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后晋时官修的《旧唐书》，是现存最早的系统记录唐代历史的一部史籍。编修《旧唐书》时，距唐朝灭亡的时间仅有30多年，因而搜集到了大量唐朝现成的国史和实录之类的史料，毛泽东曾评价说：“材料多确切。”认为《旧唐书》比《新唐书》好他既欣赏其人才辈出的盛局，对各种各样的人物表达自己的臧否之意。同时，也从公认的盛世中发现其中存在的突出的各类政治问题，善于从纷繁的历史事件中总结唐朝的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因此在品读时批注较多。
唐高祖遇事无断制
品读原文遇事无断制。
———毛泽东读《旧唐书·高祖圮》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17页）。
品读精华解析唐高祖李渊（566耀635年），祖籍陇西狄道（今甘肃临洮），出身于贵族家庭。北周武帝宇文邕建德元年（572年），7岁的李渊袭封唐国公。隋朝建立后，因皇后是李渊的伯母，因而李渊得到了较快的提升，历任谯州、陇州、岐州刺史，荥阳、楼烦太守、殿内少监、卫尉少卿、右骁隋卫将军等职。炀帝大业十三年（617年）春，任太原留守。
李渊长期在地方和中央做官，很注意结交豪杰、树立恩德，因此颇有号召力。当隋王朝在农民大起义的打击下土崩瓦解之时，他听从次子李世民的建议，于大业十三年五月乘机起兵反隋，迅速攻取了长安，立隋炀帝孙杨侑为帝。次年四月，他逼杨侑让位，建立了唐朝。李渊在位八年（618-626年），先后削平群雄，统一了全国。然而，李渊在政治上却缺乏决断力。他早就知道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兄弟俩结党、次子李世民拉帮结派，两个集团之间有着尖锐的矛盾冲突，却不能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制止这一事态的恶性发展。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四日，李世民铤而走险，率兵在玄武门发动政变，击败东官和齐王府的卫队，杀死李建成、李元吉及两人的儿子。
李渊被迫立李世民为太子，两月后又传位李世民，自称太上皇。后在郁郁寡欢的心境中死去，终年70岁。
《旧唐书·高祖纪》在记述李渊为人的优点时说：“倜傥豁达，任性率真，宽仁宽众，无贵贱成得其欢心。”毛泽东在这里批注道：“遇事无断制。”对李渊在这种“宽仁容众”的表面现象背后所表现出来的优柔寡断提出了批评。
毛泽东的批评是有根据的。撰写《旧唐书》的史臣在《旧唐书·高祖纪》末尾的评论中，在肯定李渊功绩的同时，也对李渊有所指责：“然而优柔寡断，浸润得行。诛文静则议法不从，酬斐寂则曲恩太过。奸佞由之贝锦，嬖幸得以掇蜂。献公遂间于申生，小白宁怀于召忽。一旦兵交爱子，矢集申孙。匈奴寻犯于便桥，京邑咸忧于左袵。不有圣子，王业殆哉！”
李世民是德才兼备的皇帝
品读原文李世民的工作方法有四。
———毛泽东读《旧唐书·李百药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22页）。
品读精华解析唐太宗李世民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封建帝王毛泽东对李世民颇有研究。早在1926年，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就曾讲道：“唐太宗、李密皆当时草泽英雄。”他在读《智囊》一文时也对唐太宗的军事才能赞叹不已，认为：“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
唐太宗李世民（599耀649年）是唐高祖李渊次子。武德九年（626年），他发动玄武门之变，杀掉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被立为太子，不久又迫使父亲让位，登上了帝位，改年号为“贞观”。李世民在位23年（626耀649年）。在其统治的前期，他常以“亡隋为戒”，较能任贤、纳谏；发展科举制，延揽人才，使唐朝的政治面貌焕然一新；他继续推行均田制、租庸调法和府兵制度，使当时的社会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他出兵击败东突厥，发展与西域的交通，被铁勒、回纥等族尊为“天可汗”；他把文成公主嫁给吐蕃王松赞干布，加强了汉、藏两族的友好交往……因而被史家誉为“贞观之治”。
