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书》，由南朝梁·沈约（441~513年）等著。沈约学术渊博在齐武帝永明五年（487年）奉诏撰《宋书》，写成本纪10篇、列传60篇、志30篇，共100篇。所书内容从宋武帝永初元年（420年），下迄宋顺帝升明三年（479年），记载了南朝刘宋政权60年的史事。因为这个时代战乱不断，因此毛泽东读《宋书》，偏重于对战争的评注。
刘裕不在意王镇恶贪财
品读原文使贪。
———摘自《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86页。
品读精华解析东晋义熙十二年（416年），刘裕统率大军北伐中原、西向关中。诸路大军中，以王镇恶、檀道济二将所部担任主攻任务。王镇恶领兵破关中，占长安，立下了汗马功劳，以致刘裕进入长安后对王镇恶激动地说：“成吾霸业者卿也！”
王镇恶为刘裕创业建立了殊勋，但此人爱财性贪，让士兵抄掠抢动，据为己有，已成习惯。这在他的传（《宋书》卷四十五《南中》卷十六均有其传）里，有突出的反映。他占领长安后，大肆收敛珍宝，不可胜计。刘裕知道后，“以其功大不问”。毛泽东读到《南史》本传的这段记载旁批曰：“使贪。”
就是说，刘裕实际上助长了王镇恶贪婪的恶习和抢劫的劣迹。手下爱将只要没有野心，不贪权柄，那么历代志在改朝换代的枭雄人物都不在意部将贪财聚敛的行为，甚至还鼓励他们这样做。刘裕也是如此。比如本传接着记了王镇恶私藏后秦主姚泓所用的“伪辇”（辇，音ni伲n碾，特指帝王、皇后坐的车），有人向刘裕汇报说王镇恶“有异志”，就引起了刘裕的警觉，派人一调查，原来王镇恶只是将装饰车辇的金银剔取下来，而把这件权力象征物弃置墙角，刘裕知道是这么一回事，心里才踏实下来。
关于王镇恶其人，据本传介绍，他是辅佐前秦苻坚的王猛之孙。淝水之战后，逃至东晋荆州境内，后为刘裕起用，成为重要将领。义熙十四年（418年），刘裕得知留守建康朝廷的心腹刘穆之突然死亡，害怕局势有变，赶紧离开长安东返。刘裕将镇守关中的重任交给了王镇恶。刘裕一走，留守关中的一班人暗中勾结，想把王镇恶除掉，就借口说王镇恶要造反，设计逮捕并杀害了这员虎将，致使关中大乱，得而复失。刘裕在返至彭城（今江苏徐州市）时，听到这一消息，虽知这是留守的一帮人“奄害忠勋”，可是事情已经发生了，而且他急着要回建康，也顾不得太多了。
王镇恶被害时46岁（373耀418年）。淝水之战那一年（383年），他才11岁。
檀道济因功高位重遭杀身
品读原文此时檀道济尚未死。
———摘自《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86页品读精华解析毛泽东在读《宋书》卷五十一的《宗室传·刘道怜传》时，看到其中引录了宋文帝刘义隆于元嘉九年（432年）颁发的诏文内容是：表彰刘宋王朝建立前后有大功的宗室亲王和文臣武将，包括已经去世的（刘道怜、刘道规、刘穆之、王镇恶）和尚在人世的（王弘、檀道济）共计6人说明要在朝廷给他们树碑勒功，并让他们享受配祭庙庭的破格礼遇。在世二人中，王弘是文臣，檀道济是武将，头衔有一大串：“使持节散骑常侍、都督江州、豫州西阳新蔡晋熙四郡军事、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江州刺史、永修县开国侯”。毛泽东就在此处旁批：“此时檀道济尚未死。”檀道济当时在江州刺史任上，坐镇浔阳（今江西九江市）。他是在元嘉十三年（436年）被宋文帝猜疑受诛的。
宋文帝为什么要杀害檀道济呢？原因是：宋文帝长期害病，这一年病情加重，生命随时有危险，他害怕自己死后，檀道济功高位重，又手握兵权篡敢帝位。
