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晚年最后要看的一部书，就是《南史》，这也是他最喜欢的一部书。《南史》虽以《宋书》《南齐书》《梁书》及《陈书》为本，却并非简单将旧史删节、离合而成，而是尽量充实了一些新的史料。做到文字简明，事增文省。《南史》在史学上占有重要地位。毛泽东读《南史》时留下很多圈画和批注。既有对一些古代将领才华的欣赏，也有对政治人物的反思。
孔琇之看问题有失偏颇
品读原文此种推论，今犹有之。如曰一人小过勿治，众人皆将效尤。
———摘自《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91耀193页。
品读精华解析孔琇之（？~494年）被称为南朝齐代“良吏”。他的传记在《南齐书》卷五十三的《良吏传》、《南史》卷二十七里，各有专传或附传。毛泽东读的是附传。
附传讲，孔琇之“有吏能”。举例说，他在齐代担任吴县（今江苏苏州市）县令期间，有一个10岁的小孩偷割了邻家的一小捆稻子，他发现后，坚持要将这个孩子抓起来治罪。有人觉得这样做有点过分，就向孔琇之提了不同意见。孔诱之回答说：“十岁便能为盗，长大何所不为！”坚持要对这个小孩治罪。附传接着交代说“县中皆震肃”，而孔琇之因此升了官。毛泽东对孔琇之的治罪理由，颇有感慨，旁批了一段话：“此种推论，今犹有之。如曰一人小过勿治，众人皆将效尤。”
这几句话的重点，是由孔琇之看问题的角度，联系到时至今日仍然沿袭而用的处理类似问题的传统立场。例如：罚一人而治众，小过重罚以警告众人。就孔琇之声称而言，跟我们常听到的“从小看大，三岁看老”的俗谚，是一个意思。这样看问题，是形而上学；这样看一个人，是片面、静止的观点。
毛泽东历来主张要用辩证的观点、发展的观点来看待人们的错误，因此对孔琇之的这种形而上学的推论以及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方法极为不满，用红铅笔在这一段上画了一条耝重的着重线，提出了异议。
齐末萧衍起兵夺权
品读原文还是来年二月。
打援。
———摘自《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84耀185页品读精华解析479年，宋末权臣萧道成代宋自立，建立了萧齐政权。南朝四个政权（宋、齐、梁、陈）里，齐代最短，只存在了24年（479耀502年），就被萧梁政权取而代之。
502年，萧衍推翻齐政权，建立了梁政权。萧衍这个人，就是鼎鼎有名的梁武帝。论关系，建齐的萧道成与建梁的萧衍之间，同祖同宗，都是西晋末年动乱中自兰陵（今山东兰陵县）南下避难而侨居于武进（今江苏丹阳市东）的同一萧氏的后代；到萧道成这一辈，两门萧氏已出“五服”，同宗而不同族了；萧道成比萧衍大一辈，是宗伯与宗侄的关系，虽然生分了毕竟有同姓血亲这一特殊背景，因此萧衍兄弟们在齐入仕居官，都受到格外照顾。
到了齐末，萧宝卷（萧道成的从孙）当了皇帝（即东昏侯）以后，骄奢淫逸，滥杀功臣。当此之时，朝臣中有密谋废黜这位昏主的计划，方镇大员一次接一次举兵向阙，想用军事手段推翻他。然而，除了萧卫起义获得成功外，其他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
萧宝卷即位（498年）之前，萧衍已出任雍州刺史。萧衍一到雍州，就开始秘密准备造反。永元二年（500年）冬十月间，东昏侯杀害了萧衍的长兄、朝中担任尚书令的萧懿，并派出专使前往雍州收杀萧衍，没有得逞。继而调遣一支3000人的羽林军出发征讨，由刘山阳这位有作战经验的将领统率征讨军溯江西上，预定先至荆州，然后会同荆州兵一起北上，以彻底击溃萧衍拥兵反抗的企图。萧衍获悉这一情报后，立即派人赶往荆州游说，并玩弄种种花招，诱使荆州方面怀疑刘山阳所率官军西上的真实意图，以最终实现荆州与雍州联合，共同起义。
毛泽东阅读《南史》卷六《梁本纪上》有关萧衍于雍州起义前后的记载时，有两处批语。
第一处批语是就起义时间说的。当荆州方面决定与雍州方面联合之后，刘山阳所部才慢腾腾地进入江陵，他来迟了一步。荆州方面将刘山阳收杀，驰使往襄阳，时在本年十一月十八日。荆州派来的特使就两个问题提出建议：一是要以荆州为中心（即在起义的同时，宣布东昏侯之弟、时任荆州刺史的萧宝融于江陵另立朝廷），二是发兵东下的时间“当须来年二月”。对于这两项建议，雍州方面的将领们计较的是前者，而萧衍在意的是后者。他一方面劝说部下不要在“尊号之议”上纠缠，关键在日后的功业成败；另一方面向荆州方面强调：“今坐甲十万，粮用自竭，若顿兵十旬，必生悔吝。”
主张尽快联兵东下。
《南史》随后记载是：“（永元）三年二月……戊申，帝（萧衍）发襄阳。”毛泽东读至此，十分敏感地加了一个旁批：“还是来年二月。”意思是说，萧衍坚持提前发兵的主张，他自己也没有能够贯彻，还是拖延到荆州一开始提出的“来年二月”才行动的。
其实，《南史》此处记载是不准确的。永元三年（501年）二月里没有“戊申”这个日子。“戊申”日在正月，具体是正月十三日。这一天，萧衍亲率雍州兵由襄阳出发南下，屯兵于汉水中下游的竟陵（今湖北钟祥县）境内，不进入长江水域，以等待或逼迫荆州兵东下。荆州兵迟至二月下旬才从江陵动身。这中间牵涉到荆、雍两州之间一些微妙的关系，不能细说。就萧衍来讲，他宣布起义后又过了50多天，才从襄阳发兵：中途于竟陵屯留一个多月，最后才慢条斯理地开入长江水域作战，已是二月底三月初的事了。
因此，毛泽东发现发兵时间不是像当初萧衍期盼的那样，而是推迟了。这说明，荆州方面没有把萧衍的建议当回事，萧衍当时还受制于荆州。
