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后汉书》91卷至94卷第21册的封面上写道：“《后汉书》写得不坏，许多篇章胜于《前汉书》。”又在《后汉书·光武帝纪》中写了一则批注：“李贤好，刘攽好。李贤贤于颜师古远甚，确然无疑。”称他们好就好在“长篇大论，搜集历史资料，使读者感到舒服爱看”。比颜师古好得很多，确实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毛泽东对《后汉书》的文采很欣赏，虽然对东汉的历史没有太大的兴趣认为：“东汉两头均无意思，只有光武可以读。”不过，由于东汉的士大夫很讲求气节，因而毛泽东对这些士大夫做了比较多的批注，品读得十分仔细。
班超“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值得借鉴品读原文中国人有一句老话：“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话对于人们的实践是真理，对于认识论也是真理。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
———《实践论》（一九三七年七月）（《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88页）。
品读精华解析经过了十余年斗争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中国革命的大风大浪中走过了一段传奇经历，其间有过成功的经验，也有过失败的惨痛。尤其是1931年至1934年间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的教条主义统治，几乎葬送了中国革命。
这时，为了更好地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系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统一党内各种思想，就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党中央赢得了一段相对宽松的时间，毛泽东也充分利用起这段时间从理论高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思考和总结。《实践论》就是一篇创作于这个时期、用以从理论上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充满着马克思主义思辨思想的重要哲学文献之一。
该文以实践观点为基础，以认识和实践的辩证统一关系为主线，系统地论述了以下几个方面：一、实践是认识的来源；二、认识的发展过程；三、无产阶级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责任。在第一部分中，毛泽东具体地论述了实践及其在认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基础；社会实践有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和艺术活动等多种形式，其中各种形式的阶级斗争给人的认识发展以深刻的影响；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推动认识发展的动力；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认识外界的真理性的标准；实践还是认识的目的，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是为了改造世界；阶级性和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两个最显著的特点。为了强调实践对于认识的重要性，毛泽东还特别摘用了《后汉书·班超传》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这句古语来说明：实践是主观见之于观的话。
黄琼耿直方正、李固以国家为重
品读原文（将《黄琼传》、《李固传》）送刘．周、邓、彭一阅。
送陈毅同志一阅。
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
———引自张贻玖：《毛泽东批注历史人物》，江出版社1993年版，第100页品读精华解析《后汉书·黄琼传》和《后汉书·李固传》是毛泽东多次阅读的两篇人物传记。1965年，毛泽东还特意批示，将这两篇传记“送刘、周、邓、彭一阅”，“送陈毅同志一阅”。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等人遵照毛泽东的指示，都认真阅读了这两篇传记。毛泽东之所以推荐这两篇传记，原因就是李固那种以天下为己任，为了国家的利益，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宁死不屈的气节，深深地感动了毛泽东。
1974年，毛泽东评价这两篇传记中李固给黄琼的信说：“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可读”。
黄琼、李固都是东汉人，以耿直方正、敢于以国事为重、忠言谏君著称。东汉时，外戚、宦官相互倾轧，争相专政擅权。大将军梁冀的两个妹妹分别是顺帝、桓帝的皇后，梁冀垄断朝政近20年，骄奢横暴，不可一世顺帝时，黄琼两次被举荐到朝廷做官，他都托病不去。李固非常仰慕黄琼写信劝他出来协助朝廷治国安邦。这封信从两个方面开导黄琼，一方面批判了当时名士们的孤傲；另一方面针对当时名士专靠声名而其实不副，以致容易被人攻击其缺点。信中对黄琼进行规劝和告诫道：“……若当辅政济民，今其时也。自生民以来，善政少而乱俗多，必待尧舜之君，此为志士终无时矣。常闻语曰：‘蛲(音yao)蛲者易缺，嗷(音激ao）嗷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是故俗论皆言处士纯盗虚声。愿先生弘此远谟，令众人叹服，一雪此言耳。”这就是被毛泽东评价为“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的那封信。