檀道济的生平事迹，在《宋书》卷四十三的本传里有详载。他是在宋武帝刘裕发迹之初，就追随刘裕南征北战的军人。作为故旧，檀道济是刘裕手下的一员爱将，打仗英勇顽强。东晋义熙十二、十三年两年（416、417年），刘裕北伐，先遣攻坚中，派的就是檀道济；攻占洛阳，靠的是檀道济；进兵关中，争夺潼关，也有檀道济的一份功劳。刘裕此次北伐，是为最终代晋立宋铺平道路的，成败关系重大。檀道济是刘裕创业的功臣，宋初就是一位声名显赫的人物。
刘裕死后，北魏发兵南下，夺得黄河以南大片土地，虎牢（今河南荥阳县西）、洛阳、许昌、汝阳相继失守，刘宋王朝的北部边境眼看就要退缩到淮河一线。宋文帝上台以后，一直筹划北伐，以恢复黄河以南的失地。元嘉七年（430年），宋军主力北伐中原，结果大败而还，损失惨重。宋文帝只好诏令檀道济都督各路征讨军事，率领众军北上，收拾残局。八年（431年）初，檀道济所部转战于今河南、山东二省境内，20多天里，与北魏守军、援军交战，“三十余战多捷”，宋军一直挺进至历城（今济南市）。由于军粮供给相当困难，无法继续坚守下去，宋军必须尽快后撤。魏军也获悉檀道济所部正在挨饿，准备在宋军后撤时围歼这股饥肠辘辘的部队。檀道济在险境中干了两件名扬后世的漂亮事。
一件叫“唱筹量沙”。是说宋军军粮告竭，“土卒忧惧，莫有斗志”，魏军获得情报后，调集兵力，决定围歼。面对险情，檀道济子夜晚将沙子堆起来，上面撤上剩余的粮食，迷惑了魏军，魏军误以为宋军“资粮有余”，原先得到的情报是假情报，采取了谨慎的行动，不敢贸然出击。
另一件是整装后撤。魏军四面云集，宋军兵少不说，又疲弱又恐惧，后撤时很容易暴露出自身的弱点，为魏军所乘，导致全军覆没的下场。檀道济当时下令军士全副武装，自己身着白色统帅服，坐着乘舆，不慌不忙地撤离魏军的包围圈，魏军害怕有埋伏，眼睁睁看着宋军从自己眼皮底下溜走，而不敢逼近。
檀道济这次打了胜仗，又全军而返，一下子威名大振。刘宋朝廷表彰他，北魏方面的将士害怕他。刘宋的军事从此由檀道济主持，他仍旧坐镇江州。
宋文帝连年生病，久病不愈，害怕自己一旦离开人世，檀道济将无人能够驾驭，怀疑他会谋取社稷，朝中的一些大臣也在串通起来，向病中的宋文帝进言：应从江州召回檀道济，趁早除掉这位手握兵权的司空大员。于是，檀道济被急召回朝，并立即收杀。檀道济临死前义愤地留了一句话：“乃坏汝万里长城。”他死后，魏军高兴地说：“道济已死，吴子辈不足复惮！”从此以后，魏军频频南下侵扰，声言要“饮马长江”，气焰十分嚣张。
毛泽东读史，对檀道济于元嘉九年尚在人世，而且功名显赫一事，似乎淡淡批了一语，没有更多的文字，但联系檀道济的军事才能及其功勋，说明这个历史人物留给毛泽东的印象很深，所以顺便予以点出。
谢灵运最终矛盾达到造反
品读原文通篇矛盾。“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见矛盾所在此人一辈子矛盾着。想做大官而不能，“进德智所拙”也。做林下封君，又不愿意。一辈子生活在这个矛盾之中。晚节造反，矛盾达于极点。“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是造反的檄文。
———摘自《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耀2页品读精华解析在中国文学史上，说到南朝文学，谢灵运（385—433年）这个人的名声很大。因为他是中国山水诗的开山之祖，他的创作以山水诗为主，而且这类诗作的美学价值很高，历来受到人们的称道。其中有一首《登池上楼》诗，名气更大。这首诗里又有两句诗“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描写初春生机盎然的景象，确实有声有色，给人以动感，让人去想象，很有味道。所以，这两句诗成了名句，整首诗成了名篇，一直传诵不衰其实，这首诗的主旨是发牢骚的，景物描写只是为了衬托一肚子的不满情绪的。