第二处批语是就围攻郢城、鲁城（今武汉市隔江的蛇山、龟山分筑）期间分兵堵击西上增援官军而言的。荆、雍联军围攻忠于建康朝廷的郢城守军，屡攻不下，相持日久。萧卫本人停驻杨口（今湖北潜江县北、汉水之滨）不进，就是要拿捏荆州，不给他授予总统众军、便宜行事的名号和权限，他就决不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因为没有萧衍指挥，郢城攻不下，东进就得中止，后果不堪设想。江陵另立的小朝廷只得赶紧给萧衍授号授权，萧衍方才于四月间抵达郢城战线。此时，郢城守军死守不降，而建康派出的官军正在昼夜兼程西上。联军众将领亟主猛攻郢城，萧衍提出围而不攻、分兵击溃西上官军的方略。于是，萧衍指派他手下亲信大将王茂率兵“潜师袭加湖”，于今武汉市东北谌家矶一带摆开阵势。毛泽东在这里特旁批二字“打援。”
结果，官军增援部队在这里被打得落荒而逃，“郢、鲁二城相视夺气”，坚守200多日后，只得投降。这是一次关键性的战役。只有夺得郢城，联军才能长驱而下；只有先“打援”，郢城守军才会乖乖缴械。萧衍的决策是很正确的。
“守大岘”并不能彻底扭转局面
品读原文守大岘亦无用。
———引自《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83页品读精华解析公元409年，南燕主慕容超先后两次派兵南下，在淮北地区抓人抢物掳民。为此，刘裕上表朝廷，要求领兵北伐南燕。同年夏天，朝廷准奏，刘裕统军北上，去捣南燕军事要塞地———大岘（今山东省沂县北部）。在此紧要关头，南燕的大将公孙五楼深思熟虑之后，对南燕主献上了自己的三条应对之策。公孙五楼分析，刘裕的军队轻装北上，意在闪电之击，妄图速战速决，锋芒正旺锐气正盛，南燕之军不应同刘裕之军以强对强，实用的办活是先守住大岘，以逸待劳，用持久战的办法拖垮刘裕之军。
于是，公孙五楼建议，上策就是派出一部军队绕道南下，切断刘裕之军的给养线，南北夹攻，刘裕之军必败无疑。中策是坚壁清野，烧毁庄稼，令刘裕之军无法就地补充给养，又求战不得，时间一久自会不攻自退。下策自然就是放刘裕之军入岘，与其正面作战。然而，刚愎自用的南燕主慕容超根本不把公孙五楼的意见放在眼里，自认为兵多粮足江山稳固，就算刘裕之军过了大岘，一旦作战，刘裕之军也不是他“铁骑万群”的对手。
慕容超这一轻敌，使得刘裕之军长驱直入，跨越大岘军事要塞就同“演戏”一般顺畅。跨过大岘之后的刘裕骑在高头大马之上，狂笑之后手指苍天喊道：“我们的大功告成了！”
不守大岘的失策，导致了南燕主慕容超迅速败北，逃回都域广固（今山东省益都县西北），企望投降刘裕，未得应允，终落得身亡国败的下场。
“守大岘亦无用”是毛泽东读罢《南史》卷一《宋高祖本纪》时写下的评语。在毛泽东看来，“守大岘”只是一时的战术问题。就算南燕主慕容超听了公孙五楼的计策，守了大岘，充其量只能延长一下灭亡的时间，不会影响到战争的最终结局。
毛泽东从一介书生到军事思想家和军事指挥家，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和了解战争。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先后写就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光辉篇章，无不体现着毛泽东之于战争理解和领悟的过入之处。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论述，关于战争中的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的论述以及关于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的论述等等，都十分精确地揭示和破译了战争的观规律。
毛泽东写下“守大岘亦无用”的批语，并不是激情冲动，而是冷静思考之后才下的一字千金的断语———得民心者得天下，人民是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根本保证。毛泽东是熟知并认定这样的道理。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看，慕容超对统治下的各族人民十分残暴，政治上腐败不堪，人民怨声载道，这就是失了民心而不是“得民心”。广大人民虽身在北方，心却早以向往南方的汉族政权，特别是那些被慕荣超从南方掳掠到北方来的人民，更是日夜思归。
再加上慕容超刚愎狂傲、夜郎自大、目光短浅、专横拨扈，战略上轻敌、战术上失误，其败也就在情理之中。而刘裕治军严谨，纪律严明，每到一地都能得到人民的支持。而且，刘裕还能采纳听取部下的正确意见，故军队官兵之间团结互尊，战斗力强，再加之人民的有力支持，取胜是必然的。
刘义隆与赵匡胤有同样的弊法
品读原文赵宋祖此弊法。
——引自（《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第183页品读精华解析刘义隆即位，通过一系列的施政手段，使当时的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一度出现了“元嘉小康”的繁荣昌盛局面。由是，史学家司马光称赞刘义隆为“承平之良主”。然而，在元嘉末年，刘义隆发动了两次北伐战争，可谓趁兴而去，大败而归。这两次北伐，损耗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故刘宋王朝（历史上把刘裕建立的宋朝称为刘宋，而把赵匡胤建立的宋朝称为赵宋）从此开始走向了衰败之路。