黄琼出来做官后，经常上书规劝顺帝，所提批评和建议多被采纳。顺帝死，粱冀和梁太后先后立冲帝、质帝，两帝在位的时间都很短。其后桓帝立，拟褒崇梁冀，说梁冀功劳，可与周公相比，黄琼不畏惧梁冀的权势，在众人随声附和中，只有他坚决反对。他举出萧何、霍光等功臣为例，认为“赏必当功，爵不越德”，桓帝接受了这个意见。黄琼临死前，仍上书直谏，指出桓帝“即位以来，未有胜政。诸梁秉权，竖宦充朝”。这些人作威作福，“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荣。忠臣惧死而杜口，万夫怖祸而木舌”，使皇帝耳目闭塞。他还一一列举当朝的忠与奸，规劝桓帝要清醒、要明察。并表示自己在临死前说这些话的一片忠心。
李固也是汉顺帝时人，“少好学，常步行寻师，不远千里。遂究览坟籍，结交英贤。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风而来学”。李固多次上书顺帝，规劝他慎重选用官员，协助他整顿朝纲，为天下树立榜样。他说：“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洁，犹叩树本，百枝皆动也。”顺帝死，质帝立，李固被委任为宰相。他任职后，“其黄门宦者一皆斥遣，天下咸望遂平，而梁冀猜专，每相忌疾”，质帝死后，李固建议“清河王蒜明德著闻，又属最尊亲，宜立为嗣”。他给梁冀写信说：“传曰：‘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一梁冀不同意，免了李固的职，立了他的妹夫蠡吾侯，是为桓帝。李固后为梁冀诬陷，被诛，死时54岁。
《黄琼传》、《李固传》中的“蛲蛲者易缺，嗷嗷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夫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洁”；“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等充满哲理的警句，当时曾为不少同志引为箴言。
陈寔使“梁上君子”改过自新
品读原文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
———毛泽东读《后汉书·陈寔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133页）。
品读精华解析陈寔（104~187年）字仲弓，东汉颍川许县（今河南许昌东）人。陈寔是东汉末年的名士，年轻时曾当过县吏，尽管地位卑微但他却喜欢读书，能诵读各种儒家经典。县令邓劭很欣赏陈寔才干，便让他进入太学读书。其后，历任颖川西门亭长、功曹、太丘县（旧治在今河南永城西北）县长等职。
陈寔为官公正廉洁，为人讲究道德。因而陈寔的官职尽管不高，但在当时的朝野却很有威望。民间出生纠纷，人们往往请陈寔判定是非曲直。经陈寔调解裁决后，当事人都心服口服，毫无怨言。因此当时流传有这样的乡谣：“宁受到刑法处置，也不愿受到陈君（陈寔）指责。”太尉杨赐、司徒陈耽常感叹陈寔的地位与声望不符，对自己在陈寔之前担任了高官感到惭愧。
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名士李膺、太学生郭泰等人因结党抨击宦官集团，被定为“诽讪朝廷”罪，以李膺为首的200多名“党人”遭到逮捕，史称“党锢之祸”。在这次党锢之祸中，陈寔也受到了牵连。许多“党人”为躲避灾祸而纷纷逃亡，可陈寔却说：“吾不就狱，众无所恃。”于是他自己要求官府把自己逮捕下狱。党锢之祸结束后，大将军何进、司徒袁隗想授与陈寔高官，但陈寔却不愿接受。陈寔逝世后，全国竟有3万多人赶去他为送葬。
毛泽东很欣赏陈寔。1965年，他曾把《后汉书·陈寔传》推荐给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阅读。
《后汉书·陈寔传》中有一段记载：有一次，一个小偷潜入陈寔家，藏在房梁上，想等到夜深人静、陈寔家的人都睡熟后行窃。陈寔发现小偷后，没有大喊捉贼，而是起床穿载整齐，把儿孙们叫醒，召集到一起，严肃地说：“夫人不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恶，习以成性，遂至于此。梁上君子者是矣。”小偷大吃一惊，从梁上跳下来，向陈寔谢罪。陈寔很和气地劝说他：“视君状貌，不似恶人，宜深克己反善。然此当由贫困。”并让家人送给他两匹绢。此后，县中盗窃绝迹。后来的“梁上君子”这一成语即出自于此。
毛泽东对此批注道：“人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充分肯定了陈寔对小偷偷窃行为的认识和分析，以及他对小偷的教育和鼓励。千百年来，“梁上君子”只是用作窃贼的名词，而毛泽东却能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这一问题，把它提高到了对人改造的认识高度。由此可见毛泽东读史的真知灼见。
曾受“胯下之辱”的韩信当了大元帅品读原文青年人打倒老年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人，这种例子多得很。……韩信也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人，他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受过“胯下之辱”。人家让他钻“胯裆”，他一看没办法，只好钻。
———摘自王子今：《毛泽东与中国史学》，第197~198页。
