赏他对佛教的改革和创新精神。我对慧能及禅宗的一点微薄知识，多是得自毛泽东的讲授。毛泽东对我谈到慧能的身世。……为我背诵了这两首法偈：“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毛泽东跟我说，后一首是慧能所作，指出世间本无任何事务，故无尘埃可沾；佛性本来是清净的，怎么会染上尘埃？这与佛教一切皆空、万法皆空的宗旨最契合。
在1958年8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北戴河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也讲到了慧能，认为他“主张一切皆空。这是彻底的唯心论，但他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跃进”。并赞扬慧能敢于否定一切。
从以上的回忆与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对慧能在中国佛教史上的地位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毛泽东认为，慧能的思想使烦琐的佛教简易化，使得人人易懂，人人易学。这样就动摇了印度佛教在中国的地位。因为他使禅宗徒众，敢于说佛不在外，只在我心中，甚至人人都可自称为佛了。这样，原来天竺各派所虚构的高不可攀的佛，变成了举目可见可为的平常人。其实，佛教一传入中国就面临着如何让中国人接受的问题。要使它中国化，就必须融进中国传统的思想。早在南朝梁武帝时期，鸠摩罗什的弟子竺道生，就开始用玄学来解释佛理，从而吸收了中国传统的道家思想。再后来，禅宗的一些僧徒所作的语录，除去一些必要的佛教门面话外，大量吸收了儒家的思想，特别是在宋代，佛教与儒家的一些思想，简直没有什么区别了。这就使佛教更加中国化了。
关于毛泽东讲慧能高扬主观能动性一点，可从慧能针对神秀的“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提出的四句偈看出。
慧能针锋相对地提出的四句偈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可见，慧能认为“佛性”是人心本有的，人们在选择“成佛”道路时要有坚定的主观信仰，相信自己的内心，就可以解脱苦难。也就是说，人们要解脱苦难，不必向外面寻找原因，只需要内心用力即可。这正是毛泽东所说的，慧能“突出了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大跃进”。但慧能是从唯心主义的角度突出主观能动性的，因为他否认一切外界条件的制约，只讲内心解脱。所以他只强调“自性”、“身中净土”。
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凡愚不了自性，不识身中净土，愿东愿西；悟人，在处一般。所以佛言随住处恒安乐。
（《坛经·疑问品》）
这正是毛泽东说的“惠能敢于否定一切”，因为他实际上将西方净土也否定了。毛泽东讲慧能说人死后不一定升天，也是从这段话中引申出来的。
李白不愧为诗仙，有脱俗之气
品读原文李白的诗，文采奇异，气势磅礴，有脱俗之气。
———摘自毛岸青、邵华：《回忆爸爸勤奋读书和练书法》（见《瞭望》1983年第12期）。
品读原文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
———摘自何其芳：《毛泽东之歌》（见《时代的报告》，1978年第2期）。
品读原文李白的《蜀道难》写得很好。有人从思想性方面作各种猜测，以便提高评价，其实不必。不要管那些纷纭聚讼，这首诗主要是艺术性很高，谁能写得有他那样淋漓尽致呀，它把人带进祖国壮丽险峻的山川之中，把人们带进神奇优美的神话世界，使人仿佛到了“难于上青天”
的蜀道上面了。
———摘自杨建业：《在毛泽东身边读书———访北京大学中文系讲师芦荻》（《光明日报》1978年12月29日）。
品读精华解析毛泽东爱读李白的诗。1942年的一天，毛泽东约见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等交换文艺工作的意见时，有人问他，您是喜欢李白，还是杜甫？毛泽东回答说：“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他还赞扬李白的诗“文采奇异，气势磅礴，有脱俗之气”。
