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鼎力时期，是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的特殊历史发展阶段，毛泽东十分欣赏那些英雄人物，同时注重对历史事件进行品读。毛泽东注重求实，所以他倾向于读“史料派的裴注《三国》，说“裴松之注《三国》，有极大的好处，有些近于李贤，而长篇大论搜集大量历史资料，使读者爱看‘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其此之谓欤？譬如积薪，后来居上章太炎说，读三国要读裴松之注，英豪巨眼，不其然乎？”从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品读史书的倾向。
曹操的案要翻
品读原文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
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西晋的统一铺平了道路。
作土皇帝，孟德不为也。
杀降不祥，盂德所不为也。
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
———摘自张贻玖：《毛泽东批注历史人物》，鹭江出版社1993年版，第120页。
品读原文曹操统一中国北方，创立魏国。他改革了东汉的许多恶政，抑制豪强，发展生产，实行屯田制，还督促开荒，推行法治，提倡节俭，使遭受大破坏的社会开始稳定、恢复、发展。这难道不该肯定？难道不是了不起?说曹操是白脸奸臣，书上这么写，戏里这么演，老百姓这么说，那是封建正统观念制造的冤案。还有那些反动士族，他们是封建文化的垄断者，他们写东西就是维护封建正统。这个案要翻。
———摘自王子今：《毛泽东与中国史学》，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266页。
品读精华解析从封建正统观念出发，曹操历来被看作篡汉的“奸雄”。毛泽东则肯定这一历史人物的才略和功绩。50年代末他谈到翦伯赞一篇关于曹操的文章时说：“曹操结束汉末豪族混战的局面，恢复了黄河两岸的广大平原，为后来西晋统一铺平了道路。”毛泽东读《三国志·魏书·刘表传》，在批注中评论刘表这位与曹操同时代的历史人物时，也曾自然流露出对曹操的态度。陈寿写道，刘表“少知名，号八俊，长八尺余，姿貌甚伟”毛泽东批注：“虚有其表。”裴松之注引司马彪《战略》说，刘表“初为荆州”，江南宗贼盛”，于是用蒯越“治乱者先权谋”之计，“使越遣人诱宗贼，至者五十五人，斩之，袭取其众，或即授部曲”。毛泽东在“皆斩之三字旁画出曲线，又在天头批注：“杀降不祥，孟德所不为也。”
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曹操不杀降的事例相当多。如追击黄巾“受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收其精锐者，号为青州兵”，后来成为曹操军的主力。刘备来奔，有人劝曹操说：“观刘备有雄才而甚得众心，终不为人下，不如早图之。”曹操却回答说：“方今收英雄时也，杀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张邈反叛，劫持曹操部下毕谌的母弟妻子，曹操准许毕谌前往敌方，而毕谌表示绝无二心，曹操嘉许，为之感动流涕。然而毕谌随即逃亡。后来曹操击破敌军，生擒毕谌，众人都为之担忧。曹操则说：“夫人孝于其亲者，岂不亦忠于君乎！吾所求也。”又任以为鲁相。
曹操任命的河内太守魏种曾经受到特殊信用，张邈叛乱时，曹操曾感叹道：“唯魏种且不弃孤也。”后来听说魏种也投靠了叛军，愤怒地说：“种不南走越，北走胡，不置汝也！”然而平叛成功，活捉魏种后，曹操又说“唯其才也！”于是“释其缚而用之”。此外，如张绣、关羽、张鲁等等，归降曹操后，也或得封侯，或为重用。《三国志·魏书·刘表传》说，刘表曾“南收零桂，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卢《三国志集解》引《资治通鉴》、袁宏《后汉纪》及何焯、王补以《后汉书·孔融传》为据的注说，指出刘表此时不再向汉王朝“供职贡”，并非法擅自“郊祀天地”，服饰器用仿拟皇帝。毛泽东在此处又批注：“作土皇帝，孟德不为也。”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武故事》载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是否认“有不逊之志”的语颇恳切的政治声明。其中说到“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自称每读乐毅、蒙恬不图王权“其势足以背叛，然自知必死而守义”的事迹，“未尝不怆然流涕也”。卢弼《三国志集解》及所引林国宝语，指责其中多有不符合史实，“志骄气盈言大而夸”处，以为“皆欺人语耳”，“为奸雄欺人之语”。所引黄恩彤语也斥责其“欲盖弥彰”，认为“陈《志》削而不录，亦恶其言不由衷耳”。所引李安溪的意见，则以为：“文词绝调也，惜出于（曹）操，令人不喜读耳。”
毛泽东对这些注文加了圈点，又批注道：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
毛泽东态度鲜明地否定了对曹操的攻击，以为多是缺乏历史根据的诬蔑不实之词。所谓“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见于李白《望鹦鹉洲怀祢衡》。鹦鹉洲，传说为黄祖杀害名士祢衡之处，因祢衡绝世之作《鹦鹉赋》而得名。全诗为：“魏帝营八级，蚁观一祢衡。黄祖斗筲人，杀之受恶名。