李世民有过人的政治手段。贞观二年（628年），时任礼部侍郎的李百药撰写了《封建论》一篇。其中，他对李世民的为政之道做了一个总结：“自陛下仰顺圣慈，嗣膺宝历，情深致治，综霰前王。虽至道无名，言象所纪，略陈梗概，实所庶几。爱敬蒸蒸，劳而不倦，大舜之孝也。访安内竖，亲尝御膳；文王之德也。每宪司谳罪，，尚书奏狱，大小必察，枉直咸申；举断趾之法，易大辟之刑；仁之隐恻，贯彻幽显；大禹之泣辜也。正色直言，虚心受纳；不简鄙讷，无弃刍荛也。弘奖名教，劝励学徒；既擢明经于青紫，将升硕儒于卿相；圣人之善诱也。群臣以宫中暑湿，寝膳或乖，请徙御高明，营一小阁；遂惜家人之产，竞抑子来之愿，不吝阴阳所感，以安卑陋之居。去岁荒俭，普天饥馑，丧乱甫尔，仓廪空虚；圣情矜愍，勤加惠恤，竟无一人流离道路；犹且食啗藜藿，乐撤簨簴，言必悽动，貌成癯瘠。
公旦喜于重译，文命矜其即序；陛下每四夷款附、万里归仁、必退思进省、凝神动虎、恐妄营中。劳，迹绝游幸；每旦视朝，听受无倦；智周于万物，道济于天下；罢朝之后，引进名臣，讨论是非，备尽肝膈；唯及政事，更无异辞；才及日昃，命才学之士，赐以清闲，高谈典籍，杂以文咏，间以玄言；乙夜忘疲，中宵不寐。此之四道，独迈往初；斯实生民以来，一人而己。”
毛泽东对《旧唐书·李百药传》中所记载的这一段文字很感兴趣。他不仅逐一加以圈点，还批注道：“李世民工作方法有四。”
李百药所谓的“四道”与毛泽东批注的“工作方法有四”在本质上有所不同。李百药是从儒家政治的角度，用“大舜之孝”和“文王之德”来谈李世民的“孝”，用“大禹之泣辜”来谈李世民的“慈”，用“帝尧之求谏”来谈李世民的“谦”，用“圣人之善诱”来谈李世民的“明”的，注重论证儒家的治国原则。而毛泽东则是从后半部分，即李世民的具体政治事例来归纳出“李世民工作方法有四”的，即不建“小阁”，生活节俭；亲口吃野菜，不听音乐，以体恤灾民；不好虚名，不贪边功，以爱惜国力；勤于政事，喜好与人讨论问题。而且，在实际工作中，毛泽东的工作方法也体现了这些特色。可见毛泽东是非常注意借鉴历史人物优秀品质的。
笑面虎李义府
品读原文笑里藏刀李义府。
———毛泽东读《旧唐书·李义府传》的批语（见《毛泽车读之史古藉批语集》，第223页）。
品读精华解析李义府（614耀666年），祖籍瀛洲饶阳（今河北饶阳），后迁居永泰（今四川盐亭）。唐太宗贞观八年（634年），李义府通过创举考试，被任命为门下省典仪。不久，他又经黄门侍郎刘泊和治书侍御史马周的推荐，升为监察御史，并兼侍晋王伞治。李治被立为太子后，李义府又担任了太子舍人，加崇贤馆直学士。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李义府因此升任中书舍人，兼修国史、加弘丈馆学士。他与许敬宗帮助唐高宗废黜王皇后，改立武则天为皇后，从而被拜为宰相。
李义府文采出众，写得一手好文章。他表面上待人彬彬有礼，和蔼温顺，见人必带笑，但内心却异常阴险狠毒，“微忤意者，辄加倾陷”。《旧唐书·李义府传》称；“时人言李义府笑里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亦谓之‘李猫’。”李义府极为贪婪，与母、妻及诸子、女婿卖官鬻爵，徇私枉法又多将其心腹安排到重要职位上，广树朋党，以致权倾朝野。唐南宗龙朔三年（663年），由于李义府依仗武则天的势力，专以卖官为事，使吏部的正常任命受到了严重的干扰，人们怨声载道。因而导致了唐高宗对他的不满。不久，唐高宗便将李义府治罪，将他流放。唐高宗乾封元年（666年），李义府忧愤成疾，死于流放地。
毛泽东历来对“笑里藏刀”的人深恶痛绝，因而便在《旧唐书·李义府传》上批注道：“笑里藏刀李义府”。以表达自己对李义府的痛恨之情。
朱敬则是政治家、历史家
品读原文朱敬则政治家、历史家，年七十五。
———毛泽东读《旧唐书·朱敬则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26页）。
品读精华解析朱敬则（635耀709年）字少连，唐毫州永城人（今河南永城人）。武则天长寿年间（692耀694年），官任右补阙。长安三年（703年），迁正谏大夫，不久升为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御史大夫魏元忠、风阁舍人张说遭到武则天的宠臣张易之兄弟的诬陷，将被处死，朱敬则挺身为他们申辩，两人才得以免死。后被诬降官。长安四年，朱敬则因年老而辞去知政事，累任冬官侍郎等职。唐中宗景龙三年（709年），病死于家中，终年75岁。