“诗言志”。李白洒脱豪放的艺术气质及其背后传达出的追求个性解放反抗各种世俗规范的人生价值观，是毛泽东喜欢李白的主要原因。毛泽东说李白有道士气，不知是否与李白笔下总是充满笑傲王侯、讽刺权贵、超脱世俗、不满现实、指斥人生、饮酒赋诗、纵情欢乐的浓烈感情与精神状态有关。龚自珍说：“庄屈不二，不可以并，并之以为心，自白始。（《最录李白集》）李白的艺术，融合了道家的洒脱飘逸与屈骚的奇逸瑰丽超越有限的现世人生，以无穷无尽的宇宙自然为人生精神的栖息地，向传统的儒家的社会理性发出坚决的挑战。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作为中国革命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作为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挑战者，从李白诗歌中获得思想和感情的共鸣是可想而知的，也是可以理解的。千古诗人心相通。
《将进酒》一诗，是李白于天宝十一年（752年）在嵩山友人元丹丘处作的。诗人自长安放还以后，天涯漂泊，南北漫游。仕途失意，理想幻灭年过半百，功业无成，精神上十分痛苦。他在《书怀赠南陵常赞府》中说“自顾无所用，辞家方来归。霜惊壮士发，泪满逐臣衣。以此不安席，蹉跎身世违。”在《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中也感叹道岁月蹉跎，壮志来酬，看来只有以酒浇愁了。因此，诗人在这首诗中，以豪放的笔力、傲岸不羁的情怀，狂歌高唱，抒发内心的抑郁和苦闷，表现了一位希望有所作为而又大失所望的志士的愤懑与抗争。同时，诗中流露出来的诗人对于人生的深刻的忧患意识，也是它给人以深沉的感染力的原因。诗人将这一忧患意识表述为“万古愁”，即古往今来无人能回避的永恒的悲剧：宇宙的无限与个体生命的有涯。
这首诗气势奔放，语言豪迈，它以高度的夸张、明快的节奏和参差不齐的句式以及跳跃性的韵律，把诗人的感情，如“黄河之水天上来”一样倾泻而出，酣畅淋漓。赵翼生《瓯北诗话》中称赞道：“才气豪迈，全以神运，自不屑束缚于格律对偶，与雕绘者争长。”
毛泽东在一本《注释唐诗三百首》中，在《将进酒》的标题前，画了一个大圈，标题后连着画了三个小圈，天头上批注：“好诗”。毛泽东之所以称此诗为好诗，除了以上分析的，恐怕还在于这首诗虽然流露了诗人人生短促、及时行乐的情绪，更主要的还是“天生我材必有用”的对自我的绝对自信，以及充分表达出来的面对人生的积极抗争与热烈追求的精神。
除了《将进酒》之外，《梁甫吟》也是毛泽东反复阅读、多次图画的一首诗。《梁甫吟》是李白初入长安寻求政治出路失败后抒怀言志之作。全诗气势磅礴，极富浪漫主义色彩。诗中大量引用历史故事、神话传说中有为之士遭受的挫折，比拟自己的怀才不遇，表达自己报国无门、壮志难酬的境遇和心情。诗中写道：“吾欲攀龙见明主，雷公砰訇震天鼓。帝傍投壶多玉女，三时大笑开电光，倏烁晦明起风雨。阊阖九门不可通，以额触关阍者怒。”毛泽东喜爱这首诗，早在60年代，他就曾在五页红格信纸上，凭记忆手书过全诗。在毛泽东故居藏书里，有一份《梁甫吟》的手抄本，这是毛泽东晚年，由于视力减退，特意让人用大字抄写的。右上角，有毛泽东用铅笔画着读过两遍的圈记。在另一本70年代出版的大字本《唐诗别裁集》的这首诗里，他在“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两句旁，用红铅笔画着直线，在函套上也画着读过两遍的大圈。这些印记告诉人们，毛泽东晚年对李白这首政治上失意后的悲愤之作，从感情上、从思想和艺术等方面都有着更深的理解和同情，表露出特殊的倾心。
毛泽东圈阅过的李白的诗还有不畏权贵、不崇拜偶像的《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我本楚狂人，风歌笑孔丘”）；表现诗人一身傲骨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反映诗人怀才不遇、极端沉重而又不甘消沉的苦闷心情的《宣州谢跳楼饯别校书叔云》（“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乱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烦忧，长风万里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语言明快爽朗形象生动感人，情感真切朴质，具有民族乐府风韵的《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江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子夜吴歌》（“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关于《蜀道难》这首诗，《本事诗·高逸第三》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为谪仙，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期不问日，由是称誉光赫。”由这段话可知，这首诗是天宝元年以前，李白在长安送友人蜀时所作。