品读精华解析毛泽东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第一次讲话中，重点讲了“破除迷信”的问题，他特别强调：“从古以来，发明家创立新学派的，在开始时都是青年，学问比较少的，被人看不起的，被压迫的人，这些发明家在后来才变成壮年、老年，变成有学问的人。这是不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不能完全肯定，还要调查研究。但是，可以说多数是如此。”毛泽东还说：“青年人打倒老年人，学问少的人打倒学问多的人这种例子多得很。”接着他举出很多这方面的例子。其中就包括韩信。
韩信青年时代因家贫而行为放荡，为了求食度日，受人讥讽，面对恶势时甚至甘受凌辱。他的能怒、能忍、能知恩报德的气质对他的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甚至让他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毛泽东举韩信为例，在于以历史人物说明青年人尽管经历坎坷，也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并表示寄希望于青年一代。
班超的抵抗不属于侵略
品读原文只有一点，对于那些“兼弱攻昧”“好大喜功”的侵略政策（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过的）应采取不赞同态度，不能和积极抵抗政策混同起来。为抵抗而进攻不在侵略范围之内，如东汉班超的事业等。
———选自《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36耀137页品读精华解析毛泽东提到“班超的事业”是在他1939年1月17日致陕北公学教授、中国问题教研室主任、历史学家何干之的信中。何干之给毛泽东写信，表达了他欲研究民族史的想法，毛泽东认为很好，盼望他切实地去做，并说：“如能在你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
只有一点，对于那些“兼弱攻昧”“好大喜功”的侵略政策（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过的）应采取不赞同态度，不使其和积极抵抗政策混同起来。为抵抗而进攻，不在侵略范围之内，如东汉班超的事业等。班超不是被动地防范匈奴的侵扰，而是采取主动的进攻策略，抵御住了敌人的侵犯。因此毛泽东认为这不在侵略范围之内，而是积极的抵抗。
贾谊英才早逝可惜
品读原文贾谊云：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摘自张贻玖：《毛泽东批注历史人物》，第7页。
品读原文汉朝有个贾谊，十几岁就被汉文帝找去了，一天升了三次官，后来贬到长沙，写了两篇赋，《吊屈原赋》和《鹏鸟赋》。后来又回到朝廷，写了一本书，叫《治安策》。他是秦汉历史专家。他写了10篇作品，留下来的是两篇文学作品（两篇赋），两篇政治作品———《治安策》和《过秦论》。他死在长沙的时候才只有33岁。
———摘自毛泽东1958年5月8日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转引自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版，第1210耀1211页）。
品读原文家英同志：
如有时间，可一阅班固的《贾谊传》。可略去《吊屈》、《鹏鸟》二赋不阅。贾谊文章大半亡失，只存见于《史记》的二赋二文，班书略去其《过秦论》，存二赋一文。《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化，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如伯达、乔木有兴趣，可给一阅。
毛泽东四月二十七日
———摘自《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39页。
品读精华解析1958年4月27日，毛泽东致信田家英，这即前面引的信。信中推荐他阅读《贾谊传》。毛泽东对贾谊十分赞赏。他在多次讲话中，历数年轻有为的历史人物时，常常说到“英俊天才”贾谊。对贾谊任梁怀王太傅时因梁怀王意外坠马而死，自责“为傅无状”，33岁即郁郁去也叹惋不已。曾深怀感念地写道：“梁王坠马寻常事，何必哀伤付一生。”
至于毛泽东在给田家英的信中提到的班书略去其《过秦论》一文，有的学者撰文指出班固《汉书》并未“略去”《过秦论》。颜师古注《汉书·陈胜项籍传》“赞曰：昔贾生之《过秦》日”，引应劭日：“贾生书有《过秦》二篇，言秦之过。此第一篇也。司马迁取以为赞，班固因之。”应氏所谓“此第一篇也”，即“仁义不施，而攻过之势异也”这一篇。“司马迁取以为赞”，并非见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而是收入《秦始皇本纪》，毛泽东“班书略去其《过秦论》”，当系误记。此说可备参考。
《过秦论》是贾谊影响最大的政论文。它纵览秦国兴衰成败的历史轨迹分析秦统一中国前后的功过得失，在对历史的回顾与梳理中，力图总结出其中的经验教训，以期为汉文帝的政治改革提供历史借鉴。
《过秦论》的主旨在于揭示秦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在于“仁义不施”，不知“攻守之势异也”，即在夺取天下、统一天下之后，秦政权没有及时地意识到形势的变化，没有及时地调整政策和策略，文中对此说道。
“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备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由“取”转变为“守”，由“并兼”转变为“安定”，政策、策略必须相应转换，然而秦始皇没有能够努力克服长年战争后形成的强大的历史惯性，“其道不易，其政不改”，因而没有“取之”和“守之”的区别，这样纵使有强将利兵，金城千里，终难免灭亡的命运。关于贾谊的这一论点，后人有不少评论。宋代真德秀在《文章正宗》中说：“谊之论秦，备述本末，而断以两言，可谓至矣。然谊之意以攻守为二涂。用权谋以攻，而用仁义以守，然后为得。汉初豪杰，所见大抵如此。故陆贾有逆取顺守之言，而谊亦为攻守异势之说。”