刘义隆登基之后，企望大权独揽。公元426年正月，王华等人向刘义隆献计，谋杀重权在握的大臣徐羡之、傅亮等人，刘义隆依计行之，因而将军政大权集于一身，军队将帅的任命、作战的策略和部署也由他一人做主。两军交战之时，将帅任凭他的圣旨行事，没有一点灵活机动的指挥权。
刘义隆的这种做法，毛泽东在读罢《南史》卷二《宋太祖本纪》之后自然联系到赵宋。
赵匡胤，陈桥驿兵变时黄袍加身。登上皇位的他深知兵权的重要。公元961年7月9日夜，赵匡胤施展“杯酒释兵权”的招术，将旧友也是当朝重臣的石守信、高怀德等人的官罢掉，收兵权为已有。“杯酒释兵权”之后赵匡胤又通过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将全国各地的财权、政权、军权收归中央，进行军事制度的改革，改革的最终结果是：没有皇帝的命令，任何人都无权调动军队；京城的军队总数同外地的军队总数保持均衡，使之相互牵制；兵与将分离，有紧急军情，将领由皇帝临时委派，军情解除后，兵归戍守之地，将归原来之位；这一招，使得将领无法同士兵们“交心”，在军营中建立了个人，从而也就无法率兵同朝廷对抗。赵匡胤通过这些措施巩固和加强了自己的统治。刘义隆和赵匡胤在这一点上的不谋而合，在独立统一的王朝的内部也许有一定的“稳定”作用，但一遇到外敌入侵，这种高度集权制的缺点就会暴露无遗。
刘裕两次北伐，大胜而返，关键的一点就在于他拥有一支效忠于他的部队。而刘义隆两次北伐两次落败，应该说同他手下的军队“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关系重大。试想，将兵之间不能沟通的军队要是能打胜仗，那恐怕就是属于“怪事精选”之列了。
毛泽东作为军事思想家和军事指挥家，十分注意研究和创造战役、战争的指挥艺术。红军长征时期的四渡赤水，抢渡大汲河，解放战争时期的三大战役，百万雄师过大江，无不体现着毛泽东之于战役、战争上卓越的指挥艺术。毛泽东在读罢《南史》卷二（宋太祖本纪），得知刘义隆的“遥制兵略”
同赵匡胤相互辉映，且弊大于利时，毫不气地提笔批注了“赵宋祖此弊法”几个力透纸背的文字，由此批注，我们自然会联想得到，赵宋祖此法有弊，与他同出一辙的刘义隆自然也是“刘宋祖此弊法”了。
毛泽东认为，在战略高度集中的前提下，要充分发挥各级指挥员的自觉能力性。“将在外，君命有所不授”，也就是讲战场远在千里，战情复杂多变，一线的指挥官应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机动地进行战斗指挥，从而掌握战场上的主动权。
刘义隆和赵匡胤总揽兵权于一身的做法，正是有违两军交战“将在外，君命有所不授”的至理古训，因而是“弊法”。不过，在我国的解放战争时期，却有人抱着这个“弊法”不放，他就是蒋介石。蒋介石的大失败，败到台湾之后，大概也没能醒悟“总揽兵权于一身”竟是一“弊法”吧。
袁顗未能一战而败
品读原文袁顗无能。
———毛泽东读《南史·袁顗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91页）。
品读精华解析袁颉（？~466年）字景章，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袁顗出身于世家大族，早年曾任豫州主簿、晋陵太守、领军前将军等职。刘宋前废帝刘子业景和元年（465年），袁顗被提升为吏部尚书，不久改任雍州刺史，镇守襄阳。
袁顗见前废帝荒淫暴戾，政权不稳，便与晋安王刘子勋的镇军长史邓琬等人联络，于景和元年冬奉年仅10岁的晋安王刘子勋为盟主，举兵反叛这时，湘东王刘或也发动宫廷政变，杀死前废帝，自立为帝。是为宋明帝。
袁顗与邓琬等人不愿承认宋明帝，拥立刘子勋在寻阳（今江西九江）称帝，建年号为“义嘉”，与宋明帝对抗。郢州刺史安陆王刘子绥、会稽太守寻阳王刘子房、临海王刘子顼、徐州刺史薛安都、梁州刺史柳元怙、益州刺史萧惠开、广州刺史袁昙远、湘州行事何文惠、冀州刺史崔道固、青州刺史沈文秀、豫州刺史殷琰、司州刺史庞孟纠等人也都加入了刘子勋集团。
袁顗被刘子勋任命为安北将军、尚书左仆射，是刘子勋集团中的核心人物。然而，袁顗却为人吝啬、志大才疏。《南史·彭顗传》记载：彭顗“本无将略，在军中未尝戎服，语不及战阵，唯赋诗谈义而己，不能抚接诸将。因而尽管刘子勋集团表面上声势浩大，但实际上却因袁顗等人的无能，导致众人离心离德，所以并没有能真正形成战斗力。宋明帝泰始二年（466年），宋明帝仅用了8个月的时间便消灭了刘子勋集团。袁顗所部未经一战，将士便纷纷溃散而去。袁顗本人也被部下砍了头。
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对反面的教训也十分留意，因而袁顗的所作所为也自然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泽东的批注大概是指袁顗不善进谏。及至“未一战而败”，被杀。南朝名士，大多如此。不止无能，而是士风使之然。这不仅是对袁顗个人的评价，也是对刘子勋集团失败原因的总结。
袁粲父子令人钦佩
品读原文袁粲死节。
———毛泽东读《南史·袁粲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92页）。
品读精华解析袁粲（420耀478年）字景倩，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人，是袁顗的堂弟。袁粲虽出身于名门望族，但因父亲早死，家道中衰，早年日子过得很苦。袁粲从小好学上进，常常裹着破衣服读书，足不出户。