李白在这首诗中，根据他在蜀地丰富的生活经验，驰骋其丰富的想象以生动的语言、夸张的手法、惊异的形象，极力描绘出了一幅蜀地山川奇险图，展现了祖国大自然壮丽多姿的风貌。
在一本《注释唐诗三百首》中，毛泽东在李白的《蜀道难》这首诗的天头上画着一个大圈，批道：“此篇有些意思。”
1975年，他在同芦获的谈话中又赞扬“《蜀道难》写得很好”，并进而分析道：“这首诗主要是艺术性很高，谁能写得有他那样淋漓尽致呀，它把人带进祖国壮丽险峻的山川之中，把人们带进神奇优美的神话世界，使人仿佛到了‘难于上青天’的蜀道上面了。”看来，毛泽东赞扬这首诗，着重的是它高超的艺术性。这种艺术性就体现在淋漓尽致的描画、想象与夸张，将蜀道之难写至极境。殷潘在《河岳英灵集》中，也盛赞这首诗“奇之优奇”，“骚人以还，鲜有此体调”。沈德潜在《唐诗别裁集》中也说此诗“笔阵纵横，如蚪飞蠖动，起雷霆于指顾之间。”
毛泽东肯定此诗的艺术性，但并不同意任意拔高。他说：“有人从思想性方面作各种猜测，以便提高评价，其实不必。”的确，关于此诗的主题思想，研究者众说纷纭。有断定为某人某事而作者，有以为讽刺时政者如萧士的《分类补注李太白诗》说，这首诗是安史之乱后，讽刺玄宗逃难入蜀之作；初版于1963年，由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编第一册，在该诗前面的“题解”中说：“唐时，蜀中商业经济极为发达，入蜀的人们乐不思返，而没有意识到这一地区，形势险要，自古为封建割据之地，随时有发生变乱的可能。诗中强调‘所守或匪亲，化为狼与豺’，就是指此而言的。”还有称它为“失声横泣之什”者；当然也有以为“自为蜀咏”，“即事成篇，别无寓意”者。毛泽东不全同意这些内容分析，提出“不要管那些纷纭聚讼”，认为主要是艺术性高。艺术性高，他同样给予高度评价。
毛泽东不光喜欢《蜀道难》，还善于把它用到工作之中。
据作家杜鹏程回忆说，1956年2月4日晚上，在中南海怀仁堂，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接见出席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文学艺术界的代表。
当毛泽东走到作家杜鹏程面前和他握手时，问他现在在哪里工作，沈雁冰介绍说在西北的铁路建设工地工作。周恩来走过来说：就是宝成铁路工地。陈毅也说：往我的家乡修铁路啊！毛泽东望着杜鹏程说：李白的《蜀道难》就是写的你们现在工作的那些地方的艰险情景。不过“蜀道”很快就不“难”
啰！说罢，就随意而动情地吟诵那诗篇中的一些句子。
当然，毛泽东对李白的某些诗也有一些微词。李白志在“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起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故而他在《古风》第三首中赞美秦始皇的功业。毛泽东曾从这首诗中引申出这样的看法：这首诗大段是讲秦始皇了不起，“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只是屁股后头搞了两句：“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
就是说他还是死了。你李白呢？尽想做官！结果充军贵州。白帝城遇赦，于是乎“朝辞白帝彩云间”。《梁甫吟》说现在不行，将来有希望，“君不见高阳酒徒起草中”，“指挥楚汉如旋蓬”。那时是神气十足。我加上几句，比较完全：“不料韩信不听话，十万大军下历城。文王火冒三千丈，抓了酒徒付鼎烹。”把他下油锅了。
在这段富有情趣的调侃议论中，毛泽东不无挑剔地指出李白在自己诗歌中抒发的傲视一切的勃勃雄心，与他在现实生活中想当官而不得的尴尬处境之间的深刻矛盾。
写文学史不可轻视韩愈
品读原文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
———摘自毛泽东1976年2月12日致刘大杰信（见《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第172页）。
品读原文韩愈的古文对后世很有影响，写文学史不可轻视他。
———摘自刘大杰：《一次不平常的会见》（见《毛泽东在上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页）。
品读原文韩愈的《师说》是有真知灼见的。
———摘自韩世福：《毛主席到马列学院作报告》等品读精华解析毛泽东早年读书上学的时候，在他的国文老师袁仲谦的教导下，认真学习韩愈的文章，改变了文风。后来他在与斯诺谈话时还说：“多亏袁大胡子，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话，仍然能够写出一篇过得去的古文。”