朱敬则为人清廉而正直，早年以辞学知名，精通史学，曾搜集魏晋至隋唐君臣成败之事，编著为《十代兴亡论》。朱敬则的文章，有西汉贾谊之风，受贾谊《过秦论》的影响，尤其注重对秦亡汉兴这一历史过程的探讨，著有赞扬秦朝废除分封制的《五等论》等。
毛泽东对朱敬则的评价极高。他在《旧唐书·朱敬则传》开篇的天头上批注道：“朱敬则政治家、历史家，年七十五。”并在“朱敬则”三字旁用黑铅笔画了三条粗重的黑线，以表示强调。
毛泽东对《旧唐书·朱敬则传》中所引录的《上武则天疏》极为重视。
他之所以把朱敬则誉为政治家、历史学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从这篇奏疏中得出的结论。
武则天称帝后，为了严厉镇压反对派，大兴告密之风，对有嫌疑者进行严刑逼供，而朱敬则却认为武则天称帝至今已有十年了，如今政局已经稳定，应该取消告密和严刑逼供的方式了。于是，他在担任了右补阙之后，便上武则天疏，分析了秦朝和汉朝的兴衰成败。指出：尽管“刻薄可施行进趋，变诈可陈于攻战”，但“不戢将自焚”。秦朝就是因为“不知变”，一味用严刑酷法，“往而不返”，结果才导致灭亡的。而汉朝则“知变”，以“仁义”治天下，因而汉祚长久。他进而要求武则天“改法制，立章程，下恬愉之辞，流旷荡之泽，去萋菲之牙角，顿奸险之锋芒，窒罗织之源，扫朋党之迹，使天下苍生坦然大悦”。武则天读后，认为朱敬则说得很对。
毛泽东仔细阅读了朱敬则的这封奏疏，一一加以旁圈，并引用西汉贾谊《过秦论》中的一句话，在这段文字的天头上批注道：“贾谊云：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可见毛泽东是完全赞同贾谊和朱敬则所总结出的秦朝因暴政而亡这个历史结论的。
刘幽求六十一岁因生气而死
品读原文刘幽求能伸而不能屈，年六十一，以恚死。
———毛泽东读《旧唐书·刘幽求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27页）。
品读精华解析刘幽求（554耀715年），冀州武强（今河北武强）人生性刚烈，武则天圣历年间（698耀700年），刘幽求通过科举考试，被试予阆中县尉，由于刺史对他没有礼貌，他一怒之下便弃官归家。过了很久，刘幽求才被重新授予朝邑县尉。唐隆元年（710年），刘幽求作为当时临淄王李隆基集团的政治骨干，参予和策划了诛杀韦皇后（唐中宗皇后）的宫廷政变，使李隆基之父唐睿宗李旦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李隆基也被立为太子刘幽求因有大功而从朝邑县尉被提拔为中书舍人，参知机务。其后，刘幽求见李隆基的姑姑太平公主的势力太强，已对李隆基的皇位继承权构成了威胁。便又与张姓大臣共同策划发动政变，以诛杀太平公主。
因计划泄露，李隆基采取“丢卒保车”的办法，让唐睿宗李旦将刘幽求两人分别流放到封州和峰州。唐睿宗先天元年（712年）七月，李隆基发动政变，诛杀了太平公主，于同年八月即位，李隆基即为唐玄宗。刘幽求由封州被召回，担任了左仆射（左丞相）、平章军国大事。由于唐玄宗李隆基为了稳定政局，采用了姚崇“不用功臣”的建议，因而不久刘幽求便被罢为太子少保。开元二年（714年）春，姚崇指控刘幽求口出怨言，刘幽求因而被贬为睦州刺史。其后，调任杭州刺史。开元三年十一月，刘幽求又调任桂阳群刺史，在前往桂阳的路上因气愤而死。
毛泽东“刘幽求能伸而不能屈，年六十一，以恚死”的批注，是对刘幽求不能经受挫折的批评。毛泽东特别提到“年六十一”，强调年轻气盛尚可原谅，而61岁的老夫就不能再“聊发少年狂”了。
《回乡偶书》中的“儿童”不是作者的儿女品读原文少奇同志：
前读笔记小说或别的诗话，有说贺知章事者。今日偶翻《全唐诗话》，说贺事较详，可供一阅。他从长安辞归会稽（绍兴），年已八十六岁，可能妻己早死。其子被命为会稽司马，也可能六七十岁了。“儿童相见不相识”，此儿童我认为不是他自己的儿女，而是他的孙儿女或曾孙儿女，或第四代儿女，也当有别户人家的小孩子。贺知章在长安做了数十年太子宾等官，同明皇有君臣而兼友好之遇。他曾推荐李白于明皇，可见彼此惬洽。在长安几十年，不会没有眷属。这是我的看法。他的夫人中年逝世，他就变成独处，也未可知。他是信道教的，也有可能屏弃眷属。但一个九十多岁像齐白石这样高年的人，没有亲属共处，是不可想象的。他是诗人，又是书家（他的草书《孝经》，至今犹存）。他是一个胸襟洒脱的人，不是一个清教徒式的人物。唐朝未闻官吏禁带眷属事，整个历史也未闻此事。所以不可以“少小离家”一诗便作为断定古代官吏禁带眷属的充分证明。自从听了那次你谈到此事以后，总觉不甚妥当。请你再考一考，可能你是对的，我的想法不对。睡不着觉，偶触及此事，故写了这些，以供参考。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日上午十时