宋文帝时，袁粲做了扬州从事，开始步入仕途。到宋明帝初年，袁粲被任命为司徒左长史、南东海太守。其后，历任领军将军、中书令、尚书仆射、尚书令等要职。宋明帝临死时，特意委托袁粲与褚彦回、刘昱共同辅佐太子刘昱。刘昱即位后，是为后废帝。
后废帝元徽二年（474年），江州刺史、桂阳王刘休范起兵造反，杜黑蠡、丁文豪等人起兵响应，攻入建康。这时，因指挥混乱，宋军将士都丧失了斗志。袁粲见形势危急，便慷慨激昂地对宋军将领说：“寇贼已经逼近，而大家却惊慌失措。我受先帝的顾托，原本就该以死相报。今日我愿与褚彦回护军一道为国家而死！”宋将陈显达等人受到感动，冒死出战，终于击败了杜黑蠡、丁文豪等人，使建康形势转危为安。
宋顺帝刘准即位后，袁粲担任了中书监，同时仍担任司徒、侍中。这时，官居司空、骠骑大将军的萧道成已掌握了极大的权力，加紧了篡夺刘宋政权的政变准备。宋顺帝升明元年十二月（478年1月），荆州刺史沈攸之从江陵起兵，进攻建康，想要消灭萧道成。衰粲为了不使刘宋政权落到萧道成之手，便与尚书令刘秉、前湘州刺史王蕴等人一道，假传皇太后旨意，命令宋将白兴、黄回等人率领禁卫军进攻萧道成。但由于萧道成早有防范，袁粲等人组织的进攻遭到了失败。萧道成派部将戴僧静领兵前去杀害袁粲。袁粲被抓后，临死前他要写一道绝命书。他的儿子彭最抱着他，大叫：“请让我先写。”戴僧静的士兵都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袁粲对儿子说：“我不失忠臣你不失孝子。”他要来笔墨，写下一道绝命书：“臣义奉大宋，策名两毕今便魂归坟垅，永就山丘。”父子两人同时被戴僧静杀害。
毛泽东对袁粲的气节感到钦佩，于是在《南史·袁粲传》后，批注道“袁粲死节。”毛泽东读《南史·袁粲传》的批注表达出对袁粲的气节的钦佩。
评判臧质应一分为二
品读原文臧质豪杰之士，一解汝南之围，二胜盱眙之敌，三克刘劭之逆。梁山之战，刘义宣不听臧言，因以致败，惜哉。
是欲战法，激之使战。
———毛泽东读《南史·臧质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86、188页）。
品读精华解析刘宋时期的名将臧质，是毛泽东比较感兴趣的一位人物。他在《南史·臧质传》上批注道：“臧质豪杰之士，一解汝南之围二胜盱眙之敌，三克刘劭之逆。梁山之战，刘义宣不听臧言，因以致败，惜哉！”可见，他对臧质的军事才能评价很高。
李延寿在《南史》卷十八的“论”中说：“含文（臧质的字）以致诛灭，好乱之所致乎？”毛泽东不同意李延寿的这个观点，而是对臧质的不幸感到惋惜。他在记述梁山之战部分批注道：“梁山之战，刘义宣不听臧言，因以致败，惜哉！”但毛泽东在前面“自谓人才足为一世英杰”这句话曾用红笔画上了着重线，并批注有“此是妄想”四个宇。这说明，毛泽东对臧质的为人还是有批评的。对臧质这位“豪杰之士”一生的评价，应该说毛泽东是实事求是的，在褒中有贬。
仅次于韦睿裴邃的良将曹景宗
品读原文景宗亦豪杰哉！
———毛泽东读《南史·曹景宗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97页）。
品读原文良将也，仅次于韦睿裴邃。
曹孟德、徐世绩、郭雀儿、赵立朗亦用此等人。使贪使诈，梁武有焉。
———张贻玖：《毛泽东批注历史人物》。
品读精华解析曹景宗作战，敢于打硬仗，也善于打硬仗。钟离之战中，曹景宗与韦睿先逼进屯邵阳洲，抵近魏军城寨百余步建起堡垒，并与魏军连续交战，“杀伤者十之二三”，打出了军威，使魏军从此不敢再小看梁军。接着，曹景宗又招募一千余名勇士，再次推进到北魏骁将杨大眼的城寨南数里的地方筑城，并亲自参加筑城。杨大眼来攻，被曹景宗击败，从而建起了这座“赵草城”。第二年三月，趁春水泛起，淮水暴涨六七尺的有利时机，曹景宗与韦睿分两路，根据梁武帝的诏令，各攻一桥，用火攻的战术，将魏军架在淮水上的两座浮桥首先烧掉，把东西两岸的魏军分隔开来接着，与韦睿共同作战，命令“众军复鼓噪，乱登诸城”。毛泽东读到此处对曹景宗的勇猛剽悍战斗作风十分赞赏，不禁批注道：“良将也，仅次于韦睿裴邃。”
曹景宗也颇有文才。钟离之战后，梁武帝在华光殿为曹景宗举行庆功宴会，叫左仆射沈约赋韵，让大家饮酒赋诗。沈约是当时的文豪，认为曹景宗只是一介武夫，便没有给曹景宗诗韵。曹景宗非常生气，乘着酒醉，便向梁武帝再三要求赋诗。梁武帝只好让沈约把剩下的“竞”、“病”两韵给了他曹景宗提起笔，很快便写出了一首好诗：“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霍去病是西汉抗击匈奴的名将。曹景宗在这里用霍去病作比，不仅显得很有气势，而且也极为贴切。梁武帝赞叹不已，沈约和许多颇有才华的大臣也很惊讶。结果，梁武帝还下令将曹景宗的这首诗录入国史。毛泽东对曹景宗的这首诗，逐字加了旁圈，对他的文采颇为赏识。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毛泽东强调干部要善于学习，还特意将曹景宗的这段佚事来作号召，说：“南北朝时有个姓曹的将军打了仗回来作诗‘云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要挤出时间，全党来个学习运动。”
曹景宗与韦睿近乎完人的“劳谦君子”的形象迥然不同，他身上有着许多令人不能接受的毛病。曹景宗为人争强好胜，除韦睿，他谁都瞧不上。然而，曹景宗为人不拘小节，对标志着权贵和地位的那些繁文缛节和虚伪的排场，极为厌恶。《南史·曹景宗传》记载：“出行常欲褰车帷幔，左右辄谏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谓所亲曰：‘我昔在乡里，骑快马如龙，与年少辈数十骑，拓弓弦作霹雳声，箭如饿鸱叫，平泽中逐獐，数助射之，渴饮其血，饥食其脯，甜如甘露浆，觉耳后生风，鼻头出火。此乐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将至。今来杨州作贵人，动转不得。路行开车幔，小人辄言不可。闲置车中，如三日新妇，此邑邑使人气尽。’”