60年代中期，他在阅读《唐书·李汉列传》时批注道：“韩愈文集，为李汉编辑得全，欧阳修得之于隋县，固以流传，厥功伟哉。”毛泽东把韩愈文集得以保存下来，传之后世，看做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足见毛泽东对韩愈文章的喜好和重视。
1973年国内开展评法批儒运动，一些报刊基本否定韩愈。1975年8月2日，文学史家刘大杰为修改自己的著作给毛泽东写信，不同意全部否定韩愈。毛泽东于1976年2月12日回信说：“我同意你对韩愈的意见，一分为二为宜。”这就进一步表明毛泽东赞同和肯定韩愈反对骈文、革新文体、词必己出、文从字顺、陈言务去等方面的思想。即使在否定他维护孔孟儒家道统思想方面，也要把他思想的另一面，诸如关心民生疾苦、反对横征暴敛、反对藩镇割据、排斥佛道等思想进步的方面区分开来。
韩愈的卓越贡献是他和柳宗元共同倡导的古文运动，反对六朝以来形式主义的骈体文。提倡不拘形式、写作内容充实的散体文，主张文以载道，文道合一，并身体力行，在继承秦汉古文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写出了许多优秀的散文作品，《师说》是其中最著名的散文之一。毛泽东对此评价很高，并说：“韩愈的《师说》是有真知灼见的。”他之所以推崇《师说》，是因为此文章不仅在文风上而且在内容上都是出类拔萃、有独到的见解。《师说》这篇文章文笔酣畅流利，说理透彻，逻辑性强。在内容上文章提出：“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圣人无常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毛泽东非常赞同文中观点。
1940年秋，毛泽东在延安的时候到马列学院去作报告，马列学院的教育处长邓力群等一行四人去接毛泽东，刚走了一半路，就遇上了毛泽东。毛泽东对他们说：“韩愈的《师说》是有真知灼见的，‘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一路上，你们给我介绍了很好的情况，真是‘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谢谢你们！”毛泽东借用《师说》里的句子表达的意思是，生于我之前的人，所得到的学问和知识肯定先于我，所以我必须向他们学习；而生于我之后的人，如果得到的学问和知识也比我多的话，我也必须向他们学习。因此师无先后之分，老师不一定贤于弟子，弟子也不一定不如老师。这次他去马列学院作报告，了解了许多情况，所以他说“吾从而师之”，对大家表示感谢。
韩愈不仅是杰出的散文家，还是在中唐诗坛上能够别开生面的诗人。他与孟郊诗风相近，尚险尚怪，又多联句之作，时人称之为韩孟诗派，与这一诗派相关的还有贾岛。
有人批评韩愈的诗“以文为诗”，实际上，韩愈是想突破在当时影响甚大的大历十才子的空虚平庸的诗风，想像倡导古文运动那样来为诗歌寻求新的出路。尽管韩愈的诗歌多有“缺点”，但他还是对探索新的诗风作出了有益的尝试。毛泽东对韩愈的诗做出了较为观公正的评价：“韩愈以文为诗；有些人说他完全不知诗，则未免太过，如《山石》，《衡岳》，《八月十五酬张功曹》这类，还是可以的。据此可以知为诗之不易。”“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
白居易的诗高在有平常心
品读原文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在天涯。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处。其然岂其然乎？
———毛泽东读白居易《琵琶行》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1页）。
品读精华解析从现有的材料看，毛泽东没有对白居易其人其诗作过全面的评论，只批注过他的一首《琵琶行》，另引用过他的《放言五首》中的一首诗。
白居易作《琵琶行》时，正值他因做谏官触犯了皇帝，被贬为江州司马，反映了他政治上遭受迫害、体验朝政黑暗的悲愤心情。诗中借一个沦落天涯弹琵琶女子的一生，抒发自己政治上的坎坷遭遇，以及与之共鸣的思想感情。“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表达出白居易对弹琵琶女子的深刻理解与同情，使白居易这首诗成为传世之作。毛泽东评价“白诗高处”在于作者与弹琵琶女子“有平等心情”，可谓一语点破这首诗的精髓诗人白居易是弹琵琶女子的知音，毛泽东更是白居易的知音。
白居易的诗大都构思曲折起伏，感情刻画细腻真切，语言朴实优美，并且通俗易懂，朗朗上口。除《琵琶行》之外，还有一首《长恨歌》，是描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的，毛泽东也很爱读。另外，白居易16岁时写的一首《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毛泽东对这首诗也很喜欢，在四五本诗集中都作了圈画。
