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与秦朝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是一个完成了中国统一的王朝，但也是一个短命的王朝。通常，人们都习惯性地把隋朝灭亡的原因归结为隋炀帝的暴政，但毛泽东在读《隋书·高祖本纪》时，却能以敏锐的历史目光，从隋文帝身上看到蕴藏着的“问题”，并明确点出。这对于后人学习隋史、研究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有着画龙点睛的效果。
隋文帝的做法蕴藏大乱
品读原文蕴藏大乱
———毛泽东读《隋书·高祖本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79页）。
品读精华解析毛泽东读史很注意总结历史上的兴衰成败之道，而且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分析也很深刻。在中国历史上，一般都认为隋朝建于隋文帝而亡于隋炀帝，隋文帝是明君，而隋炀帝则是暴君。但毛泽东却认为隋朝的短命（581耀618年），并不能完全归结为隋炀帝的暴政，有许多亡国的因素都是在隋文帝时期积累下来的。
因此，他在读史时，对隋文帝的言行十分留意。他在读《北史·隋本纪·高祖纪》时，也对隋文帝的错误举措作了批注。《北史·隋本纪·高祖纪》记载有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年）的一道诏书：“吴、越之人，往承弊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江南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以上，悉括入官。”毛泽东认为，吴、越主人私造大船，是商业发展的需要，而隋文帝下令把大船都收缴入官府，是“不可能”的事。隋文帝这个做法，无疑是阻碍民间经济商贸的蠢事。
隋炀帝没有出息
品读原文可不要看不起老粗。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没有知识的。历史上当皇帝，有许多是知识分子，是没有出息的。隋炀帝就是一个会做文章、诗词的人。……一些老粗能办大事情，成吉思汗、刘邦、朱元璋。
———毛泽东在1964年3月24日的一次谈话（见陈晋：《毛泽东之魂》，第321页）。
品读精华解析隋炀帝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一生做了许多丑事他先设计使文帝废掉太子杨勇，立自己做太子，又使心腹谋杀父亲，登上帝位。其实，他并不缺乏本领和气魄，如建东部，开凿大运河，作用都不可否定。所以毛泽东把他归到只会做文吟诗的没出息的人里似乎不太准确。他的根本问题是：狂妄地认为天下人可以听凭一己指使，为了自己的贪欲，不惜使广大民众肝脑涂地，因此最后走上了灭亡的绝路，教训是深刻的。
隋末的起义促进了社会发展
品读原文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迫使农民多次地举行起义，以反抗地主阶级的统治。从秦朝的陈胜、吴广，项羽、刘邦起，中经汉朝的新市、平林，赤眉、铜马和黄巾，隋朝的李密、窦建德，唐朝的王仙芝、黄巢，宋朝的宋江、方腊，元朝的朱元璋，明朝的李白成，直至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规模之大是世界历史上所仅见的。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因为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没有新的阶级力量，没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现在所有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正确领导，这样，就使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败，总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后被地主和贵族利用了去，当作他们改朝换代的工具。这样，就在每一次大规模的农民革命斗争停息以后，虽然社会多少有些进步，但是封建的经济关系和封建的政治制度，基本上依然继续下来。