毛泽东为人也十分慷慨豪迈，从来不愿事事循规蹈矩，让自己的性格受到束缚。因而，《南史·曹景宗传》所载的这段曹景宗的自白引起了毛泽东的共鸣，令他非常感兴趣。他不仅在“作贵人，动转不得”等处逐字密密加了旁圈，还在这段记载的天头上批注道：“景宗亦豪杰哉！”毛泽东的这个批注与《南史·曹景宗传》的这段生动的文字相映生辉，活脱脱地烘托出了一个真实可信，对自由自在、无拘无束有着强烈向往的曹景宗的形象，令人回味无穷。
梁武帝运去难自由
品读原文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
———毛泽东读《南史·梁高祖本圮》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85页）。
品读原文萧衍善摄生，食不过量，中年以后不近女人。然予智自雄，小人日进，良佐自远，以至灭亡，不亦宜乎。
———毛泽东读（《南史·贺琛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07页）。
品读精华解析《南史》的作者李延寿在《梁武帝·本纪》末尾对梁武帝评论道：“梁武帝时逢昏虐，家遭冤祸，既地居势胜，乘机而作，以斯文德，有此武功。始用汤、武之师，终济唐、虞之业，岂曰人谋，亦惟天命。及据图策，多历岁年，制造礼乐，敦崇儒雅。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然先王文武递用，德刑备举，方之水火，取法阴阳。
为国之道，不可独任，而帝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于释教，弛于刑典。既而帝纪不立，悖逆萌生，反噬弯弧，皆自子弟，履霜弗戒，卒至乱亡。自古拨乱之君。固已多矣，其或树置失所，而以后嗣失之，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丧。追踪徐偃之仁，以致穷门之酷，可为深痛、可为至戒者乎！”
李延寿的这个评价应该说比较公正的。梁武帝不就是一味仿效西周时徐国国君徐偃王的那种仁义，“留心俎豆，忘情干戚，溺于释教，弛于刑典”，才得到天下、而天下又在自己手中丧失的吗？
毛泽东对于梁武帝这个前半生与后半生的作为和境况完全不同的封建帝王有着许多的感慨。他在《南史》卷五十五《曹景宗传》中批注道：“此时梁武，扰知军机。”对梁武帝在天监五年以前的军事才能作了肯定，认为梁武帝还能称得上是一位英雄。但毛泽东对晚年的梁武帝则提出了更多的批评。如，毛泽东在《南史》卷六十二《贺琛传》上作了三条批注：“此等语，与孙权诘陆逊语同”，“‘专听生奸，独任成乱’，梁武有焉”，“萧衍善摄生，食不过量，中年以后不近女人。然予智自雄，小人日近，良佐自远以至灭亡，不亦宜乎？”
针对梁武帝对贺琛批评的狡辩，认为梁武帝的这些话与三国时吴国的皇帝孙权反驳名将陆逊意见的话如出一辙，因而对梁武帝的强词夺理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认为梁武帝的自我表白，情况尽管属实，而且作为一个封建皇帝，也是难得的，但这些都是生活上的小节，无关于政治，而“予智自雄小人日近，良佐白远”才是梁武帝所犯错误的要害。
毛泽东对梁武帝很感兴趣。他读《南史·梁高祖本纪》，不仅在“忘情干戚”、“弛于刑典”，“未有自己而得、自己而丧。追踪徐偃之仁，以致穷门之酷”等字句旁密密圈点，并画有着重线，而且还借用五代诗人罗隐所写的悼念三国诸葛亮的《筹笔驿》一诗中的诗句，在这段评论的天头上用红铅笔批注道：“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以表达自己对梁武帝的嗟叹之情。
直言无忌行不通
品读原文此等语，与孙权诘陆逊语同。
萧衍善摄生，食不过量！中年以后不近女人。然予智自雄，小人日进良佐自远，以至灭亡，不亦宜乎！
专听生奸，独任成乱，梁武有焉。
———摘自《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207耀208页。
品读精华解析贺琛（481耀549年）于《梁书》卷三十八、《南史》卷六十二俱有传。他于梁大同年间（535耀546年）后期，任职散骑常侍（皇帝身边的近侍重臣），曾就国家面临的危机，坦诚向梁武帝进谏，写成《条奏时务封事》一文呈上。《梁书》本传里可见全文引录，《南史》本传里可见要点摘录。
大同七年（541年）底，梁武帝下诏称，当他了解到官吏如虎、民生不济、境内不宁的现状后，睡不好觉，吃不下饭，“独坐忧怀，愤慨申旦”，并呼吁“外司明加听采，随事举奏”。意思是要听听朝臣的意见，想求得扭转局面的良策。于是，第二年（542年）初，贺琛就针对吏治之弊，分条列举了“四事”。前三事是说州郡牧守长吏贪污成风，侈靡成俗，情况确实非常严重；后一事是建议国家亟待省事息费，休养生息，积聚财货，以备征伐或不虞之变。从所举事端而言，贺琛上奏的内容，跟梁武帝之前下诏涉及的问题并不冲突，精神也完全一致，只不过贺琛讲得稍稍具体了一点，措辞也激烈了一点。结果，梁武帝一看贺琛的奏文，勃然大怒，当即口授敕文，痛斥贺琛。
毛泽东边看《贺琛传》中引录的梁武帝《敕责贺琛》的妙文边加旁批，共有三处评语可见。