复寻《唐书·文苑·贺知章传》（《旧唐书·列传一百四十》，页二十四），亦无不带家属之记载。
近年文学选本注家，有说“儿童”是贺之儿女者，纯是臆测，毫无确据。
———毛泽东1958年2月10日致刘少奇的信（见张贻玖编《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93页）。
品读精华解析贺知章（659耀744年），字季真，越州永兴（今浙江省萧山县）人，武则天证圣元年（695年）进士，后入丽正殿书院修书。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年）迁礼部侍郎兼集贤院学士，又充太子宾，后累官秘书监，地位清显。玄宗天宝二年（743年）腊月，上表请求还乡为道士次年，正月五日，玄宗为他饯行（时年86岁）。贺生性恬淡，无论官职大小，喜过常人生活，至老不失诗人的天真。《旧唐书》本传中说他：“晚年尤加纵诞，无复规拴，自号‘四明狂’，又称‘秘书外监’，邀游里巷。醉后属词，动成卷轴，文不加点，咸有可观。”贺知章的诗流传下来的仅19首。其中几首绝句写的清新自然，不乏新意。
这首《回乡偶书》，写回乡小景，写岁月变迁，丝毫没有台阁气，亲切自然。1958年初，刘少奇在一次谈话中，说到古代官吏禁带家属，引了贺知章《回乡偶书》为例证。
毛泽东听了，“总觉不甚妥当”。为了弄清贺知章诗中“儿童相见不相识”一句中的“儿童”是否是贺的后代，贺知章在外居官，中年丧妻后有否再娶，以及当时官吏可否带家眷，毛择东专门花工夫翻阅了《全唐诗话》等书，还找出《旧唐书列传》中的《贺知章传》进行查对，发现均无不带家属的记载。于是，他特意给刘少奇写了上边的信。
这篇文字，毛泽东从贺知章的官职及其与君王的关系，从他的性格特点及作者所处的时代的一般惯例，在翻阅了有关的史料如《全唐诗话》、《新唐书》《旧唐书》后，细心考据，以近乎一个职业文学史家的治学方式，层层分析、推论，有理有据，令人叫绝。所论证的虽是理解一处诗句，一项古代官制的小事，但其批评态度之严谨、批评方法之严密，令后人可从多方面加以学习、体会。
林言拿黄巢的头请赏结果把命搭上品读原文我的头，不值钱，连三百张钞票也不值！
今有历史明文鉴戒，举事实作证，以黄巢为例。《旧唐书》说“林言斩巢”，《新唐书》又说“太原博墅军杀言，与巢首俱上溥（时溥为武宁节度使）。”看来，林言拿黄巢的头请赏，连个铜钱也没有搞到手，反而赔上了自己的头，岂不哀哉？所以我不怕哪个壮士把我斩首！”
———引自舒群：《毛泽东故事》，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
品读精华解析1935年10月19日，以毛泽东兼政治委员、彭德怀任司令员的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最先抵达陕北苏区吴起镇，决定在挥师南下，进入甘泉地区之前，就地休整7日。这时，东北军上尉军需官左云龙投奔红军。毛泽东、彭德怀在南山坡窑洞接见他。在谈话中，左云龙对毛泽东的安全十分关心，认为必须多加小心提防。
毛泽东说：“我的头，不值钱，连三百张钞票也不值！”他笑语幽默而意味深长，“今有历史明文鉴戒，举事实作证，以黄巢为例。《旧唐书》说‘林言斩巢’，《新唐书》又说：‘太原博野军杀言，与巢首俱上溥（时溥为武宁节度使）’。看来，林言拿黄巢的头请赏，连个铜钱也没有搞到手反而赔上了自己的头，岂不哀哉？所以我不怕哪个壮士把我斩首！”
毛泽东这里讲的“林言杀巢”，是指黄巢部将林言将黄巢徐州的两个弟弟黄邺、黄揆斩首，并将其妻子囚禁送往徐州领赏的旧事。而这个杀主求荣的林言并没有得到好处，结果自己的脑袋也被太原博野军斩掉，一并献给当时的宁武节度使。
毛泽东在从事革命工作、领导武装斗争的峥嵘岁月里，遇到过无数的艰难险阻，甚至是性命攸关的时候都是数不胜数，但他此时所提的“林言杀巢”的故事却是有具体所指，“林言杀巢”乃是起义军内部的斗争，而1935年的毛泽东就刚刚经历了这么一场惊心动魄的险关。1935年6月14日，万里长征、北上抗日的红军队伍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与红四方面军一部在四川西部的达维镇会师。自遵义会议以来确定的同红四方面军会合的战略方针终于得以实现。毛泽东、朱德立即向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发出贺电，庆祝这一空前胜利。人们以为两支主力红军的会师一定会使中央确定的北上抗日的方针更加完满地得到实现。