毛泽东与人民群众平等相待，他也喜欢与人民群众有平等思想的白居易的诗。
《放言五首》之一的“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祝蓍。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需待七年期。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倘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一诗，是白居易在元和十年（815年）被贬，在去江州途中写的。这首诗虽是议论诗，但不呆板枯燥。诗中作者宽慰自己遭贬一事，出语婉曲含而不露。结构曲折，论人论事兼备。正反论证透析，抽象的哲理寓形象事例之中，极富理趣。
这首诗的中心思想是要阐述这样一条真理：识人论事需长久全面考察方能判断正确。时间的考验将给予公正的裁决。
毛泽东1939年5月30日在延安庆贺模范青年大会上题为《永久奋斗》的演讲中，谈到了这首诗。把这首诗讲的道理概括为“盖棺论定”，并鼓励人们要奋斗到底，奋斗到死，因为“没有死就还没有达到永久奋斗的目标”。
在毛泽东的故居里有一本平装的《白香山集》，对这首诗毛泽东用红笔画满了着重线。毛泽东喜欢这首诗，是因为它道出了识别一个人真伪的道理。1972年，在批判林彪阳奉阴违，最终原形毕露的丑恶面目时，毛泽东又引用这首诗的后四句，用以说明，一个人错误的发展是有一定过程的，认识一个人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也是有一定过程的。
杜甫的诗大多并不怎么样
品读原文杜甫的诗有好的，大多数并不怎么样。杜甫的诗是政治诗。
———引自张贻玖：《毛泽东批注历史人物》，鹭江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261页。
品读原文杜甫的诗哭哭啼啼，不甚喜爱。
———引自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1276页。
品读原文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
———摘自何其芳：《毛泽东之歌》（见《时代的报告》1978年第期）。
品读原文又诗要用形象思维，不能如散文那样直说，所以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赋也可以用，如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
———摘自毛泽东1965年7月21日致陈毅信（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608页）。
品读精华解析毛泽东读过不少杜诗。从他故居的藏书中看，仅圈画过的杜诗就有67首。1958年3月，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游览了杜甫草堂，并从中借阅过各种版本的杜甫诗集有12部108本。1964年毛泽东从湖南返回北京，火车经过岳阳地区时，手书了杜甫的《登岳阳楼》：“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这一墨宝，如今由老工人刻制，装嵌在新修整的岳阳楼三楼上。
据周世钊日记记载，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毛泽东改写过李攀龙的一首七绝：“豫章西望彩云间，九派长江九叠山。高卧不须窥石镜，秋风怒在侍臣颜。”有人曾问过周世钊，“侍臣”指的是谁？周世钊说，毛主席把这两个字改成了“叛徒”。这自然是指林彪。周世钊还说，毛主席在吟诵这首诗时，还戏改了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之三“明妃村”的诗句。这首杜诗原是七律，前四句是：“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毛泽东将诗中的“明妃”二字戏改为“林彪”
后，则为：“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林彪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这四句诗便变成对林彪讥嘲的诗了。