第一处是在梁武帝不及实际，而大肆张扬个人勤政之劳的地方。梁武帝曰：“朕有天下四十余年，公车谠言，日闻听览。每苦倥偬，更憎昏惑。卿珥貂纡组，博问洽闻，不宜同于阊茸，止取名字，言我能上事，恨朝廷不能受。”就是说，你贺琛在上奏里怎么能撇开我梁武帝听政览阅、洞悉下情的关键不说，而行文给人印象是只有你贺琛关心时务，矛头指向我：“恨朝廷不能受。”事关天子形象，梁武帝发怒的原因，此其一也。毛泽东旁批道：“此等语，与孙权诘陆逊语同。”毛泽东读梁武帝的《敕责贺琛》，不禁想起了三国时吴主孙权的《报陆逊》，真是事有隔代相似之奇，人有异曲护短之同，文有一脉相通之处。
第二处是在梁武帝自我标榜节欲苦身的口头禅之旁。梁武帝曰：“朕绝房室三十余年，不与女人同屋而寝，亦三十余年。于居处不过一床之地，雕饰之物，不入于官，此亦人所共知。受生不饮酒，受生不好音声……”这些话，梁武帝常常对人讲，文章中、诏令中，也都不时道及，唯恐别人不注意，并以此掩盖国计民生中的大问题。因此，毛泽东旁批数语：“萧衍善摄生，食不过量！中年以后不近女人。然予智自雄，小人日进，良佐自远以至灭亡，不亦宜乎。”
梁武帝于上台十多年（约513年前后）时，由于受佛教影响，开始素食不吃肉，坚持一日一餐，不与嫔妃过性生活，衣着、居处极其简陋。到贺琛上奏这一年，已有30多年的历史。作为帝王，能做到这一点，确实不容易应该充分肯定。不过，毛泽东认为，萧衍这样做，只是“善摄生”，即善于保养自己身体的表现；作为政治家，他更重要的职责是安邦治国，而萧衍却“予智自雄”（妄自尊大），用小人，疏良佐，使国家每况愈下，“以至灭亡”，不正是重小节轻大节的结果吗！
第三处是在敕文末梁武帝引古人之言“专听生奸，独任成乱”处。毛泽东顺势转引旁批：“专听生奸，独任成乱，梁武有焉。”梁武帝在文中引用古人名言，当然自认为他不是这样，而且他还以此教诲那位贺琛，让他明白点大道理。殊不知当事者迷，自信者误，偏偏反过来说中了自己：“梁武有焉”。历史无情，事实如铁。名言警句，谁都会引来装点自己，评议他人可从不见有谁反省自问，“有焉”而不觉，“予智自雄”而已。封建专制制度下，“专听生奸，兹任成乱”，这本是帝王们的通病，概莫能外。
还有一点顺便指出，三国时的陆逊上奏孙权，南朝梁代的贺琛上奏萧衍，都是就政治大局中的积弊而言的，可孙权也好，萧衍也好，都疑心是攻击自己，敏感得不得了。此二君尚且不是暴虐昏庸之辈，也如此不容直言更可推想等而下之的君王会是什么嘴脸！所谓直言无忌无讳，说说而已，实际上是行不通的。
韦睿有刘秀、周瑜之风
品读原文躬自调查研究。
以少击众。
敢以数万敌百万，有刘秀、周瑜之风。
仁者必有勇。
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
———摘自《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98耀205页。
品读精华解析韦睿（442耀520年）活了79岁，是梁代最有名的将领之一。《梁书》卷十二、《南史》卷五十八，均有其传。毛泽东读《韦睿传》，批语多达25处，是他在所读史书中旁批加得最多最频的一例。毛泽东赏识“韦睿作风”，有如下数端：第一是深入调查研究的作风。
韦睿指挥作战，特别是重大战役，他首先要实地观察，寻求破敌之策。
天监五年（506年），梁军大举北伐，并将主战场指向淮南寿阳一线，韦睿所部的任务是拿下小岘（今安徽含山县北），扫清外围。他先派两军攻打，久攻不下。于是，韦睿“巡行围栅”，查看敌人营垒，酝酿用兵方略。随后，韦睿挥师西上，又来到久攻不下的合肥（今合肥市）战场，同样“案行山川”，并决定改变攻城战术。毛泽东在这两处，各加相同批语：“躬自调查研究。”对韦睿的这种深入实际的作风，极为称道。
第二是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小岘战役中，北魏守军仅2000余人，敌寡我众，诱敌一部出营后，韦睿及时率兵冲击，结果打败魏军守军。毛泽东连续批道：“以众击少”、“机不可失”、“决心”。
合肥战役中，北魏援军5万突然赶来，韦睿所部居于劣势，“众惧不敌”，不敢应战。韦睿当机立断，表示“有前无却”，鼓舞士气。毛泽东于此批道：“以少击众。”钟离大战中，北魏来犯之敌号称“众兵百万，连城四十余”，而当时韦睿所部不过3万左右，友军曹景宗所部20万，梁军合计23万，且分兵夹击，所以韦睿部可能会遭到敌军压倒优势的袭击。此处，毛泽东旁批：“虽众，何所用之。”这是指魏军“虽众”，在韦睿这样的对手面前，不可能占便宜。
接下来，毛泽东又在韦睿不畏强敌、驰援钟离的一段表白旁，批曰：“敢以数万敌百万，有刘秀、周瑜之风。”其中提到的刘秀、周瑜的情况是这样的：23年，王莽派大军43万（号称百万）攻打刚刚立足昆阳（今河南叶县）的刘秀所部3000人，刘秀身先士卒，迂回猛攻，打败了王莽军；208年，东吴统帅周瑜率3万人马，于赤壁（今湖北蒲圻县西北，长江南岸）用火攻之术，大败曹操80万水陆联军。因此，昆阳之战中的刘秀，赤壁之战中的周瑜，钟离之战中的韦睿，他们都是“敢以数万敌百万”的军事奇才“敢”字在胸，终于以少胜多，以弱胜强，赢得辉煌胜利。中国古代战争史上，类似的例子还不少。比如前面提到过的淝水之战，也是如此。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写的军事论著中，更举了大量的战例。像韦睿这样，战前明知自己居于明显的劣势，而能“车驰卒奔”，全力赶赴前线作战，而且抱定必胜信念参战，毛泽东是由衷称赏的。
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是毛泽东一贯的军事思想。韦睿正是具有这种作风的古代良将！
第三是身体力行、为人师表的作风。