《登池上楼》一诗，常常在后代人编辑的诗文选本中出现。清代沈德潜编过一部《古诗源》，其中就收入谢灵运这首名作。毛泽东翻阅《古诗源》时，特意就这首诗加了一段较长的批语：“通篇矛盾。‘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见矛盾所在。此人一辈子矛盾着。想做大官而不能，‘进德智所拙’也。做林下封君，又不愿意。一辈子生活在这个矛盾之中。晚节造反，矛盾达于极点。‘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是造反的檄文。”
毛泽东为什么说这首诗具体反映出谢灵运一生矛盾的特点呢？
谢灵运是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淝水之战中东晋名将谢玄的孙子。东晋社会实行门阀制度，依靠的是门阀士族。通俗地讲，就是一个家族只要有地位、有背景，那么这个家族中的成员就享有特权，子弟就能够凭借父祖辈的名声，平步青云，飞黄腾达。生在豪门贵族的人，即便毫无才能，甚至是白痴，也会有大官可做。这是个大讲出身、特重家族家庭地位的畸形时代。而在东晋门阀制度下，江南社会最大的家族是原先北方的琅琊（今山东临沂一带）王姓和阳夏（今河南太康一带）谢姓这两大姓，王、谢两家始终占据着东晋政权里的重要位置。
到了东晋中后期，谢姓家族成员显得更有地位，在朝廷中做大官的人物更多。谢灵运出生时，正值谢氏家族最显赫的时期。如果东晋朝廷还继续朝气蓬勃的话，可以想见，谢灵运一辈子将能够凭着家族的地位，顺顺当当地做大官，享清福。可是，等到他开始步入仕途的那一年，即义熙元年（405年）他21岁之时，偏偏社会形势发生了变化：东晋王室衰弱无力，刘裕的地位扶摇直上。随着形势的变化，江南两大豪门也发生了分化：王姓大族拥护刘裕，谢姓大族反对刘裕。谢灵运作为谢氏家族中的代表人物，当然瞧不起刘裕的崛起。他心里压根儿就不乐意这种社会变革。
刘裕出身于贫苦家庭，少时微贱，毫无社会地位。他后来依靠建立军功，逐渐成为东晋后期最具实力的人物，朝廷的事要他说了算。420年，刘裕最终代晋立宋，建立了新王朝。东晋后期以至入宋以后，刘裕将门阀制度打破了，门阀统治也就结束了。原先靠家族地位居尊处优的特权，自然随之也不再起主要作用了。这一变革更加使得像谢灵运这样的贵族子弟产生极端的抵触情绪，内心里感到别扭，行动上显出对着干的劲道。因此，谢灵运步入仕途以后，一方面不满社会，不满自己的处境；另一方面又自以为了不起，想做大官。
谢灵运的传记在《宋书》卷六十七。本传记载说，入宋以后，他“自谓才能宜参权要，既不见知，常怀愤愤”，后来干脆放荡任性，“多愆礼度”，即蔑视法度，表现出一种狂傲骄纵的公子哥儿派头。422年，宋武帝刘裕死后，朝中掌实权的人物是傅亮、徐羡之。谢灵运跳出来攻击这两位权贵，结果被贬放到东南偏僻的永嘉（今浙江温州市）去做太守。他上任后，不理政事，整天游山玩水。混了一年后，他干脆以病为由，辞官北上，回到谢氏家族祖居的始宁（今浙江绍兴市以东的上虞县）大庄园，过起悠哉游哉的阔少爷生活来了。
宋文帝元嘉三年（426年）初，宋文帝杀了博亮、徐羡之，想起了谢灵运，三番五次召他回京。谢灵运应命回京以后，仍没有得到重用，不过担任文学侍从的角色，离他的期望值还很远，于是他照样闲游，连上朝也不当一回事对待。结果，他又回到始宁，四处招摇，为地方官举奏。
宋文帝将他调至临川（今江西临川市）担任内史，负责郡国事宜。这次调动仍无法改变他的习性，表现跟过去一样，又被人举奏。当朝廷派人收拿他的时候，他“兴兵叛逸，遂有逆志”。宋文帝爱惜他的才气，免他一死将他流放到广州。谢灵运暗中购置武器，又被发现，最后以谋逆罪被朝廷下旨就地正法，时在元嘉十年（433年）。