吴江赋《鹦鹉》，落笔超群英。锵锵振金玉，句句欲飞鸣。鸷鹗啄孤凤，千春伤我情。五岳起方寸，隐然讵可平。才高竞何施，寡识冒天刑。至今芳洲上，兰薰不忍生。”祢衡是汉末狂士，据《后汉书·祢衡传》记载，他“尚气刚傲，好矫时慢物”，孔融爱其才，多次称述于曹操，曹操欲见之，而祢衡“素相，轻疾，自称狂病，不肯往，而数有恣言”，后来答应往见曹操，却又“著布单衣”，“坐大营门，以杖捶地大骂”。曹操以其素有才名，不忍杀之，遣送至刘表处，又辗转至黄祖处，因“言不逊顺”遇害，时年26岁。“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按照李榕村的解释，“盖言魏武经营天下，而视之直作蝼蚁观者，唯一祢衡也”。
毛泽东所谓“此为近之”，可能是说卢弼们注文的观点，与轻狂傲慢的祢衡相近。其实，李白诗的原意，可能是从怀念祢衡的角度出发，说曹操虽有“营八极”的势力和雄图，仍“蚁观”即仰视祢衡才名而有敬畏之心。如此即与下句“黄祖斗筲人，杀之受恶名”相对应。毛泽东读《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而联想到祢衡的事迹，是毛泽东读史对于执政者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予以注意的实例之一。
毛泽东l961年8月25日致胡乔木的信中曾引用曹操诗云：“盈缩之期”
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引诗见曹操《步出夏门行》，今本多作：“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1954年夏天，毛泽东在北戴河海滨散步，喜欢背诵曹操的名诗《观沧海》：“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踊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粲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观沧海》也归于《步出夏门行》题下，前有“经过至我碣石，心惆怅我东海”句《晋书·乐志下》则题作《碣石篇》。毛泽东面对浩瀚雄阔的产生了与曹操这位历史人物的心理共鸣。他找来地图，查证出“曹操是来过这里的”，又说曹操“建安十二年五月出兵征乌桓，九月班师经过碣石山写出《观沧海》。毛泽东《浪淘沙·北戴河》写道：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换了人间”，世事翻革，时代演进，然而曹操面对“秋风萧瑟”，毛泽东面对“萧瑟秋风”，作为推动历史的伟大人物，他们的内心其实有着相通之处。毛泽东在同子女的谈话中曾经说：“曹操的文章诗词，极为本色，直抒胸臆，豁达通脱，应当学习。”他还曾经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还是喜欢曹操的诗。气魄雄伟，慷慨悲凉，是真男子，大手笔。”表露出对于曹操这位历史人物的风格的肯定。
张鲁开了人民公社的先河
品读原文这里（指《张鲁传》———引者）所说的群众性医疗运动有点像我们人民公社免费医疗的味道，不过那时是神道的，也好，那时只好用神道。道路上饭铺里吃饭不要钱，最有意思，开了我们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约有一千七百年的时间了。贫农、下中农的生产、消费和人们的心情还是大体相同的，都是一穷二白。不同的是生产力于今进步许多了。解放以后，人们掌握了自己这块天地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但一穷二白古今是接近的。所这个《张鲁传》值得一看。张鲁的祖父创教人张陵，一名张道陵，就是江龙虎山反动透顶的那个张天师的祖宗。《水浒传》第一回描写了龙虎山的场面。三国时代的道教是遍于全国的，群众运动的，他们的口号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苍天，汉朝统治阶级。黄天，农民阶级。于吉在东吴也有极大的群众运动，是那时道教的一派。张道陵、张鲁是梁、益派。史称这派与北方派的路线基本相同。其后，历代都有大小规模不同的众多的农民革命斗争，其性质当然与现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根本不相同。但有相同的一点，就是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在这一方面，带有资产阶级急进民主派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带有原始社会主义性质，表现在互相关系上。第三方面，带有封建性质，表现在小农的私有制，上层建筑的封建制———从天公将军张角到天王洪秀全。宋朝的摩尼教，杨厶，钟相，元末的明教，红巾军，明朝的徐鸿儒，唐赛儿，李自成，清朝的白莲教，上帝教（太平天国），义和团，其最著者。我对我国历史没有研究，只有一些零星感触。对上述性质的分析，可能有错误。但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这一点就最贫苦的群众来说，而不是就他们的领袖们（张角、．张鲁、黄巢、方腊、刘福通、韩林儿、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等等）来说，则是可以确定的。现在的人民公社运动，是有我国的历史来源的。