天监年间，韦睿率军作战，已经是六十开外的老将。而且，本传记载韦睿身体“素羸”，“不尝骑马”。在这种情况下，他在前线指挥作战也好自处或待人也好，都表现出堪为师表的榜样来，既能带兵打仗，又能严格律己，是猛将，又是谦谦君子。这就非常难得！比如，钟离之战中，他不能骑马，就让人用担架抬着，“督励众军”，并亲自入阵参战，“与（魏军）争”。毛泽东在这处记载旁连加二批：“将在前线。”
交战之前，他的两员手下将领势如水火，闹不团结。韦睿“以将帅不和，将致患祸”，酌酒相劝：“且愿两虎勿复私斗。”毛泽东旁批道：“干部需和。”这种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对协调配合作战，是至关重要的。如果稍不留心，内讧演烈，自相拆台，未遇强敌，就会自行溃散，哪有御敌作战的可能呢？
再看本传提到韦睿平时的作风和品质。合肥城攻陷后，“所获军实，无所私焉”。毛泽东批曰：“不贪财。”即便在战争中，韦睿“昼接旅，夜算军书。三更起，张灯达曙，抚循其众，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争归之”。
毛泽东又批曰：“劳谦君子。”韦睿不但“抚循其众”，关心部下，而且“性慈爱”，抚养其兄死后留下的孤儿“过于己子”，所得钱物“皆散之亲故”。毛泽东看到这些，不禁又批道：“仁者必有勇。”
另外，韦睿并不是一位莽撞的军人，而具有细致严谨的儒将头脑。天监八年（509年），北魏大军南下攻入司州（时治平阳，即今河南信阳市）境内，朝廷派韦睿率军自荆州任所赶往救援。援军北上抵达司州南境安陆（今湖北安陆县），韦睿令部队守安陆，并“增筑城二丈余，更开大堑，起高楼”，常胜将军竟如此“示弱”，引起部众讥讽；韦睿告诉他们：“不然。为将当有怯时。”对此，毛泽东旁批：“此曹操语。”夏侯渊不听曹公此语，故致军败身歼。
据《三国志》卷九《夏侯渊传》记载，夏侯渊连打胜仗，遂恃勇而少智计，曹操就告诫他：“为将当有怯弱时，不可但恃勇也。”而夏侯渊不以为然，于建安二十四年（219年）领兵下汉中，在定军山（今陕西勉县东南）交战中，误入刘备预先设好的圈套，军败被杀于阵中。所以，韦睿能在司州支援时，审时度势，不打无把握之仗，而积极防御，做出“示弱”的姿态。
这是一种聪明的举措，说明他深精兵法。毛泽东是很赞赏韦睿的这一用兵方略的。
毛泽东读《韦睿传》，读得很细。他还在传中或注或评，留下了若干相关批语。例如：当初义军东下，留韦睿镇守郢州。毛泽东旁批：“善守。”
钟离之战中，韦睿军顿于邵阳洲，而使人潜水进入坚守的钟离城通报援军抵达的消息，“使固城守”。毛泽东批注：“此别一城，非韦睿新筑邵阳洲之城。”
韦睿援司州，“至安陆”。毛泽东批注：“今湖北安陆县。”
钟离之战大胜。“魏人大溃”，主帅元英“脱身遁走”，“魏军趋水死者十余万，斩首亦如之，其余……犹数十万”。毛泽东旁注：“百万之众，皆尽。”
钟离大捷，主帅曹景宗“时与群帅争先启之捷，（韦）睿独居后”。毛泽东旁加二批：“使景宗胜。曹景宗不如韦睿远矣。”
本传后附韦睿之子韦放事迹，介绍此将门虎子于大通元年（527年）仅率200兵士过淮参战，于赶往涡阳（今安徽蒙城县）的途中，被魏军突袭包围，“众皆失色”。韦放镇静不乱，“免胄下马，据胡床处分，士卒皆殊死战”，因而获胜。毛泽东感慨而批曰：“韦放有父风。”
总之，毛泽东对梁代老将韦睿，不但称道有加，而且推崇备至。在本传中，有一段概括韦睿一生赫赫战功与仁爱治军的文字，并称韦睿“与裴邃俱为梁世名将，余人莫及”。毛泽东特加一旁批：“我党干部应学韦睿作风。由此可见，韦睿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印象。
陈庆之使不可能变成了事实
品读原文再读《陈庆之传》传，为之神往。
一九六九年六月三日在武昌
———摘自《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98耀205页品读精华解析1969年夏，毛泽东抵达武汉。他翻看《陈庆之传》后，于传前写下：“再读《陈庆之传》，为之神往。”
陈庆之（484耀539年）于《梁书》卷三十三、《南史》卷六十一均有传。此人从小跟随萧衍，大概是部曲兵家子弟。萧衍特别爱好下围棋，能够昼夜相继，一般人陪不住，而陈庆之却有不睡觉，“闻呼即至”的本领。这使他受到萧衍的格外亲赏。他开始带兵打仗，北上执行军事任务，直到526年前后。此后，他干了一件在中国整个军事史上堪称神话般的大事，名扬天下，令后世人瞠目结舌。毛泽东之所以“为之神往”，原因在此。
天监末年（519年），梁武帝开始佞佛而不大关心朝政。随后，武备渐弛，原先能够带兵打仗的良将，大都相继去世，裴邃也于普通六年（525年）卒于军中。从此，梁军已无像样的将帅统兵北伐了。其时，北魏政局越来越乱，幼主频频更换，权臣结党营私，天灾人祸迭起，胡太后乱政在先，尔朱荣血洗洛阳在后。在这种情况下，北魏南线边防自行松弛，边镇将领纷纷南投梁王朝，以求避祸。鉴于主观形势发生的变化，梁武帝决定利用南来的原北魏宗室亲王或方镇将领，将他们遣返北上，用扶持傀儡的策略，企图实现一平天下、统一全国的目标。
梁大通二年（528年）初，北魏因尔朱荣之乱，宗室元颢（音hao浩）等三位亲王投奔梁朝。同年十月，“（梁）武帝以（陈）庆之为假节、飚勇将军，送（元）颢还北”。这位元颢正是被梁武帝第一个遣送的傀儡。陈庆之护送此人北上洛阳去当亲梁的魏室皇帝，听来好笑，可竟然成功了，尽管为时不长！
本传总结陈庆之的丰功伟绩是：“自发絰县至洛阳，十四句平三十二城，四十七战所向无前。”陈庆之用7000人马打败了北魏50万精锐部队屡次设防阻击，一路厮杀，推翻了一个帝国，扶起了一个政权！