《登池上楼》一诗，是谢灵运在担任永嘉太守时写的。这是他入仕以后第一次受挫折时写的作品，其中当然有不满的情绪。从此以后，在他一生的最后十多年里，始终空怀大志，又抱着对现政权不屑置理的傲慢态度，任性而为，狂放不羁，直至铤而走险，举旗造反。
毛泽东在谢灵运《登池上楼》一诗旁所加批语，正是结合谢灵运后半生的心态和行为来评论的。
《登池上楼》是一首五言诗，共22句。毛泽东特别引用的“进德智所拙，退耕力不任”这两句，是其中的第五、六两句。意思是说：自己进取功名，徒有其志，才智不足；退隐躬耕，虽有其心，无法胜任。也就是说，进退都受自身条件的限制。这是从字面上理解的意思，如果再往明白里说，则是这样的表白：想做官而且想做大官，就是做不大；无可奈何归隐田园吧既不情愿，也不心甘。很显然，他因此不知如何是好，内心苦闷不堪。左也不是，右也不行。所以，毛泽东一针见血地点出，这两句诗正可“见矛盾所在”：前一句是说“想做大官而不能”，后一句是讲“做林下封君，又不愿意”（“林下封君”，指谢灵运袭封其祖谢玄的康乐公之爵，却离开京城权力中心，闲居田园即“林下”之地）。这首诗“通篇矛盾”，而且他“一辈子生活在这个矛盾之中”。
毛泽东接着引用了谢灵运在广州兴兵作乱时写的一首诗：“韩亡子房奋，秦帝鲁连耻。本自江海人，忠义感君子。”这首诗在他的传记里有载录，而在《古诗源》里并未收入，可见毛泽东是读过谢灵运的史传的，对他的一生是很熟悉的。这四句诗是说：战国后期，韩国的世家子弟张良（字子房），因为秦国灭了韩国，就奋起去刺杀秦始皇；齐国的隐士鲁仲连（也简称鲁连）在游历赵国期间，正值秦国派兵围攻赵国的危急时期，魏国的使者前来游说赵国国君，建议最好投降秦军，而鲁仲连坚决反对这样做，被后人誉为“义不帝秦”的高洁之士。我谢灵运作为江海之人，有感于前世君子的忠义行为，所以才有率众反叛的逆志。由此诗可见，谢灵运晚年奋起造反，完全是自觉的举措。毛泽东说，这首诗正是谢灵运“造反的檄文”，他“晚节造反，矛盾达于极点”。
毛泽东由《登池上楼》一诗联系到谢灵运一生，点出此人写诗也好，为人也好，总是表现出他内心无法排遣的苦闷，显示出“矛盾着”的特点。毛泽东这样评点谢灵运其诗其人，字里行间透露出他对这个人的反感与厌恶之情。谢灵运当年自恃名门望族，鄙视出身微贱的刘裕建立的新政权，时时处处要显出高贵的气派，心理逆反，行为乖张，总是别别扭扭，梦想着恢复失去的天堂。自认为高人一等的士大夫，读了几本书，觉得了不起，做事做不来，架子又不小，捣起乱来又不自量力。这种人古往今来层出不穷，由内心“矛盾”终会发展到铤而走险“造反”的极点。谢灵运就是例子。
核实《世说新语》的作者是谁
品读原文《世说》作者是刘宋大贵族刘义庆，他是刘裕的中弟刘道怜的第二个儿子，过继到刘裕的小弟刘道规为嗣。刘道规有武功，死后追封临川王。刘义庆因此袭封为临川王。史称他“爱好文义”，有著述，招引一批文士，以为篆属，其中有的照那样有名的人。以上均见刘宋《宋书》宗宣传（《刘道怜》、《刘道规》两传）。《世说》一书大概是鲍照等人帮他集录的。但《灾书》却未说到刘著《世说》。1962年重印《世说新语·序》载明“南朝宋刘义庆撰”，老本子《辞海》亦如此说。请查核。