我国从汉末到今一千多年，情况如天地悬隔。但是从某几点看起来，例如，贫农、下中农的一穷二白，还有某些相似。汉末北方的黄巾运动，规模极大，称为太平道。在南方，有于吉领导的群众运动，也是道教。在西方（以汉中为中心的陕南川北区域），有五斗米道。史称五斗米道与太平道“大都相似”，是一条路线的运动。又称，张鲁等行五斗米道，“民夷便乐”，可见大受群众欢迎。张陵（一称张道陵，其流风余韵经千年转化为江西龙虎山为地主阶级服务的极端反人民的张天师道，《水浒传》第一回有洪太尉误走魔鬼戏极神气的描写，一看使人神旺，同志们看过了吧？）、张衡、张鲁祖孙三世行五斗米道。其法，信教者出五斗米，以神道治病；置义舍（大路上的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目的似乎是招徕关中区域的流民）；修治道路（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犯法者三原而后行刑”（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不置长吏皆以祭酒为治”，祭酒“各领群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但以小农经济为基础）。这几条，就是五斗米道的经济、政治纲领。中国从秦末陈涉大泽乡（徐州附近）群众暴动起，到清末义和拳运动止，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几乎没有停止过。同全世界一样，中国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
———毛泽东1958年12月10日于武昌读卢国志集解》卷八《魏书·张鲁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48耀151页）。
品读精华解析1958年，毛泽东读《二十四史》，大概正读到《三国志》。这年，在许多场合，他都向干部们讲起三国历史人物和事件。其中最让他动情的，莫过于《三国志》卷八《魏书·张鲁传》。1958年12月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批示印发《三国志》里的《张鲁传》。为帮助与会者阅读，他还于12月7日和10日分别写了两大段批语（即本文抄录于前的第一、第二两段批语）。稍后，他把12月7日写的批语划去，指示将10日写的批语印在《张鲁传》的前面，一同发给了与会者。
当时的中国是怎样一种状况呢？1958年，全国掀起大跃进的高潮，中央提出“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在生产关系方面急于向所谓更高级的形式过渡，主观地认为农业合作社的规模越大，公有化程度越高，就越能促进生产。
1958年4月，中央发出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适当地并为大社的意见，各地试办了一些一千户以至几千户的大社。七八月间，《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公开宣传毛泽东关于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的思想。河南、山东等许多地方闻风而动，人民公社开始在农村建立。8月，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认为这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规定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原则，强调公社目前还是采取集体所有制，不忙于改为全民所有制，但是快则三四年、慢则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就可以实现向全民所有制的过渡。这次会议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推向高潮，全国农村一哄而起，大办人民公社，没有经过试验，只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基本实现公社化。人民公社大力推行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将劳动力按军队编制组成班排连营，采取大兵团作战的方法，从事工农业生产。动辄夜以继日，连续作战。不少干部认为商品交换越少，越接近共产主义。有的地方，如河北徐水县和山东范县，甚至打算试验两三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为此提出“八包”，“十包”，宣布对社员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男婚女嫁所需费用都由公社供给。
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一现实背景出发，毛泽东谈《张鲁传》最为欣赏的，是张鲁“带有不自觉的原始社会主义色彩”的“经济、政治纲领”，毛泽东用现代汉语对这一纲领作了具体说明，诸如“公共宿舍”、“吃饭不要钱”，“以犯轻微错误的人修路”、“以说服为主要方法”以及“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等，带有明显肯定的语气。而对于“从某几点看起来”“近乎”于此的人民公社运动，毛泽东有意与“二千年中，大规模的农民革命运动”与历史上的“阶级斗争”相联系，其赞许与支持的倾向也是明显的。在毛泽东看来，汉末至今，尽管情况如天地悬隔，但“一穷二白”的国情则“有某些相似”，五斗米道所体现的“极端贫苦农民广大阶层梦想平等、自由，摆脱贫困，丰衣足食”的理想追求，对于全党通过大跃进的经济运动方式、人民公社化的社会组织方式来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也是有启发的。应该说，这是毛泽东推荐《张鲁传》最重要的考虑。为此，他在批语里把《张鲁传》里记叙的五斗米道的一些内容，如以道教祭酒为治头（地方行政长官），置义米肉，置义舍，以神道治病，对犯法有“三原”（原谅教育三次）后才行刑等，同“大跃进”的一些做法直接联系起来，明显是欣赏的，认为《张鲁传》里说，张鲁采取这些办法，“民夷便乐”，说明“是大受群众欢迎”的。