———引自《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25页）。
品读精华解析隋末农民起义首先从山东拉开序幕。此后各地纷纷起义，起义军队伍数不肚数，有的发展到一万多人。尽管隋炀帝下令对起义军坚决镇压，格杀勿论，仍然不能扑灭农民起义的燎原之火。
大业九年（613年），隋炀帝发动第二次对高丽的战争，进一步加重了全社会的苦难，农民暴动的燎原之火越烧越旺。起义军多者十余万人，少者数万人，他们攻城占邑，杀官夺粮，已初步构成对隋朝统治基础的直接威胁。
社会矛盾的激化，引发了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冲突。大业九年五月，杨素之子，礼部尚书杨玄感，在黎阳起兵反隋，渡黄河攻洛阳城，向隋炀帝的皇位直接发起冲击。隋炀帝得报，连夜从高丽退兵，击败杨玄感。虽然杨玄戚起兵仅两个月就失败了，但这次起兵削弱了隋朝的统治力量，使农民起义进一步高涨起来。此后起义地区从以山东为主发展到黄河南北，以及江南、岭南、关中、淮南等地，从局部发展到全国，有记载的起义队伍就有一百多支，人数二百万人。
大业十二年（616年）以后，农民起义进入高潮，并逐渐汇合成几支强大的势力，主要有翟让、李密领导的瓦岗军，窦建德领导的河北军，杜伏威领导的江淮军，林士弘领导的鄱阳军等。这几支农民军摆脱了以前小股乌合、打家劫舍的绿林寇盗形式，转入与隋朝政权正面大规模作战阶段，并连续取得多次大战役的胜利。
大业十二年，隋朝大贵族出身、曾参加杨玄戚起兵反隋的李密加入了翟让为首的瓦岗（河南滑县南）军。李密长于谋划，文武双全，很快就得到翟让的信任。当年，翟让接受李密建议，攻破要塞金堤关（河南荥阳东北）和荥阳诸县。
为夺回荥阳这一兵家必争之地，隋炀帝派对镇压农民军有经验的勇将张须陀为荥阳通宁前往镇压。翟让以前多次被张须陀打败，这次一听说隋将是张须陀，非常恐惧，打算不战而逃。李密劝道：“须陀勇而无谋，又接连打了几次胜仗，现在是又骄傲又狠毒，可以一战将其擒获，您只管出兵列阵密保证为您击败他。”翟让不得已，只好领兵迎战。李密在大海寺北的树林中暗伏了一支一千多人的伏兵。张须陀本来就没把翟让放在眼里，见翟让竟敢列队迎战，马上让队伍列成方阵，直逼翟让军阵。双方交战，翟让不敌须陀，落荒而逃。须陀乘胜追出十多里。李密见时机已到，命令伏兵突然出击，张须陀兵败。
李密乘胜把隋军包围起来。张须陀杀出重围，见自己部下还有许多被围，又跃马冲入重围解救，往返数次，力尽战死。张须陀平日深得士卒爱戴，战死后，其部下为他昼夜啼哭，数日不止。
张须陀的战败，使河南诸郡县为之丧气。从此瓦岗军威震中原。617年在李密的谋划下，瓦肉军攻占了隋朝最大的粮仓兴洛仓，开仓赈济贫民。这一年瓦岗军又击败了洛阳派来的讨伐军，获得了大批辎重武器。翟让自知才能远不如李密，于是主劝把最高权力让给李密，并尊李密为魏公。李密拜翟让为上柱国、司徒、东郡公。李密执掌瓦岗军大权后，各小股农民军纷纷来归附，瓦岗军迅速增加到几十万人。河南郡县大部分被李密攻克，又招降了隋将裴仁基、秦叔宝、程咬金、罗士信，赵仁基也投奔瓦岗军，成为瓦岗军精锐部队的干将。接着，李密两取回洛仓，包围了洛阳城，发布声讨隋炀帝的檄文，痛斥隋炀帝的罪恶，“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瓦岗军达到了鼎蛊时期。东至海、岱，南至江、淮，郡县纷纷派遣使者归附李密。
后来李密和翟让的关系出现裂痕，617年11月，李密设计杀死了翟让虽然翟让性格残忍，不得军心，但毕竟是他把李密推上了瓦岗军最高统帅的地位。因而，翟让被杀，引起了瓦岗军的军心不稳，战斗力下降。
河北农民军的首领窦建德，是漳南（今山东武城县东北）人，勇敢有谋略。大业七年（611年），因帮助孙安祖聚众起义，窦建德全家被隋朝残杀窦建德投奔高士达的农民军。616年，高士达战死。窦建德成为该农民军领袖，拥众十万人。617年，窦建德在乐寿（河北献县）称长乐王。