然而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张国焘却另有打算，他开始以为红一方面军人多枪多，会师后就好办了。然而会师后他看到红一方面军疲惫不堪，给养匮乏，减员极大，就萌发了夺权的野心。他对能否执行北上方针表示怀疑，把红一方面军退出江西看成是红军战争的彻底失败。他认为不如早些退回西部人烟稀少的新疆、青海、西藏地区。后来，他又改变主张，要求红军南下。
这样，一场关于北上与南下的斗争就摆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面前。
张国焘仗着红四方面军的优势兵力，不顾党内大部分领导人的强烈反对，一意孤行要求南下，并自恃人多枪多，向中央争权，借口“统一指挥和“组织问题”，策动一部人提出改组中央军委和总司令部，要求由张国焘任军委主席，给以“独断决行”的大权。在未达到目的之后，张国焘就企图阴谋搞掉中央，扣留毛泽东。
在这个危急时刻，在彭德怀、叶剑英的帮助下，毛泽东和彭德怀随十团即杨勇团脱离了险境。在路上，彭德怀问毛泽东，如果他们扣留我们怎么办？毛泽东说，那就只好一起跟他们南进吧！他们总会觉悟的。红四方面军的陈昌浩派人送信给彭德怀，要他们停止北进。毛泽东说，打个收条给他，后会有期。陈昌浩准备派兵追赶，当时红四方面军的另一领导人徐向前说：岂有此理，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这句话起了决定作用，陈昌浩才没有追击。
在经历这样危险之后，毛泽东还是保持着乐观幽默的气度，对于自己的安危泰然处之，并用斩黄巢的林言的可怜结局来讥讽那些企图搞阴谋政变的人，说他们“岂不哀哉”！
盛彦师被冤枉而死
品读原文盛彦师名将，冤死。
———毛泽东读《旧唐书·盛彦师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2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品读精华解析盛彦师，宋州虞城（今河南虞城北）人。隋朝末年，李渊起兵反隋，盛彦师率宾千余人参加了李渊的唐军，担任行军总管，屡立战功。
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十二月，率领残部投降唐朝的原瓦岗军领袖李密反叛唐朝，从桃林（今河南灵宝北）率部脱离唐军控制，打算前往襄城（今湖北襄樊）。唐将史万宝害怕李密，不敢拦截，对盛彦师说：“李密是骁勇的贼寇，又有王伯当辅佐他，恐怕我们无法与之对抗。”而盛彦师却笑着说：“用数千人在半道打他的埋伏，就必定能割下他的头。”史万宝说：“你有什么计谋？”盛彦师说：“兵法强调‘诈’，我不能对您讲。”于是，盛彦师率部下翻越熊耳山，在熊耳山南麓的山路傍设伏。这时，有人问：“听说李密打算去洛州（今河南洛阳），而您却进山，这是为什么？”盛彦师说：“李密声言去洛州，而实际上是想去襄城与张善相会合。”不出盛彦师所料李密果然从桃林南下，翻越熊耳山，结果中了唐军的埋伏。李密被杀，王伯当被擒。由于盛彦师料敌如神，对敌情判断十分准确，因此毛泽东称赞他是“名将”。
武德四年（621年）八月，盛彦师奉命安抚河南地区。这时，兖州总管徐圆朗响应刘黑闼，起兵反唐。盛彦师因寡不敌众，在作战中被俘。徐圆朗对盛彦师礼貌有加，极为优待，让他写信劝说他的弟弟献出虞城投降。但盛彦师却在信中写道：“吾奉使无状，为贼所擒。为臣不忠，誓之以死。汝善侍老母，勿以吾为念。”徐圆朗最初十分恼怒，但见盛彦师却神情自若，最后也不得不对盛彦师的气节表示钦佩，笑着说：“盛将军有壮节，不可杀也。”对盛彦师的优待仍旧不变。武德六年（623年）二月，徐圆朗被唐军击败。盛彦师虽然逃出了徐圆朗之手，但唐高祖李渊却对他被俘后受优待一事耿耿于怀，找别的借口给盛彦师安了个罪名，将他赐死。
毛泽东对此大为不平，便在《旧唐书·盛彦师传》的开头部分批注道“盛彦师名将，冤死。”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爱憎之情。
刘知几认为“识”统领“才”、“学”
品读原文提高嗅觉，辨别风向。
才、学、识，这里讲的是识，刘知几，识的极端重要性。
———摘自1958年5月20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20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月第1版）。