其实，毛泽东曾不止一次地向党的领导干部推荐《张鲁传》。1958年8月24日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在谈到人民公社搞公共食堂时，曾说：张道陵的五斗米道，出五斗米就有饭吃。吃粮食是有规律的，像薛仁贵那样一天吃一斗米，总是少数。1958年11月3日在郑州同九个省市委书记谈话中，说到供给制时，毛泽东也说：三国时候张鲁的社会主义是行不长的。因为他不搞工业，农业也不发达。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是过路的人，在饭铺里头吃饭、吃肉都不要钱。他不是在整个社会都搞，只在饭铺里头搞。他统治了30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那里有一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了。这些谈话说明，在当时，毛泽东经常想到张鲁五斗米道里的做法，在某种程度上，是借历史来启发人们认识当时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从而更大胆地创造出新的办法。
1939年24日，毛泽东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作题为《自己为自己的劳动是不可限量》的报告时，曾经这样说：你们是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你们读书，叫学；开荒，是农，做鞋子，是工，办合作社，是商，你们又是军，因为你们在抗日军政大学。你们是农、工、商、学、兵团结在一个人身上，文武配合，知识与劳动结合，可算是“天下第一”。在《红旗》杂志1958年4月期发表的《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一文中，毛泽东的这样一段话又被陈伯达引用，以作为人民公社体制的理论蓝图：“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在这样的公社里面，工业、农业和交换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文化教育是反映这种物质生活的人们的精神生活。”毛泽东1958年视察河北徐水时，那里仿照军队组织连、营、团形式的劳动组织形式，他当场要求陪同的保定地委第一书记进行推广。当时有一个相当普及的口号：“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规律化”，这一口号是由刘少奇提出又经毛泽东肯定的。在1958年8月21日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还提出：我们要把六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人民公社大协作，自带工具、粮食，工人敲锣打鼓，不要计件工资，这些都是共产主义萌芽，是资产阶级法权的破坏，希望大家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吹一下，把实际中的共产主义道德因素在增长的情况也吹一下。
1958年前后，他还多次指出：我们有二十二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不发薪水，搞供给制，结果军民一致，官兵一致，三大民主。进城以后，熬了几年，搞了薪金制，军衔制，其实是把供给制变成资产阶级法权制，发展了资本主义思想。难道二万五千里长征、土地革命、解放战争是靠发薪水过来的吗？抗战时期，二三百万人，解放战争时期，四五百万人，是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没有星期天，在一元化领导下，没有什么“花”，把日本鬼子打走了，打败了蒋介石。打美国的时候也没有“花”。现在有“花”，发薪水分等级，分将、校尉，结果是脱离群众，兵不爱官，民不爱干，因为这一点和国民党差不多，衣分三色，食五分等，办公桌、椅子也分等级，工人农民不喜欢我们。薪金制、军衔制等于等级制，等于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说：“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什么叫拼命?《水浒传》上有那么一位，叫拼命三郎石秀，就是那个“拼命”。我们从前干革命，就是有一种拼命精神。”有些同志缺乏这种热情，缺乏这种精神，停滞下来了。毛泽东认为，这可能与现在实行了军衔制度和其他一些制度有关。他提出，可以通过开展批评解决“密切联系群众”的问题。要相信“群众是公道的，他们不会把我们的历史丢掉”。他希望，“不要因为有了军衔制度和其他一些制度，而使上下级，官兵、军民、军队同地方的密切关系受到损害”。
郭嘉多谋善断
品读原文《三国志》里的《郭嘉传》值得一读。
———引自张贻玖：《毛泽东批注历史人物》，鹭江出版社1993年版，第136页。
品读原文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去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不好办。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就是为了断。要当机立断，不要优柔寡断。
———摘自薄一波：《回忆片断———记毛泽东同志二三事》，载《人民日报》1981年12月26日。