617年7月，李密进逼洛阳，隋炀帝调涿郡留守薛世雄率精兵三万赴洛阳解围。薛世雄率军行至河间县界，驻扎在七里井。窦建德故意让士卒做出惧怕薛士雄的样子，全都弃营南逃。薛世雄以为窦建德怕自己，便不加防备。农民军退到离隋军一百多里的地方时，窦建德谋划了一次奇袭战。他亲自率领二百多人的敢死队先行杀回，命令大队人马继后。窦建德和士卒们约定：如果夜里到达，就袭击敌营；如果到达时天已黎明，就投降。离隋营一里左右时，天将破晓，窦建德正和部下惶恐不安地讨论准备投降时，忽然下起了大雾，窦建德大喜，说：“天助我也广于是冲入隋军大营。薛世雄士卒乱成一团，薛世雄根本无法控制，只带着几十个随从亲信逃回涿郡。从此，窦建德领导的农民军日益壮大，基本上占领了河北地区。大业14年（618年）窦建德称夏王，建国号为“夏”，迁都洛州（河北永年），他功课农桑，使得“境内无盗，商旅野宿”，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确属不易。
农民起义军势力的不断壮大，直接从内部瓦解了隋朝统治，隋朝的地方官僚将领纷纷在全国各地拥众割据，起兵叛隋。隋炀帝在江都终日惶惧不安。618午3月，隋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虎贲郎将司马德戡等人发动兵变，缢杀了隋炀帝，隋朝宣告结束。
隋炀帝被杀后，各部农民军首领有的投降了唐朝，有的被唐朝消灭。轰轰烈烈的隋末农民大起义以其胜利果实被李渊窃取而告终。
隋末农民大起义从公元611年（大业七年）王薄吹响革命号角开始，整整经历了十四年。在地区上，西北至陕西边境，东北至河北北部，东至海滨，南至广东，其范围的广大，是以前的农民战争所没有达到过的。在人数上，一百多支的农民起义队伍，总人数约在三百万左右，所谓举天下之人，十之八九为“盗贼”，绝大部分被剥削被压迫的群众都投入了反隋运动，表明了这次农民起义具有深厚而又广泛的社会基础。
隋末农民起义不仅摧毁了隋王朝，而且比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农民起义以更宏大的规模、更深刻的程度，进一步扫荡了世家豪族及其赖以生存的庄园经济和门阀制度。
农民起义改造了封建统治，局部地调整了封建生产关系，一家一户的个体经济水平有了提高，租佃农民逐渐代替了依附农民，这就是唐王朝经济出现繁荣的根本原因。
隋末农民起义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它的教训是什么呢？
第一，隋末三支农民起义军，分别在三个地区打击隋王朝的统治，观上是相互声援的。但三支强大的起义军始终没有联合起来，形成统一的队伍，这就大大削弱了起义军的战斗力量，结果数百万起义军，被地主阶级武装各个击破。
第二，由于隋炀帝横征暴敛，不但激化了农民与隋王朝的矛盾，也大大激化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当农民革命风起云涌的时候，许多地主阶级的政治力量纷纷倒戈，带着不同的政治目的投入了反隋的斗争洪流。他们或则独树一帜，或则混入农民义军，有的成为农民军的领导人物。这就使隋末农民战争形成了极为错综复杂的局面。如出身大官僚贵族的李密参加了瓦岗军，开始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可是出于地主阶级的个人野心，终于杀害了农民领袖翟让，使威震中原的瓦岗军从此军心涣散，走向下坡路。而翟让为李密的才具所迷惑，缺乏警惕，拱手让出领导权，造成个人丧失性命，义军趋向瓦解的悲痛结局。隋末农民起义的领袖大多不能正确对待这种复杂的斗争，特别是当隋炀帝被杀以后，失去了斗争的目标。如窦建德由反隋斗士转成拥隋的“义臣”，而江淮的杜伏威则亲自跑到长安去乞求封赏，归顺了李唐集团。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革命终于失败了。这是小生产者出身的农民领袖不可避免的历史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