需要补充交代一下，元颢只在洛阳做了65天短暂的皇帝，同年七月间，尔朱荣由今山西长治市率兵南下，攻入洛阳，元颢投降，陈庆之化装潜逃，只身回到江南。尽管如此，陈庆之创造的中国军事史上空前绝后的奇迹，毕让他有充分的资格跻身于梁代最出名的将领行列，成为中国古代的著名军事家之一。
迷途知返，值得推崇
品读原文送周小舟同志：
“迷途知反，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几句见丘迟与陈伯之书。此书当作古典文学作品，可以一阅。“朱鲔喋血于友于，张绣判刃于爱子，汉主不以为嫌[疑]，魏君待之若旧”，两个故事，可看注解。
毛泽东
八月一日夜十时
如克诚有兴趣，可给一阅———摘自《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下册），第1239页品读精华解析丘迟（464耀508年）于《梁书》卷四十九、《南史》卷七十二的《文学传》里有传。他是梁初有名的文人，其代表作《与陈伯之书》传诵极广。
陈伯之，《梁书》卷二十、《南史》卷六十一均有传。丘迟的名文《与陈伯之书》就是写给他的，引录于他的本传。
丘迟是文人，陈伯之是武人。丘迟之所以要给陈伯之写信，是希望陈伯之率军重新回到大梁帝国的怀抱。陈伯之于齐末担任江州刺史，萧衍率义军东下，本来受命阻击义军的陈伯之归顺了萧衍，并随军往建康，参加了攻打宫城的战役。梁王朝建立后，陈伯之仍被派往寻阳任江州刺史。
可是，陈伯之对新政权并不打心底里接受，萧衍上台不久，陈伯之于天监元年（502年）五月举兵叛梁，投奔到北魏，被北魏政府委以都督淮南军事的职务，驻扎于寿阳附近。天监四年（505年）十月以后，梁军开始北伐统帅是萧宏（梁武帝萧衍之弟），丘迟随北伐军北上，担任萧宏的记室（即秘书）。第二年（506年）三月间，梁军开抵寿阳外围。萧宏指使丘迟写信给陈伯之，劝陈伯之仍归梁。由于丘迟这封信写得极为感人，陈伯之看后，“乃于寿阳拥众八千归降”。
毛泽东于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曾将丘迟《与陈伯之书》送给原先担任过毛泽东的秘书、当时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周小舟，让他好好阅读。同时，毛泽东还附了短简一封。
“送周小舟同志：
‘迷途知反，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几句见丘迟与陈伯之书。此书当作古典文学作品，可以一阅。‘朱鲔喋血于友于，张绣判刃于爱子，汉主不以为嫌[疑]，魏君待之若旧’，两个故事，可看注解。”
毛泽东
八月一日夜十时”
“如克诚有兴趣，可给一阅。”
其中加引号的两段语句，均摘自《与陈伯之书》。这里将这两段文字用白话翻译或注释出来。
前一段引文的意思是：一个人迷途知返，会受到古代哲人的赞许；走错了路，没走多远就折回头，这为古代的典籍所推崇。
后一段引文里有两个典故，即毛泽东所称的“两个故事”。朱鲔（音w侑i尾）这个人是西汉末年农民起义军绿林军的将领，他劝刘玄杀害了刘伯升（刘秀的哥哥），不久，刘秀的军队包围了洛阳，守城的朱鲔投降时，得到刘秀不计既往的保证；张绣是东汉末年的军阀，他先投降过曹操，接着又举兵攻打曹操，杀了曹操的长子曹昂和侄儿曹安民，后来张绣不得已再次投降曹操，曹操没有计较，给张绣封了列侯。引文中，“友于”是兄弟之意，具体指刘伯升；“喋血”即流血，“剿（音佻字）刃”是用刀插进去的意思，这两个词都指杀害。“汉主不以为嫌”中“嫌”字，原文为“疑”，毛泽东误写。
总之，两段引文是要强调：改正错误，既往不咎。
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这跟1959年的庐山会议有关。1959年7月至8月间，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中国共产党在庐山开了一个半月的会议。
此次庐山会议分作两个阶段进行。7月2日至8月1日，开的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2日至16日，开成了党的八届八中全会。会议一开始，是想就“大跃进”以来全国范围出现的“左”的偏差，让与会者摆摆问题，总结总结教训；中间彭德怀（时任国防部长）私下向毛泽东递了一封信，谈到他通过调查所了解到基层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并提出了积极建议。
彭德怀写信前后，各分组讨论会上，黄克诚（时任军委总参谋长）、张闻天（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周小舟等人，也就国民经济中“左”的一套造成的危害，分别在会上发了言，谈了各自的意见。毛泽东当时错误地认为这是诬蔑大好形势的右倾言论，而且是有组织的阴谋活动。并组织批判彭德怀实事求是、为党为民直言的“错误”乃至“罪行”。为此，原定半个月的会议，延长开了一个半月。后一阶段的八中全会，最后给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定成“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性质。
现在，可以说，1959年的庐山会议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乃至通过的定性决议，不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