品读原文唐朝有个刘知几，是个历史学家。他主张写历史的人要有三个条件：才、学、识。他说的识，就是辩别风向的问题。我现在特别提醒同志们注意的是，我们应该有识别风向的能力，这一点有极端的重要性。
一个人尽管有才有学，如果不善于识别风向，那还是很迟钝的。
———摘自1958年5月20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提纲》（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第209页，中央文l献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品读精华解析刘知几关于史家须有“三长”的说法，不出自他本人的著作，而见之于《旧唐书》和《新唐书》。《旧唐书》记之较详，“子玄掌知国史，首尾二十余年，多所撰述，其为当时所称礼部尚书郑惟忠尝问子玄曰：‘自古已来，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刘知几于是回答了下面这段话，成为千古名言：
史才须有三长，世无其长，故史才少也。三长，谓才也，学也，识也。
夫有学而无才，亦犹有良田百顷，黄金满籝，而使愚者营生，终不能致于货殖者矣。如有才而无学，亦犹思兼匠石、巧若公输，而家无梗楠斧斤，终不果成其宫室者矣。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此则为虎傅翼，善无可加，所向无敌者矣。脱苟非其才，不可叼居史任。自复古已来，能应斯目者，罕见其人。
刘知几所说的史才，指考订史料、编纂史书的才能；他所说的史学，指对丰富史料的了解与掌握，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及历史发展大势的通晓与熟悉；他所说的史识，指纂史者对历史的观点、见解，以及秉笔直书、忠于史实的品质。他在《史通·辨职》中说：“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何则？
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这里说的“彰善贬恶，不避强御”与“好是正直，善恶必书，使骄主贼臣所以知惧”，是一个意思，都是说明“史识”的含意。清人章学诚把这种直书求真、彰善贬恶的“史识”，改称为“史德”，意思更明白了。
刘知几把“彰善贬恶，不避强御”的史识，定为“此其上也”，也就是说，他在史才、史学及史识三者之中，以史识为首位，强调以史识统帅史才与史学。毛泽东说识的极端重要性，正是继承了刘知几的这一思想。
刘知几说的“才、学、识”，本来止限于“治史”这个领域，而毛泽东1958年5月20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谈才、学、识”，却把它扩大到了政治领域。他说，“识”，就是辩别风向的问题。这是对刘知几的古义作了今训，亦即对刘知几的“识”作了新解释。当然，“彰善贬恶，不避强御，有个政治标准问题，“辨别风向”，也有个政治标准问题。从都应以一定的政治标准来衡量的这个角度看，“彰善贬恶，不避强御”与“辨别风向”，是有相通之处的。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什么是强御，什么是必要的强制手段，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不同的标准，而且与不同的时代要求有关。而弄清这个标准，弄清时代的要求，就是一个辨别政治风向的问题。
如果把“识”全面地引入政治领域，有“识”者，当指样一些人，他们能观察到事物的底蕴，分析出事物的本质，掌握事物的发展规律，能站在时代的前面，至少不落后于时代能与时代一起前进。能辨别政治风向，也是他们的“识”的个表现。
毛泽东关于识的极端重要及“识就是辨别风向”的论述，是古为今用的一个范例。
杨再思是厚颜无耻的马屁精
品读原文杨再思佞人。
———读《旧唐书》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226页）。
品读精华解析《论语·卫灵公》告诫人们说：要“远佞人”，因为“佞人殆”。小而一个单位，大而至于一个朝代，如果存在一批当权的人身边存在阿谀奉承、花言巧语的佞人，确实危险，他们是刚直公正、实事求是、坚持法纪的大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毛泽东读《旧唐书》，评论杨再思是佞人，实是一针见血，抓住了杨再思的本质。《新唐书·杨再思传》开篇说：“杨再思，郑州原武人，第明经，为人佞而智。”佞人，古今中外都有。