品读精华解析上世纪50年代后期，党内“左”倾错误日渐严重，中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紧接着，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大跃进”运动一哄而起，人们憧憬着并不清晰的共产主义，以高度的热情投入到一场忘我的工业化事业之中。他们一味追求高速度、高指标，希冀着在短时间内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毛泽东已经从实践中察觉到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中的某些问题，思想上有所降温，政策上有所退却，当时毛泽东可能还没有从根本指导思想和战略上认识“左”倾错误，直到庐山会议前，毛泽东的思想一直是向纠“左”的方向发展的，尽管效果不很明显。1959年4月上海会议之前，毛泽东就向党的高级领导讲述了郭嘉多谋善断的故事。3月在郑州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几乎把《郭嘉传》里郭嘉为曹操出谋划策的故事都讲了出来：郭嘉是三国时期曹操手下的一位有名的参谋，此人多谋善断，为曹操出过不少计策。譬如说，曹操攻打吕布，当时议论纷纷，因为那时袁绍占领整个河北和豫北，曹操在许昌，吕布在徐州，如果攻打吕布，袁绍趁机介入怎么办？郭嘉说，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见事迟，得计迟，所以袁绍定不会攻打许昌，于是曹操便攻打吕布，很快攻克，再攻打袁绍，又取得胜利。接下来是要不要攻打袁绍的两个儿子袁谭、袁尚的问题，郭嘉说不要打，我们回师，装作打刘表，把军队摆到许昌、信阳之间，他们一定要乱的，果真，兄弟俩没过多久就开始打起来，袁谭派人到曹操这里求救，曹操去救，乘机占领了信阳，消灭了袁谭的部队，后又设计消灭袁尚。说到这里毛泽东不无感慨，深感多谋善断的意义。
1959年在庐山会议期间，7月11日晚，毛泽东找周小舟、李锐、周惠谈话时，说到1958年经济计划搞乱了，随后他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这是指陈云而言（他在南宁会议后只负责建委工作）。而后就向他解释：这是《三国志·郭嘉传》上的话，曹操在赤壁吃了败仗，于是想念郭嘉这一时期毛泽东对暴露出来的问题不可能视而不见，自然会比较大跃进以后和大跃进以前的局面，不可能不对自己领导经济工作的方法有所认识，对自己的失误有所觉察，这自然要想到原来负责经济工作的陈云。陈云在负责经济工作时特别注重国民经济按比例的发展，反对冒进，而当时人们披那些高指标、高计划所控制，过分狂热，再加上当时个人崇拜的甚嚣尘上，而毛泽东声称自己是反反冒进的，于是经济上更加冒进，人们又进一步追求高指标，在农业战线上时时“放卫星”，甚至有人喊出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工业上钢的产量也是大放“卫星”。在这种情况下，陈云的反冒进自然要受到批评，不久，经济工作陷入困境，毛泽东对此不得不深思，不能不想陈云。几天后，毛泽东找李锐等谈话，又说到郭嘉：世上没有先知先觉，没有什么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的刘伯温。无非是多谋善断，留有余地。《三国志》里《郭嘉传》值得一读。郭嘉这个人足智多谋，初在袁绍麾下不得施展，就跑到曹操那里。曹操说他“每有大议，临敌制变。臣策未决，嘉辄成之，平定天下，谋攻为高”。可惜中年夭折，曹操为此大哭。
大跃进出点乱子，不要埋怨，否则就是“曹营之事不好办”，或者叫你“欲与共济天下大难”！
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反复提到郭嘉，这与总结和解决1958年的“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有关。1959年三四月间，毛泽东连续写了五封党内通讯，强调要从过去几个月措施失当这样一个深刻教训中，获取经验，反对瞎指挥风、浮夸风共产风等“左”的错误倾向。在上海会议上，又着重讨论了做工作要多谋善断；留有余地等问题（见前引文第二段）。他还说：现在，我是借郭嘉的事来告诉人民公社的党委书记以及县委书记、地委书记，不要多端寡要，要能够当机立断；端可以多，但是要拿住要点。国际的事要关心，国内各行各业要调查研究，还有各种学问，多端的很。但是可要抓住要点，一个时候有一个时候的要点。这是个方法问题，这个方法不解决，每天都在混混沌沌之中，叫做什么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什么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特别是对外斗争，得计迟是很危险的。1959年毛泽东在一些重要场合谈论最多的历史人物，并给予很好评价的，恐怕要数郭嘉了。毛泽东对郭嘉的评价何以如何之高呢？
郭嘉是三国时期人，初在袁绍手下做事，他看透袁绍是个“多端寡要，好谋无决”的人，要想辅佐他平定天下，完成霸业，是很难成功的。于是投靠了曹操。
曹操同他谈论统一天下之事说：“袁本初拥冀州之众。青、并二州相从，地广乒强，而又非常傲慢无礼。我想率兵前去征讨，怎奈力小不敌，怎么办？”郭嘉分析道：“昔日楚汉战争之时，刘邦之不敌项羽，您是知道的然而，汉高祖唯靠智胜，项羽虽强，终于为刘邦所擒。以我个人之见，袁绍有十败，您有十胜，袁绍虽然兵强，无能为也。袁绍坚持旧的礼法，因而繁礼多仪；您却讲求时效，体任自然，此为道胜一也。袁绍逆历史潮流而动而您则顺应形势以统帅天下，此为义胜二也。汉末政治失败于对待豪强过于宽纵，袁绍则继续实行宽纵政策，故而不能威慑豪强；您却严行法治，严惩不法豪强，故而上下人等皆知遵守国家的法度，此为治胜三也。袁绍外表似乎宽宏大量，而内心却量小嫉贤，用人而有疑忌，所任用者，唯有其亲戚子弟而已，您则是外似严肃而内心机智英明，用人而无疑忌，唯才是举，不问远近，此为度胜四也。袁绍多谋少断，失在后事，您则策定即迅速实行，应变无穷，此为谋胜五也。