毛泽东提到贾谊的“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的话，是在他读《旧唐书·朱敬则传》的时候。据王子今介绍，毛泽东在《旧唐书·朱敬侧传》开篇的天头上批注：“朱敬则，政治家、历史家。”他注意到朱敬则善于以历史经验完善现时政治的特点。朱敬则在武则天当政时任正谏大夫等职。他曾上书借秦亡的历史教训来阐发自己的政见。他说，“臣闻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门，张公室，弃无用之费，捐不急之官，惜日爱功，话耕急战，人繁国富，乃屠诸侯。此救弊之术也。故曰：刻薄可施于进趋，变诈可陈于攻战。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况锋镝已销，石城又毁，谅可易之以宽泰，润之以淳和，八风之乐以柔之，三代以礼以导之。秦既不然，淫虐滋甚，往丽不返，卒至土崩，此不知变之祸也”。秦政推行法家之术，政策以苛急酷烈为特征，在当时情况下促进了人口增长，国家富强，于是有了削灭六国的基础。然而这都是不得已的“救弊之术”。政策、策略的刻薄与变诈，只适合于进趋与攻战的形势，进入和平时期之后，政风就应当转而宽泰淳和。秦王朝“不知变”，于是导致败亡之祸。毛泽东在这段话的天头上批注：“贾谊云：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由此体现出毛泽东对于贾谊著名政论《过秦论》的历史价值的肯定。
毛泽东自评“盛名之下，其实难副”
品读原文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蛲蛲者易折，嗷嗷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
———《给江青的信》（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72页）。
品读精华解析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之初写给江青的这封信一直是党史研究中的一个重点。很多专家对毛泽东写这封信的目的，表达意图甚至这封信的真伪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为了更好地理解毛泽东摘用《后汉书·黄陈传》中，“其实难副”的用意，笔者这里简单谈一下有关这封信的情况。
一、关于这封信的构思时间。据《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1页考证这封信的成文时间是在1966年7月8日。但毛泽东构思写这封信的时间应该是在1966年6月17日至28日这段时间。众所周知，“五一六通知的出台，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此时的毛泽东身在杭州。一直到月15日，才离开杭州继续西进。次日到达长沙。稍事休整后，17日，毛泽东住进了韶山的滴水洞。在这个安静的地方，他整整关了自己11天。这期间，他每天都要看很多从北京送来的文件材料，沉思着应该如何应对这场来势如此迅猛的“造反”浪潮。给江青的这封信，其中大部分内容是在此间构思的。7月8日定稿后，才委托周恩来转交江青。
二、写信给江青的原因。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毛泽东受到了很多阻力。很多老干部对此不理解，就连在中央一线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也持不同意见。在毛泽东看来，要想继续把这项运动开展下去，必须寻求坚定的支持者。而当时在中央宣传部工作的江青，利用其职务之便，经常向毛泽东汇报文艺界的情况，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特别是在江青策划《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让毛泽东找到了发动这场运动的突破口，江青也成为毛泽东最为信赖的支持“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人之一。因此，毛泽东写信给江青，主要是想告知自己关于这场运动的想法。
三、关于这封信的主旨。毛泽东写给江青的这封信，除了告诉她“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运动结论外，还流露出了对林彪不满的言语。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18日，军委副主席林彪突然在会上发表了一篇骇人听闻的“政变经”。他说“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发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产阶级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他甚至还大肆宣扬：“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
在信中，毛泽东对林彪这一做法表示了反对，他说：“他（林彪）的一些提法，我总觉得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