虽然毛泽东读过不少杜诗，但评价却不太高。1942年4月，毛约见何其芳、严文井等作家时，毛泽东直言：“我喜欢李白。但李白有道士气。杜甫是站在小地主的立场。”1957年在同臧克家等人的谈话中，毛泽东毫不掩饰地表示对杜甫的诗“不甚喜爱”，说：“杜甫的诗有好的，大多数并不怎么样。”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期间的谈话中，毛泽东坦率地说他不喜欢杜甫的诗，“哭哭啼啼”，又说，杜诗是“政治诗”。
对《北征》这首诗，毛泽东是肯定的。他曾从书架上取出《唐诗别载集》，翻到这首诗，推荐给别人读。在给陈毅的信中谈到写诗要用赋、比、兴的手法时，曾举这首诗为例。他说：“杜甫之《北征》，可谓‘敷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
《北征》全诗计七十韵，一百四十句，七百字。分别叙述诗人回家探亲时忧国忧民的情怀，旅途见到的战争创伤；久别还家时家人的凄惨境况；切望以官兵为主力收复两京，对借兵回纥怀有的隐忧；最后对唐朝中兴，寄予希望。全诗从命题到写作手法都是以赋为主，“敷陈其事”，所谓“书一代之事，与国风雅颂相为表里”（《苕溪渔隐从话·诗眼》）；以比兴为辅，如形容旅途中见到的“山果”“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即用比喻“阴风西北来，惨淡随回纥”，即用兴的手法。所以毛泽东说：“其中亦有比、兴。”
毛泽东对《北征》的评价，说明他不光喜爱浪漫主义作品，对现实主义的优秀之作也是给予积极肯定的。他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历史人物对待古代文化遗产，对杜诗中的优秀之作作了公正的评价。
《赠卫八处士》一诗，是杜甫于乾元二年（759年）春由故乡洛阳返华州途中所作。此前不久，唐朝军队与安、史的叛乱军队在相州大战，洛阳潼关一线陷于兵荒马乱之中。杜甫一路目睹战乱景象之后，来到卫八处士的家里，度过了一个相对平静的夜晚。
诗中描写了诗人和知交卫八在春天的夜晚久别重逢，畅饮话别的生动景象和感人情谊。诗的开始即感叹亲朋之间别易会难，接着细致地叙写和老朋友见面的心理活动以及主宾间的问答情况。乍一相见，彼此都感到已然苍老，问到一些老友，也大都离开人间，这更加深了动乱岁月中人生无常的感慨。接着诗人笔锋一转，着力描写在老友家中所受到的极亲切热情的招待场面：夜雨春韭，新炊黄粱，罗酒浆，累十觞，开怀畅饮，情深意长。最后诗人在感人肺腑的氛围中，发出了人生无常、世事无常的沉重感叹。《杜诗镜铨》中引张上若语，称此诗“情景逼真，兼极顿挫之妙。”
毛泽东喜欢唐诗。在他的晚年，唐诗、宋词依然是他主要的精神食粮他床头的书柜上，总放着唐诗和宋词，他自己读累了，有时便让工作人员给他读。有一天，毛泽东又提出让工作人员给他读唐诗，他的护士孟锦云在读过几首之后，又读起了杜甫的这首《赠卫八处士》。这首诗，小孟已多次给毛泽东读过，因为小孟觉得毛泽东特别喜欢这首诗，毛泽东曾说：“全诗以口语写心中之事，毫无雕琢之工。”
毛泽东对此诗的评价，确实抓住了它的特点。这首诗有接近汉魏古诗和陶渊明诗歌的那种古朴自然的一面。诗人只是随其所触所感，顺手写出，像毛泽东评的，以口语写心中之事，却造成很浓的气氛，把那一夕生活和心底卷起的层层波澜一一展现在读者面前，“毫无雕琢之工”，却结构严密，浑然一体。另外，诗中展露出的质朴无华与深情而苍凉的境界恐怕与毛泽东的晚年的心境和思绪有某种对应。这可能是毛泽东喜爱此诗的又一原因吧。
评价李商隐的诗不能一概而论
品读原文（李商隐）无题诗要一分为二，不要一概而论。
———摘自孙琴安：《毛泽东与刘大杰谈古典文学》（见《文艺报》1991年12月28日）。
品读原文李义山无题诗现在难下断语，暂时存疑可也。奉复久羁，深以为歉。诗词与论，拜读欣然，不胜感谢。
———摘自毛泽东1976年2月12日致刘大杰信（见《毛泽东论文艺》（增订本），第172页）。
品读精华解析解放后，一次，毛泽东请周谷城到中南海书房谈古论今。谈到兴头之际，周谷城随口背诵起李商隐的《马嵬》，这是一首写安史之乱唐明皇赐死杨贵妃的诗。“海外徒闻更九州……”背着背着，周突然忘了最后两句，正在尴尬之际，毛泽东顺口接着背诵道：“如何四纪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
李商隐是晚唐诗人，他的许多咏史诗，笔触含蓄，寓意深刻。毛泽东十分喜欢李商隐的《贾生》《北齐二首》《隋宫》《朝碑》等诗，他就曾不止一遍地圈画过。《锦瑟》《无题》诗，是李商隐的独特诗篇，大多描述的是爱情生活，但又蕴涵一些政治内容，极尽缠绵悱恻之情。毛泽东也十分喜欢李商隐诗中含义隽永的名句，如“相见时难别亦难”、“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等句，并做过大量圈画。他早年写给杨开慧的《贺新郎·挥手从兹去》可以说与李商隐的《锦瑟》诗有异曲同工之妙。