袁绍出生于四世三公之高门，依靠其累世之资历高谈阔论揖让之高调，以收名誉，那些善于哗众取宠，用巧言以装饰外表之士多归之，您则以至诚待人，推诚而行，不务虚名，以俭朴为臣下之表率有功者赏，那些有真知灼见，有真才实学的忠正之士皆愿意听从您的命令为您所用，此乃是德胜六也。袁绍好施小恩小惠，而不考虑救国救民的大计，诚所谓妇人之仁；您则考虑治国之大事，恩加于四海，此乃仁胜七也袁绍因不懂用人之道，其大臣为了政权皆相互攻击，造成惑乱；您却用人得法，浸润不行，此乃明胜八也。袁绍是非不明，您则对于正确者迸之以礼对于不正确的正之以法，此乃文胜九也。袁绍好虚张声势，不懂用兵之要领；您能以少胜多，用兵如神，我军有恃无恐，敌军则畏之，此乃武胜十也。郭嘉分析袁、曹相争，曹操有十胜之处，真是一语见的，入木三分。于是郭嘉备受赏识，曹操对别人说：“使孤成大业者，必此人也。”从此郭嘉协助曹操南征北讨，谋策帷幄，力挫群雄，功勋卓著。活捉吕布、官渡之战以及对乌丸用兵，这些都是郭嘉的计策，曹操对郭嘉越发器重，一再称道“唯奉孝为能知孤意。”不幸的是郭嘉在北伐的路上病死了，曹操不胜悲痛他抚摸着郭嘉的灵柩哭道：“奉孝之死，真是天亡我呀！”后来曹操在赤壁之战遭到惨败，于是更加思念郭嘉。
毛泽东喜欢郭嘉，在于其多谋善断，且谋断都很准确。作为一代领袖毛泽东希望他领导下的各级干部向郭嘉学习，做事要多商量，但不要优柔寡断，要当机立断，但不要武断。这样，党就可以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
司马昭之心，固已路人皆知矣
品读原文盖自汪精卫倡言反共亲日以来，张君劢、叶青等妖人和之以笔墨，反共派、顽固派和之以摩擦。假统一之名，行独霸之实。弃团结之义，肇分裂之端。司马昭之心，固已路人皆知矣。
———《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一九四茵年二月一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22页）。
品读精华解析1938年10月，在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战线太长，日本改变了对国民党军事打击为主的既定方针，加大了政治诱降力度。两个月后，一向宣称民族失败主义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突然逃亡越南，发出所谓的“艳电”，主张停止抗日，彻底暴露了卖国乞降的面目。就在汪精卫等人叛逃后不久，战争形势的暂时“缓和”使得国民党阵营内部又兴起了反对共产党的阵阵浊浪。在军事上，蒋介石不断制造摩擦，多次对陕甘宁边区、山西、河北等地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进行军事进攻，甚至制造了皖南事变这样令亲者痛、仇者快的重大事件。
在政治上，国民党于l939年1月21日至30日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基本政策；在思想上，以“三民主义”为幌子，大肆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口号，妄图取代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
关键之时，如果不对汪精卫等人这种出卖国家利益的汉奸行为加以批判，不对国民党这种破坏统一战线的本质加以揭露，不使广大中国人民群众认识到国家民族前途命运已到了岌岌可危的时刻，那么，中华民族必将迎来亡国灭种的后果。
1940年2月1日，延安各界三万余人举行民众“讨汪”大会，毛泽东作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的主题演说。当日，为挽救时局，毛泽东又为大会起草了通电，谨陈救国大计，愿国民政府、各党各派抗战将士、全国同胞采纳而实行之。这就是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的《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
通电提出十条行之有效的大计：一曰全国讨汪。不仅要讨伐公开之汪精卫，还要讨伐暗藏之汪精卫也，“若无全国讨汪运动，从都市以至乡村，从上级以至下级，动员党、政、军、民、报、学各界，悉起讨汪，则汪党不绝，汪祸长留，外引敌人，内施破坏，其为害有不堪设想者。宜由政府下令，唤起全国人民讨汪。”二曰加紧团结。这里，毛泽东批判了国民党内部“唯有取消共产党，取消八路军新四军，取消陕甘宁边区，取消各地方抗日力量，始谓之统一”的错误言论，并摘用《三国志·高贵乡公髦传》中“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这句家喻户晓的名言无情揭露了国民党中亲日反共派“假统一之名，行独霸之实。弃团结之义，肇分裂之端”的本质面目。要求各方抗日力量团结一致，彼此体爱。三曰厉行宪政。毛泽东提出，国民党此时应开放党禁，扶植舆论，取消一党专政，才能“昭大信于国民，启新国之气运”。四曰制止摩擦。在痛斥国民党制造数起摩擦事件后，毛泽东号召国民党方面“宜由政府下令处罚一切制造惨案分子，并昭示全国不许再有同类事件发生，以利团结抗战”。五曰保护青年。为了钳制舆论，镇压进步青年国民党设置了数量众多的集中营，关押爱国进步青年。毛泽东质问国民党政府：“青年何辜，遭此荼毒？……过去十年‘文化围剿’之罪恶，彰明较著，奈何今日又欲重蹈之乎？”要求国名党政府“宜速申令全国，保护青年取消西安附近之集中营，严禁各地侮辱青年之暴举”。六曰援助前线。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害怕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势力坐大，不发军饷，不予补给，以致前线抗日将士衣单食薄，缺药少弹。毛泽东要求国民党政府“一面充分接济前线有功军队，一面严禁奸徒污蔑构陷，以励军心而利作战”。七曰取缔特务机关。为对付共产党，国民党成立了军统、中统等特务机构，做了大量奸邪之事，毛泽东以唐之周兴、来俊臣，明之魏忠贤、刘瑾比之，要求“为保存政府起见，亟宜实行取缔，加以改组，确定特务机关之任务为专对敌人及汉奸，以回人心而培国本”。八曰取缔贪官污吏。