掌握他们的表现形式，剖析他们的思想根子，戳穿他们的种种花样，预防他们的巨大危害，造成“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局势，于国于民，为政经商，都有极大好处。“远佞人”的古训，是不可不听取的。毛泽东特地把一千二百年前的杨再思点出来，也许正含着这个意思。
杨再思先后经历了唐中宗李显、睿宗李旦和则天皇帝三代，当了十多年宰相，始终稳坐交椅，没有动摇过手中的大权。为什么会如此？他没有什么别的本领，只坚守一条处世哲学———唯上。凡皇上所喜欢的，不管是人或事，他都极力赞誉：凡是皇上所不喜欢的，也不管是人或事，他也都极力诽谤，有人问他：“你名高位重，为什么竟是这么一个软骨头？”他坦然回答说：“世间道路艰难，正直的人遭灾取祸。我不如此这般，怎么能保住身家性命呢？”
杨再思的话，可能是他的心里话。他生活在武则天先后废中宗和睿宗，排除异己，打击政敌，以逐步掌握皇朝政权的时期。武则天几乎把李氏皇室和宗室诸王杀戮殆尽；被她怀疑为异己的正直元老重臣，如长孙无忌、褚遂良、于志宁、裴炎、程务挺等，多被她杀，少数幸存者也遭贬逐，当时的“海内名士”三十六家，被武则天加上谋反的罪名而灭族。武则天执政前并无自己在政治上的心腹，执政后又多猜疑，惟恐臣下不忠于自己，于是任用索元礼、周兴、丘神勣、来俊臣等酷吏，奖励告密，大搞逼供，捕滥杀，大臣们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杨再思处于这样无情打击、残酷斗争的时期，“唯上”成了他保身保家的“绝妙”信条。于是，士人最重视的“气节”二字，在杨再思这里早就不存在了。
正直的士人，“时穷节乃见”；杨再思呢，时穷则厚颜无耻。武则天晚年宠爱的两个男妾，即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他们狐假虎威，干尽坏事。长安四年（704年），张昌宗被告发，司刑少卿桓彦范疏请将张昌宗交付鸾台风阁三司治罪，武则天想谅宥张昌宗，故意在朝廷上问大臣们说：“昌宗于国有功否？”作为宰相的杨再思竟然说：“昌宗往因合炼神丹，圣躬服之有效，此实莫大之功！”武则天听了很高兴，立即将张昌宗释放了，官复原职从这件事，可见杨再思奉迎唯上到了何等目无法纪的地步了！“时人贵彦范而贱再思”，也是必然之理。左补阙戴令言写了篇《两脚野狐赋》讥笑杨再思，这却惹怒了杨再思，立即把戴令言贬为长社县令。他以为这样可以逞威风、灭讽刺，谁知朝廷内外，讽刺不齿的人更多。
凡马屁精，都信奉“曲线拍马”论。他们有时想拍主子的马屁却拍不上，有时又恐未摸透主子的脾性，天威叵测，一怒之下，得一个正好相反的结果。于是他们改拍主子左右最亲近者的马屁，让这些左右最亲近者成为自己上达“天听”的传话筒，和表达自己忠心的桥梁。杨再思就是这样一个虔诚的“曲线拍马”论者。男妾张昌宗排行第六，人称六郎，以姿貌受到武则天的宠幸，杨再思肉麻地扬言：“人说六郎面似莲花，再思以为莲花似六郎，非六郎似莲花。”有次，张昌宗的哥哥司礼少卿张同休奏请在司礼寺宴会公卿大臣。这天，与会者都尽醉极欢，张同休笑说：“杨内史面似高丽。杨再思听了，欣然剪纸贴在自己的围巾上，反穿紫袍，跳起高丽舞来，他摇头摆手，丑态百出，满座嗤笑。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当朝宰相，为了奉迎武则天的宠妾，竟如此当众不顾体面，不顾人格！其他巧佞邪媚之事，便可想而知了。
所以，这篇《杨再思传》确实值得一读。它或许可以使千载而下的杨再思的同路人，因照见了自己的本来面目而怵目惊心，改弦更张，更可以使秉公正直的今人特别是组织部门的领导干部提高识别龌龊世界的能力，不受骗上当，选用正派的人，德才兼备的人。毛泽东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史为鉴”的思想，在读史过程中，为人们“发掘”了一个反面教员。
唐大将苏定方
品读原文苏定方，名将亦大将，年七十六。
———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20耀224页。
品读精华解析苏定方（592耀667年），名烈，以字行，冀州武邑（今河北武邑）人。从少年时起，苏定方即随其父参加军事活动，曾先后为窦建德、刘黑闼部下将领，立过很多战功。入唐后，苏定方长期投身于对西突厥和百济的战争，“前后灭三国，皆生擒其主”。唐高宗乾封二年（667年），苏定方卒，享年76岁。
毛泽东读《旧唐书》卷八十三《苏定方传》，所作批语是：“苏定方，名将亦大将，年七十六。”