———摘自《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下册），第1178页品读精华解析1965年，郭沫若与高二适之间，曾经就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的《兰亭序》书帖真伪问题，有过不同的意见。高二适的文章不赞同郭沫若的观点，经毛泽东过目并批示后，在《光明日报》上登载。随后郭沫若又写了篇《（驳议）的商讨》，正式发表前，将清样先送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认真看过后，在郭沫若这篇文章中“《世说》作者临川王义庆这一用语以及清样中另一处出现“王义庆”的失误处，批注了下面一段说明文字：“《世说》作者是刘宋大贵族刘义庆，他是刘裕的中弟刘道怜的第二个儿子，过继到刘裕的小弟刘道规为嗣。刘道规有武功，死后追封临川王刘义庆因此袭封为临川王。史称他‘爱好文义’，有著述，招引一批文士以为篆属，其中有的照那样有名的人。以上均见刘宋《宋书》宗宣传（《刘道怜》、《刘道规》两传）。《世说》一书大概是鲍照等人帮他集录的。但《宋书》却未说到刘著《世说》。1962年重印《世说新语·序》载明‘南朝宋刘义庆撰’，老本子《辞海》亦如此说。请查核。”
这段说明文字，是为着纠正清样中的失误，从中反映出毛泽东对介绍历史知识一丝不苟的精神。《世说》就是《世说新语》，两种书名都对。《世说新语》这部书，在中国文学史上，被称之为轶事类小说的代表作，很有名气。它主要记载汉末以至魏晋时期上层社会士大夫的轶事言行，其中有一部分是传闻，当然不能当做信实的史料对待；但确有一部分反映了当时社会风貌和人事交往方面的内容，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可以补充史传记载中的不足。郭沫若在后来写的文章中引用了《世说新语》中的资料，以为论据之一；但在提及这部书的作者时，却有不够清楚的地方，普通读者还可能误将刘义庆当成王义庆对待，因此毛泽东就作了如上的批注。
刘义庆（403耀444年）的传记，在《宋书》卷五十一的《宗室传》、《南史》卷十三的《宋宗室及诸王传（上）》两处，可以相参见。刘宋王朝的开国皇帝刘裕有弟兄三人，刘裕跟老二刘道怜、老三刘道规虽是同父异母的关系，彼此相处得却十分亲密。刘裕打天下，靠两位异母弟弟出力，刘宋王朝建立以后，很照顾宗室亲王。老三刘道规死于东晋义熙八年（412年），身后无子，门户不立；刘宋王朝建立以后，将老二刘道怜的二儿子刘义庆过继到刘道规名下为子。因此，刘义庆其人，是刘宋开国皇帝刘裕的侄儿，本来是刘道怜的亲生儿子，后来又过继给刘道规，顶门立户。刘宋王朝建立以后，刘裕将早死的三弟刘道规追封为临川王。那么，“临川王”这一封爵，或者说头衔，理所当然地就由刘义庆继承下来，所以他成了宗室亲王，是大贵族。
刘义庆于元嘉十六年（439年）出任江州（治所在寻阳，即今江西九江市）刺史，由于他“爱好文义”，他身边就带了几位有才学的人士，其中就有鼎鼎有名的文学家鲍照。鲍照做刘义庆的府僚，从元嘉十六年到二十一年（439耀444年），有6年之久，是刘义庆府中最重要的文士，所以他的传记就附在《刘义庆传》之后，可见不同寻常。史传记载，刘义庆做了江州刺史以后直到他死这几年中，招集一班文士从事编纂，撰成的著作里就有《世说》一书。《世说》一书在《宋书·刘义庆传》里没有反映，而在《南史·刘义庆传》里却提到了。毛泽东说“《世说》一书大概是鲍照等人帮他集录的”，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古代帝王凡有编纂，多半是由手下一班文士替他出力的，有的时候，帝王本人也可能参与其事，但不管怎样，最后署名只见帝王之名，却是惯例。
史书记载和《世说新语》的作者署名，都只显示刘义庆一人是这部书的著作者，并没有明确记录说有他人之功。所以，毛泽东用了“大概”一词，很谨慎，也很实际。另外，毛泽东批文中提到的1962年重印《世说新语》”，是指根据日本收藏的南宋绍兴八年（1138年）的刻印本，于1962年由中华书局再次影印（1955年曾由当时的文学古籍刊行社首次影印）的版本。这个版本是几种可以见到的《世说新语》善本中刊行最早的本子，当然也最具权威性。