贪官祸国殃民，凶如豺狼，应加以取缔。九曰实行《总理遗嘱》。孙中山一生致力革命，弥留之际尚留“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之遗言，毛泽东要求“宜由政府下令，有敢违背遗嘱，不务唤起民众而反践踏民众者，处以背叛孙总理之罪”。十曰实行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国民党奉行主义，也是孙中山先生一生为之实现的奋斗目标，但总理之后，不遵守此主义者甚多，毛泽东要求“亟宜再颁明令，严督全国实行。有违令者，从重治罪。有遵令者，优予奖励”。
毛泽东向国民党提出的十条要求，“皆救国之大计，抗日之要图”。一经发表，深为国人赞同。尤其文中摘用的“司马昭之心，固已路人皆知矣”
一句，更是给企图造成分裂的国民党顽固派当头一棒，也让全国人民认清了影响统一战线稳定的原因所在，为共产党和其他主张抗日的力量赢得了广泛的支持。
刘备有了孔明是“如鱼得水”
品读原文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像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一个领导，一个被领导者。
———1957年7月9日毛泽东在上海召开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人物精选》，时事出版社1997年12月版，第757页）。
品读精华解析毛泽东讲刘备得孔明的故事，是在1957年7月9日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他说：“不要怕群众，要跟群众在一起。打个比喻，人民就像水一样，各级领导者，就像游水的一样，你不要离开水，你要顺那个水，不要逆那个水。”“不要脱离他。等于我们游水一样不要脱离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像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
很明显，毛泽东认为领导与群众的关系，应该是鱼与水的关系。鱼离开水就难以生存，而有了水就生机盎然。刘备没有人才的时候，处处碰壁，而有了孔明，则豁然开朗。领导不要害怕群众，不要站到群众的对立面，而应当与群众融为一体。这样就能够如虎添翼，如鱼得水，力量倍增。
中央干部要选周瑜似的“青年团员”
品读原文要选青年干部当团中央委员。三国时代，曹操带领大军下江南，攻打东吴。那时，周瑜是个“青年团员”，当东吴的统帅，程普等老将不服，后来说服了，还是由他当，结果打了胜仗。现在要周瑜当团中央委员，大家就不赞成！团中央委员尽选年龄大的，年轻的太少，这行吗？
———摘自毛泽东1953年6月30日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的谈话（见《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00页）。
品读精华解析毛泽东在1953年6月30日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成员的谈话中。认为团中央委员尽选年龄大的，年轻的太少，于是他讲了三国时周瑜的故事。
在其它场合，毛泽东也多次提到过周瑜。……1957年4月上旬毛泽东在上海四省一市省市委书记思想工作座谈会上说：“赤壁之战，程普四十多岁，周瑜二十多岁，程普虽是老将，但不如周瑜能干。大敌当前，谁人挂帅？还是后起之秀周瑜挂了大都督的帅印。”1958年5月8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第一次讲话又讲到周瑜：“周瑜、孔明都是青年人。孔明二十七岁当军师。程普是老将，他不行，孙权打曹操不用他，而用周瑜做都督。程普不服，但是，周瑜打了胜仗，周瑜死时才三十六岁。”
毛泽东讲周瑜都是突出他的年轻有为，这同毛泽东主张放手任用新人的思想有关。毛泽东认为“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们看不起的人、地位低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都是他们干的。百分之三十的中老年而有干劲的，也有发明创造。这种三七开的比例，为什么如此，值得大家深深地想一想。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如果党再对他们加以鼓励，不怕失败，不泼冷水，承认世界主要是他们的，那就会有很多的发明创造。”因此，“现在必须提拔青年干部。赤壁之战，群英会，诸葛亮才二十七岁，孙权也是二十七岁，孙策起事时，只有十七八岁，周瑜死时不过三十六岁，那时也不过三十岁左右。曹操五十三岁。可见青年人打败了老年人。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
毛泽东总是把目光投向青年，把希望寄托于青年，不断地向新的事物挑战，向新的目标迈进，显示出了他雄视千古的大胸怀和超越前人的大气魄。
在我党的历史上，作为领袖的毛泽东向以不拘一格选拔人才和知人善任的高超领导艺术而闻名于世。尤其突出地表现在反对论资排辈，主张大胆起用在斗争中涌现出来的、比较年轻的杰出人才上。在民主革命时期，他就重用过许多比周瑜当都督时年青得多的人。比如林彪，23岁担任红四军军长的要职，打起仗来比较灵活，毛泽东对他是很器重的；吴亮平，20多岁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艾思奇，也是20多岁时就担任中央文委秘书长，使他们的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周小舟，24岁时担任了毛泽东的秘书，对于这样一个才华出众的青年干部，毛泽东主张应在实际斗争中接受锻炼。