从文献记载看，在唐代，苏定方的军事活动主要有：贞观初年，苏定方为匡道府折冲，随李靖袭突厥颉利可汗，李靖令苏定方率200骑兵为前锋。苏定方率众乘雾而行，雾散时，他们距离突厥营帐只有一里多路。苏定方发起攻击，“杀数十百人”。颉利可汗狼狈逃走，余众俱降。
唐高宗永徽六年（655年），唐朝以左卫大将军程知节为行军大总管，苏定方为前军总管，率军征讨西突厥沙钵罗可汗。唐军至鹰娑川（今新疆开都河），与沙钵罗的军队相遇。当时，苏定方率领的部队正在距唐军主力10余里的地方休息，望见敌兵行进中扬起的灰尘，苏定方立即率500骑兵出击，大败沙钵罗军，随后又追击20里，杀死对方1500余人，获马2000匹。
此次出征，副大总管王文度嫉妒苏定方立了战功，主张以守为主，并假称，由于程知节作战时“恃勇轻敌”，皇帝命令他“节制”军队。因此，唐军不再继续进攻。苏定方对程知节说：我们奉命讨敌，只防守，怎能立功你是大将，反而由副将发号施令，这里边一定有问题。苏定方主张将王文度扣押起来，向朝廷请示。程知节不从。有一些突厥人向唐军投降，王文度认为，唐军走后，这些突厥人还会反叛，不如将他们全杀掉，把他们的财物夺过来。苏定方反对这样做，说这样一来，我们自己就在做贼，还提什么讨贼伐叛。之后，王文度受到查办。
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唐朝发两路大军，再攻沙钵罗。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总管，率汉兵及回纥骑兵自金山（即阿尔泰山，突厥语“阿尔泰”意为金）进兵，为北道。沙钵罗集结将近10万突厥军队进行抵抗。在一次战役中，苏定方率领的回纥及汉兵共有一万多人，沙钵罗轻视苏定方的兵少，将唐军四面包围起来。苏定方令步兵布好阵势，进行防御，自己率领骑兵在北面列阵，准备出击。突厥军连续三次朝唐军步兵阵地发起攻击，都被击退。苏定方乘势率骑兵发起进攻。突厥军大溃。苏定方率军追击30里杀死对方数万人。此后，苏定方又与突厥军交战数次，皆胜。沙钵罗部下的突厥人大部分都向唐朝军队投降了，沙钵罗率少数人西逃至石国，被石国人擒获，送交给苏定方派出的追兵，西突厥灭亡。后来，这一地区又有一些突厥人联合起来反叛唐朝，苏定方率军一日一夜行300余里，将叛军围在城中。面对唐军的绝对优势兵力，叛军不得不投降。苏定方将叛军首领都曼押回洛阳。从此，“葱岭以西悉定”。
显庆五年（660年），唐高宗派苏定方等率兵10万渡海讨百济。苏定方等与新罗国合力，攻破百济国，擒百济国王及太子而还，分其地为六州，置熊津等五个都督府。
由上述内容可以看出，苏定方在指挥战争上很有才能。唐朝建立后能够肃清外患，并将疆域大幅度扩大，与他的指挥能力有一定关系。毛泽东称他是“名将亦大将”，应当就是针对他在战争中显示出来的才能和作出的贡献而言的。
魏玄同与裴炎同党
品读原文魏玄同，裴炎党也。
———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25耀227页。
品读精华解析《旧唐书》卷八十七《魏玄同传》载：魏玄同与裴炎结交，两人关系一直很好，当时人称之为“耐久朋”。毛泽东读至此，批道：“魏玄同，裴炎党也。”
古汉语中的“党”，相当于现代汉语中的“同党”。毛泽东为什么说魏玄同是裴炎的同党呢？如果两个人只是一般的朋友关系，称他们为同党当然不合适。为了理解毛泽东这一批语的含意，下面将魏玄同和裴炎二人的情况作一简单介绍。
魏玄同，定州鼓城（今河北晋县）人，进士出身，历任司列大夫、吏部侍郎等官，至唐高宗时，升为宰相。魏玄同与酷吏周兴不和。永昌元年（689年），周兴告发魏玄同，说魏玄同曾说“太后老矣，须复皇嗣”。武则天听后大怒，将魏玄同赐死。监刑御史房济对魏玄同说：你为什么不告发呢？
这样你就可以当面向太后辩解了。魏玄同叹气说：被人杀死和被鬼杀死，又有什么两样？我怎能干告发别人这种事呢！于是，他便被处死了。
裴炎，绛州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历任濮州司仓参军、兵部侍郎，唐高宗时，官至侍中、中书令，直至宰相，受遗命辅佐唐中宗。唐中宗即位后，欲以韦后的父亲韦玄贞为侍中。裴炎与武则天定策，废中宗，立睿宗。
武则天临朝后，裴炎反对给武氏祖先立庙和诛杀诸王，引起武则天和武承嗣等人的不满。裴炎还曾策划乘武则天出游时，用兵劫持武则天，还政天子，未果。光宅元年（684），徐敬业据扬州起兵，以恢复唐中宗李显的皇位为号召。武则天召裴炎议事，裴炎又要求武则天还政，因而被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