其他版本是由明、清人刻的，虽有善本，却比不上宋本的价值。由此也可看出，毛泽东对古籍版本的选择很内行，也很在意。他用宋本上的署名以证明刘义庆是《世说新语》的作者，并用旧版《辞海》（1936年印出）中的有关条目，加以补充说明，一点儿不含糊。
殷景仁与刘湛的恩怨纠葛
品读原文谁生厉阶，至今为梗。
殷景仁与文帝密谋。
———摘自《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93耀195页品读精华解析殷景仁（390耀440年）在《宋书》卷六十三、《南史》卷二十七各有传。刘湛（392~440年）在《宋书》卷六十九、《南史》卷三十五各有传。这两人在宋文帝在位的前期都是重臣，关系一开始很好渐渐水火不容，恩怨甚深，其中有一段曲折。
入宋以后，刘湛分别随几位宗室亲王外出就镇，担任府中长史，实际上代替亲王全权处理一州政治、经济、军事乃至民事方面的各种事务，权限挺大。元嘉六年（429年），宋文帝的弟弟、时年17岁的刘义恭被派到上游重镇江陵（今湖北江陵市）做荆州刺史，朝廷派刘湛随往领长史，“行府州事”。到了元嘉八年（431年），刘义恭觉得自己已经长大成人，该到亲揽政事的时候了，不能总让刘湛说了才算。因刘湛不让刘义恭插手具体事务，所以两人之间因此有了裂痕，亦为朝廷所知。
当时，宋文帝十分信任的殷景仁，原先跟刘湛的关系很好，就向宋文帝建议调回刘湛，以便他二人携手合作，共同处理朝廷日常事务。殷景仁一片好心，谁知刘湛只领一阵情，过后就疑心生暗鬼。几年后，到了元嘉十二年（435年），二人虽都受到朝廷的重用，可刘湛心里有文章，他见宋文帝更倚重殷景仁，位望超过自己，一是不服气，二是怀疑殷景仁在宋文帝跟前说了他的坏话，于是“猜隙渐生”。毛泽东在此处旁批曰：“谁生厉阶，至今为梗。”
这句话出自《诗经·大雅·桑柔》，意思是说，是谁让祸端（“厉阶”指祸端）发生，以致演变成灾祸（“梗”指灾祸）。毛泽东引用古诗成句，感慨亲信大臣间反目为仇、两败俱伤的事例多不胜数。其实，平心而论，殷、刘之间的“猜隙”，刘湛是“生厉阶”的祸首。本传介绍，此人“负其才气”，自视甚高。他对殷景仁专内任，受文帝格外信任，比自己似乎要高出一头，心理上不平衡。这就导致他专往坏处去想，而且也不认为自己恩将仇报有什么不对。他甚至投靠当朝宰相刘义康（文帝之弟），以求借宰相之力，扳倒殷景仁，好独当时务。
为此，他做了两件缺德的事：一是鼓动刘义康在宋文帝那里说殷景仁的坏话，二是派人伺机刺杀殷景仁。宋文帝有头脑，不相信那些谗言，知道刘湛要借他人之手谋害殷景仁，就采取相应措施保护殷景仁。当殷景仁了解到刘湛竟然如此对待他的细节后，他对周围亲信故旧感叹道：“引之令人，人便噬人！”这话说得很沉痛，也很深刻，等于给刘湛和像刘湛一类人物的丑恶嘴脸画了点睛的一笔。
刘湛的如意算盘没有打成，就干脆“驱煽（刘）义康，陵轹朝廷”，搞开了阴谋。毛泽东于此处又加一句批语：“殷景仁与文帝密谋。”这是什么意思呢？单从刘湛传中看不出所以然来，需要对照读殷景仁传，方知内情。
殷景仁从刘湛这件事看到，站在刘湛背后的当朝宰相刘义康是更值得认真对待的人物。此人虽是文帝的弟弟，可当时大权在握。而宋文帝数年来一直害着重病，如有不测，宋王室就可能出现意外之变。
因此，殷景仁私下向宋文帝密言提醒：“相王（指刘义康）权重，非社稷计，宜少加裁抑！”宋文帝也得到其弟刘义康已经在为篡位积极张罗的准确情报，主、相之间嫌隙已日益明朗，兄、弟之间利害也到了无法调解的地步。元嘉十七年（440年），宋文帝下令逮捕了刘湛，并予以处死；将刘义康的相权予以解除，调离京城，出为江州刺史。宋文帝采取上述措施，实属迫不得已。而这次果断行动，正是“殷景仁与文帝密谋”的产物。捕杀刘湛那天，殷景仁提前“拂拭衣冠”，对即将发生的事清清楚楚。