六七十年代，毛泽东同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大杰两次谈过对李商隐和韩愈的评价。毛泽东非常喜欢李商隐的诗，尤其是他的《无题》诗对韩愈的诗毛泽东也非常熟悉，而且有自己的见解和评价。
刘大杰所著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是一部较有影响的著作，毛泽东翻阅过这本书，直到逝世，还摆放在书架上。在“评法批儒”的政治形势下刘大杰决定再次修改《中国文学发展史》。1975年8月2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就如何评价韩愈和李商隐的诗，谈了自己的看法。信中谈道“关于李义山的无题诗，说有一部分是政治诗，也有少数是恋爱诗，这样妥当吗？”“如果能得到主席的指教，解此疑难，那真是莫大的光荣和幸福。于是，毛泽东于1976年2月12日回信中，发表了“现在难下断语，暂时存疑可也”的意见。这个意见是遵循学术研究规律的。其实，早在1965年月20日，毛泽东在上海接见刘大杰时，谈到李商隐的《无题》诗，毛泽东就说过：“无题诗要一分为二，不要一概而论。”
毛泽东一生酷爱中国古典文学，在病魔缠身和右眼患严重白内障的情况下，他还仔细阅读了刘大杰的来信和作品，还在思考古典文学研究问题，并复了信。这是毛泽东的最后一篇论文艺的文稿。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在以前的有关内部材料中，把毛泽东这封复信的时间确定为（1975年）“八月十二日”。经有关同志鉴定手迹，时间应为“二月十二日”。从手迹上看，尽管毛泽东重病在身，“二月”之“二”写得不标准，但绝对不是“八”，另外，刘大杰的信是1975年8月写的，如果毛泽东是在该月12日复的信，那么，毛泽东说“奉复久羁，深以为歉”就不合乎情理了。据此判定，这封信的时间为1976年2月12日（参见陈晋《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
毛泽东特别喜欢李商隐的咏史诗和无题诗。李商隐的咏史诗，笔触含蓄，寓意深刻，像《贾生》《北齐二首》《隋官》《朝碑》等诗，毛泽东就曾不止一遍地圈画过。
如《贾生》：“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论。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汉文帝召见贾谊这样有才能的人，不向他征询国家大事，却问鬼神之道，足见其昏庸。诗人不明说，却用“可怜”二字，讽喻是很深的。这首诗，毛泽东有六处圈画。《北齐二首》写北周大军出征灭齐，齐后主高伟仍在醉生梦死地过着腐朽享乐的生活；《隋宫》写隋炀帝淫游无度，不听谏言，等等。这些诗和七言古诗《韩碑》，毛泽东都分别圈画三至五遍之多。
李商隐的无题诗，大部分是写爱情的。辞藻朴实自然，情致缠绵高雅，生动感人。像《无题》：“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毛泽东在这首诗的标题上连画三个圈，圈画过五遍。对含有“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等著名诗句的无题诗，毛泽东画着大圈、小圈，流露出极为赞赏的心情。另外如《锦瑟》《夜雨寄北》等诗，毛泽东都是多次圈画。
集文学与哲学于一身的柳宗元
品读原文我国历史上的哲学家如柳宗元，他是文学家，也是唯物论者。他的哲学观点是在现实生活中同不同观点进行辩论和斗争中形成的。
他在任永州司马的十年间，接触贫苦人民并为他们办了许多好事。正是在此期间，他写了《山水游记》等许多文学作品，同时又写了《天说》《天对》等哲学著作，这是针对韩愈的唯心观点而写的。
———摘自毛泽东1963年在杭州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见陶鲁笳著：《毛主席教我们当省委书记》，第124页）。
品读原文屈原写过《天问》，过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写《天对》，胆子很大。
———摘自毛泽东同刘大杰的谈话（见《毛泽东在上海》，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页）。
品读原文柳子厚出入佛老，唯物主义。他的《天对》，从屈原的《天问》以来，几千年只有这个人做了这么一篇。
———摘自毛泽东1964年8月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见张贻玖著：《毛泽东批注历史人物》，鹭江出版社1993年4月版，第268页）。
品读原文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见之于他的《天对》，这篇哲学论著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的论点，反对天命论。刘禹锡发展了这种唯物主义，而这篇文章无一语谈到这一大问题，是个缺点。