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接着，毛泽东对自己进行了深入的解剖。他说：“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
随后，他摘用了“晓蛲者易折，皦皦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句古语，并在“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八个字下打了着重号，明确指出这两句正是指自己。这里，毛泽东固然有谦辞在内，但更大程度上是反对林彪渲染对自己的政治崇拜。他不指名地批评林彪说：“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林彪）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20世纪60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如果联系后来的“九一三事件”来看，我们的确应该钦佩毛泽东的远见卓识。因为仅从这段话来分析，就能发现：在“文化大革命”之初，毛泽东就已经觉察到林彪这番言论背后的真实用意不过是借自己的威望行不可告人之阴谋罢了。
历史是复杂的，“文化大革命”那段历史是尤为复杂的。今天，抛开政治的因素，仅从文学角度来看，毛泽东摘用“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句古语，自谦之余，也是暗示江青要多想想自己的不足和缺点，不要被权力的欲望冲昏了头脑。一直到晚年，他都没有忘记这句话。在1974年11月24日给江青的信中再次劝她“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并特别指出：“就思想而论，这是一篇好文章。”借此提醒江青，她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不要过多地干涉别的事情。毛泽东此举无疑给欲壑难填的“第一夫人”再次浇了一盆冷水降了降温。
长社之战体现了奇正原则
品读原文正，原则性。奇，灵活性。
———毛泽东读《后汉书·皇甫嵩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34页）。
品读精华解析《后汉书）卷7l（皇甫嵩传）在皇甫嵩所谓“兵有奇正，不在众寡”一句下引用（孙子兵法）加了一段注释：“《孙子兵法》曰‘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也。故善出奇，无穷如天地，无竭如江海。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也。’”
正因为“奇正之变，不可胜也”，变化无穷，因而关于“奇”与“正”，历代兵家都有不同的解释。而毛泽东读至此，结合长社之战的实际，对此批注道：“正，原则性。奇，灵活性。”简意赅地阐发了自己对“奇”与“正的见解。
成皋之战和昆阳之战均是以少胜多品读原文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观于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的历史事实而益信。中外历史上这类事情是多得很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都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
———引自《论持久战》（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1页）品读精华解析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指出：在斗争中，由于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可以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也可以化优势为劣势，化主动为被动。一切统治王朝打不赢革命军，可见单是某种优势还没有确定主动地位，更没有确定最后胜利。主动和胜利，是可以根据真实的情况，经过主观能力的活跃，取得一定的条件，而由劣势和被动者从优势和主动者手里夺取过来的。
楚汉在争夺成皋的过程中，刘邦以弱小的力量，战胜了强大的楚军，除了政治上的原因外，军事上主要在于对战略全局处置得比较适当。例如彭城失败后，刘邦鉴于汉弱楚强的劣势地位，转攻为守，退保成皋这一咽喉要地，这就屏障了战略后方关中和巴蜀，使汉军在人力物力上得到源源不断的补充，能够坚持长期的战争。在战争全局上，刘邦能及时采纳张良、韩信等人的建议，逐步制定出正面坚持、南北两翼牵制、敌后骚扰的战略方针，并坚决付诸实施。这一方针，使强大的楚军陷于多面作战的困境，使汉军实力得到不断的发展，逐步由劣势转为优势，由被动转为主动，最后适时转入反攻，取得了全歼楚军的胜利。项羽虽然实力较强，但他在作战指导上缺乏战略头脑，没有通盘的考虑和打算，没有主要的打击方向，经常被敌方调动，东奔西跑，一味应付，虽然打了许多胜仗，但在战略上却是失策的，从而导致了战争的彻底失败。
昆阳之战，虽然发生在立刘玄为帝之后，绿林农民起义军已统称“汉军”，但它实质上仍是绿林农民起义军反对王莽政权的一次大战。王莽调集重兵，企图消灭农民军。但农民起义军不为新军的优势所吓倒，实行正确的作战指导，以不到一万的兵力坚守昆阳，牵制新军四十三万，既保障了主力围攻宛城的行动，又消耗了新军。同时以万余援兵，英勇果敢地从外线进行反击，利用敌人骄傲轻敌的弱点，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的指挥部，一战而胜，取得了以少胜多的辉煌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