刘湛被收杀后不到两个月，殷景仁也病死了。当时有人说，这是刚死不久的刘湛的鬼魂在作祟。巧合天成，遂为时人谈资。
王僧达“造反”是冤枉之词
品读原文叛徒。
———摘自《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75页品读精华解析王僧达（423耀458年）的事迹，在《宋书》卷七十五、《南史》卷二十一，均有其传可见。此人是东晋南朝江南第一高门王谢两大家族之一的琅琊王氏中成员。他的祖上王导，是东晋开国以后鼎鼎有名的大丞相。整个东晋一代，“王与马，共天下”，琅琊王氏在东晋司马氏政权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东晋以后，王、谢两家子弟仍然依仗家族名望，享有特权。这种特权很难被取消。刘宋王朝的建立者刘裕是种地的“田舍公”，靠军功夺得了天下虽然起用了一批武人，培育出一班新贵，对门阀政治有一定冲击，但仍然得对世家大族作出妥协和让步，王、谢等高门贵族在朝廷中身居显位的人物还是一代传一代。而且，高门大族傲视门第低微的家族，即便像当朝皇族刘氏，也被他们瞧不起。他们常常以门第为话题，或者找茬儿，奚落挖苦原先家族背景没有根基的暴发户。总之，自恃门第，蔑视新人，成了出身显贵的旧贵族家族成员处世待人的通病。入宋前，王僧达的祖父当过司徒。入宋后，王僧达的父亲王弘位进司空。司徒、司空，都是朝中“三公”，十分荣显，所以，王僧达自负地给宋孝武帝上奏时，竟能用“亡父亡祖，司徒司空”这样的措辞来自我标榜。本传讲，他“早慧”，“善属文”，人很聪明便“自负才地，谓当时莫及”，也很狂妄。
毛泽东在《宋书·王僧达传》开头批了两个字：“叛徒。”不清楚毛泽东指斥王僧达是“叛徒”究竟是什么意思，估计跟此人后来被孝武帝诛杀一事有关。
孝武帝即位以后，王僧达有“一二年间便望宰相”（《南史》本传语）的意向。孝武帝知道他有才学，也了解他放荡不羁的贵公子习性，不敢委以重职。王僧达的职务，五年中换了七次，有一年竟“五迁”，总不称心如意，就有怨言，甚至非议朝政。这且不说，关键是他得罪了孝武帝的母亲路太后。
据《南史》本传介绍，王僧达在京城中的宅第隔壁，住的是小小黄门郎路琼之。而这个路琼之，是路太后的侄孙。路家门第很低，出身不显。一次，路琼之专门拜访王僧达，王僧达“了不与语”，只有意问了一句：“我家原先养马的路庆之，是你什么亲戚？”这等于是当面侮辱路姓门户！而且，路琼之来访坐过的小马扎，也被王僧达焚烧，嫌其肮脏。这种羞辱路氏家族的过激言行，为路太后知道后，怒向儿子孝武帝陈说，坚决要求治其罪。接着发生了下面一件事，孝武帝顺势杀了王僧达。
大明二年（458年），京城近畿有个普通百姓名叫高阁，阴谋造反当皇帝，暗中串通宫廷内的几个官员作内应。此事被朝廷提前发觉，抓捕了一批嫌疑犯，其中将王僧达也乘机投入牢狱。其实，王僧达并未参与此次谋逆，抓他是孝武帝的指示。反正抓起来诬他与高阁一伙通谋，杀了他以报太后，这是孝武帝掩入耳目的手段。
王僧达被冤杀一事，在《资治通鉴》卷一二八里也有反映。作者司马光引用前世史学家的议论，以说明这样一个事实：高门世族“凭藉世资，用相陵驾”，以门第贵贱当成待人接物、自视自处的唯一依托，迟早会“召祸”。
宋文帝杀谢灵运，宋孝武帝杀王僧达，应该从这一角度来认识。谢灵运有“晚节造反”的言行，毛泽东讲得很对。但王僧达并未造反，只是胡作非为，毛泽东说他是“叛徒”，似乎不大切近。当然，毛泽东极反感像谢灵运、王僧达一类人物，很讨厌那种讲究门户高低的行径。这倒是一贯的、毫不含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