1941年，周小舟到冀中区工作，毛泽东曾两次写信，鼓励他“切实努力，必有进步”。周小舟根据毛泽东的教导，坚持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充实自己。建国初，周小舟担任了湖南省委书记，成为了一个比较成熟的中青干部。50年代毛泽东再次见到周小舟，高兴地说：“小舟变成了大舟了！”
关公姓关有曲折
品读原文关公自小很讲义气，可谓侠肝义胆。一次为朋友打抱不平，在家乡杀了人。他知道杀了人是要吃官司的，便立即逃了出来。他打算出潼关，以甩掉官府的追捕。他日夜兼程，来到潼关时，还不到五更天，关门紧闭。他好不容易熬到开关的时候了，却又犯了愁。那时，官府有一项规定，凡过关人都要进行登记。这可怎么办？千万不能报出自己的真实姓名要露出马脚，那可不得了啊。眼看就轮到他了，他还没想出好办法。他心急如焚地望着这高大森严的关门，忽然来了灵感，在关门前，我何不就说自己姓关呢……这就是指关为姓的由来。
———引自李约翰等：《毛泽东与省委书记》，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第89耀90页。
品读精华解析1954年，毛泽东在杭州。
繁忙的工作之余，毛泽东最喜欢的活动就是爬山、散步，这样既可以使过度疲劳和紧张的大脑得到休息，又可以领略杭州风景如画、层峦叠翠、燕舞莺歌的迷人秀色。因此，西湖周围的山间小路上几乎都留下了毛泽东的足迹。环抱西湖的南高峰、北高峰、皇山、风凰山等几座青峰，毛泽东都格外喜欢，有的曾爬过几次。
一次，毛泽东爬上玉皇山，来到了玉皇宫。大殿里那一尊尊塑得形态逼真、栩栩如生的神像，很受毛泽东的喜欢。他面带笑容，围着神像一尊一尊地仔细转着看，嘴里还念念有词地说道：“像，这些神像塑得太像了，每个人物的性格特征都活灵活现地表现出来了。”
“你知道这些神仙的故事吗？”毛泽东回过头来问身边的王芳。
“知道一些，他们都是《封神演义》中玉皇大帝麾下的英雄“神话传说不可信，但它们却寄托了援劳动人民的美好理想和追求。”毛泽东补充了一句。
“我来考考你，这位是谁？”毛泽东指着一尊神像说着。“他是赵公明，原先是峨嵋山罗浮洞道人。在帮助闻太师征伐西岐时，战败而死，受到了册封。这位法术高超的英雄，是被钉头七箭射死在岐山的。”
“嗯，答得对！”
“那么，这位是谁呢？”
“姜子牙。”
“这个姜子牙，可是不得了的人哟，他潜心学道40余年，智勇韬略，远虑深谋。80岁时被周文王拜为丞相，辅佐文王为兴周大业做出了卓越贡献。”毛泽东滔滔不绝地讲起了姜子牙的故事。
毛泽东又问了几尊神像，王芳都回答得干脆利索：“这个是哪吒”、“那位是黄飞虎”、“云中子”……“你这个公安厅长很称职嘛，不但对活着的人心中有数，而且对这些神仙也一清二楚，你是不是查过他们的户口呀！”
毛泽东说完自己先笑了起来，大家也被毛泽东的诙谐和幽默逗笑了。阵阵笑声回荡在这肃穆的大殿之内，回荡在王芳的心中。
一天，王芳陪毛泽东漫步在烟霞岭西九溪十八涧的绿松花丛之中。
在古代文人墨的笔下，这九溪十八涧可非同一般：春山缥缈白云低，万壑争流下九溪；拟溯落花寻曲径，桃源无路草萋萋。正是九溪十八涧如诗如画如梦般美景的真实写照。
在这仙境之中，毛泽东的谈兴也很浓。
“张仙鹏，你说洪洞县里有没有好人？”毛泽东不知想起了什么，冷不丁地问他的卫士。“唱戏的说洪洞县里没有好人。”张仙鹏回答得很聪明。
毛泽东笑着说：“此话差矣，其实洪洞县里绝大多数人还是好人。以偏概全，那是唯心主义。”
问完卫士，毛泽东又换了个话题问王芳：“《三国演义》你看过没有？”
“看过。”
“陈寿的《三国志》看过没有？”
“也看过。”
“你读的书还真不少呢。你认为关公这个人怎么样？”
“我很佩服关公。”王芳想了想回答说：“关公是个义重如山的很了不起的人物。他武艺高强，威震天下。先是斩了董卓的大将华雄，后来在曹操麾下时又斩颜良、诛文丑。千里寻兄时，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可以说人人皆知，他那重义气、轻富贵的优良品质、深明大义的儒将风度，‘单刀赴会，无所畏惧的英勇气概不知倾倒了多少人。但是，他又有唯我独尊、骄傲自大、不识大局等致命的弱点………”
“看来你对关公还是很有研究的嘛！”毛泽东对王芳扼要简明的概括和头头是道的分析，表示赞同。这下，王芳倒有点不好意思了，后悔自己不该在毛泽东面前班门弄斧。
“既然你对关公这么熟悉，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关公姓什么？”毛泽东又问王芳。
“关公，当然就是姓关了。”王芳不加思索地答道。
毛泽东看着王芳回答得很自信的样子，笑了笑说：“错了。关公其实并不姓关。”
“主席，关公不姓关，姓什么呢？”王芳瞪大眼睛惊奇地问。
毛泽东慢条斯理地回答：“关公是指关为姓。”
“指关为姓？”王芳还是疑惑不解。
于是，毛泽东向王芳和其他随行人讲述了这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王芳觉得毛泽东绘声绘色的讲述很有道理，便想知道这个故事的出处就问：“主席，《三国演义》和《三国志》上都没有这些记载啊？”
“你查查其他书，看看是不是这样？”毛泽东没有直接回答王芳，而是给他出了一道题。
为了找到这道题的答案，王芳细心阅读了许多有关的书籍，还是没有找到这个故事的出处。只是在一本《中国古代历史小说考》上找到了一丝蛛丝马迹。那本书上也说，关公本不姓关，而是姓冯，名贤。至于后来为何改姓，在陈寿的《三国志·蜀书·关羽传》中，这样写道：“关羽字云长，本字长生，河东解人也。亡命奔涿郡。”这里虽然没有提关羽的本姓，但“亡命奔涿郡”一语，却隐约道出他因故外逃，有“隐姓埋名”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