———摘自林克：《毛泽东身边的岁月片断》（见《缅怀毛泽东》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66页）。
品读精华解析毛泽东对柳宗元无论是政治思想、哲学观念和文学创作都是肯定的，其重要原因是因为柳宗元是一位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文人。他在读章士钊写的《柳文指要》后，认为该书中“大抵扬柳抑韩，翻二王、八司马之冤案，这是不错的”。柳宗元是八司马之一，毛泽东肯定了章士钊为柳宗元翻案，即是肯定了柳宗元的政治作为。毛泽东喜爱柳文。他在为《柳文指要》跋修改加写的一段话中，对柳宗元与韩愈共同发动的古文运动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这一‘新兴文运’，使大言小言，各适其域。工也，农也，商也，学也，兵也，其中多数人，皆能参与文事之列经济有变化，反映经济政教亦将有变化，文事亦将有变化。一成不变之事将不可能！”
对柳宗元的哲学思想，毛泽东也大加肯定。认为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前面引的毛泽东1963年在杭州一次会议上的讲话，就明确指出柳宗元“是文学家，也是唯物论者”，并告诉人们他的哲学观点是在现实生活中同不同观点进行辩论和斗争中形成的。对柳宗元的哲学名著《天对》，毛泽东十分欣赏。
1965年6月20日，毛泽东在上海与古典文学史专家刘大杰谈文论史时就说过：“屈原写过《天问》，过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写《天对》，胆子很大。”同样的意思，毛泽东1964年8月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谈话时也讲过：“……《天对》，从屈原的《天问》以来，几千年只有这个人做了这么一篇。”
毛泽东对柳宗元的喜爱，到他的晚年还依然如故。此时，他尤其赞赏柳宗元的《封建论》一文，到了1974年开始的“评法批儒”运动，在全国更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时，毛泽东之喜爱柳宗元，已不纯粹是从文学的角度或古代哲学史的角度了，而是结合当时的政治形势，用作宣传反对“复辟”、提倡“法治”思想的工具。由文化意义上的评判而发展为政治意义上的“批判”，这是毛泽东晚年谈论文史的一个重要特点。
另外，毛泽东极其善于从历史故事中吸取经验教训，这是他指导中国革命成功的法宝之一。有一次，毛泽东将日本比喻成驴子一样的庞然大物，而将八路军和新四军比喻成可以吃掉驴子的小老虎。这个比喻新颖独特，发人深思。毛泽东是这样说的：“柳宗元曾经描写过的黔驴之技，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一个庞然大物的驴子跑进贵州去了。贵州的小老虎见了很有些害怕。但到后来，大驴子还是被小老虎吃掉了。我们八路军新四军是孙行者和小老虎，是很有办法对付这个日本妖精或日本驴子的。目前我们须得变一变，把我们的身体变得小些，但是变得更加扎实些，我们就会变成无敌的了。”
另外，据何其芳《毛泽东之歌》所记，同年5月30日，毛泽东到鲁迅艺术学院讲话时说：“你们快毕业了，快要离开鲁艺了。你们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还有一个大鲁艺。只在小鲁艺学习还不够，还要到大鲁艺去学习。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广大的劳动人民就是大鲁艺的老师。你们应当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的立足点逐步移到工农兵这一边来，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农民的脚踩过牛屎，但却比知识分子干净。”“你们从小鲁艺到大鲁艺去，就是外来干部。
不要瞧不起本地的干部，不要以为自己是洋包子，瞧不起土包子。知识分子不要摆知识架子。”接着，毛泽东讲了《黔之驴》的故事，将驴比做“洋包子”，将老虎比做“土包子”，以强调“洋包子”不要看不起“土包子”。
毛泽东所说的柳宗元是唐代的大文学家，是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寓言散文十分著名，毛泽东举出的“黔驴之技”的例子就是柳宗元的寓言散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