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三国演义》中，作者罗贯中让关羽自己道出了逃亡在外的因由：吾姓关，名羽，字长生，后改云长，河东解县人也。因本处势豪倚势凌人，被吾杀了；逃难江湖，五六年矣。今闻此处招兵破贼，特来应募。
《三国志》和《三国演义》只说了关羽“亡命”和亡命的原因，并没有提及改姓一事。但关羽的改名换姓与亡命外逃大有关系是肯定的。清代文学家梁章钜在其所著《归田琐记·三国演义》中说：“关公本不姓关。”按梁氏所记，关羽在杀人之后，便离开本土西逃。在逃命途中，发生了他易姓的事。梁章钜写道：
至潼关，闻关门图形捕之甚急，伏于水旁，掬水洗面，自照其形，颜已变苍赤，不复认识。挺身至关，关主访问，随口指关为姓，后遂不易。
关羽本不姓关。他之所以姓“关”，就是他在逃亡路过潼关时，怕暴露真实身份，不敢讲真名实姓，因而在受到盘查询问时“指关为姓”。我们分析关羽当时的处境，为脱身活命，他这样做是完全可能的。这个故事无疑表现了青年关羽的侠义豪勇和聪明机智。
毛泽东讲关公的故事，信手拈来，似是漫无目的，实际上，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还是十分赞赏关公的侠肝义胆。从有意考问王芳关公的情况可以看出毛泽东循循善诱，喜欢帮助年轻人学习历史上的优秀人物的优秀品质。
刘表是虚有其表
品读原文（刘表）虚有其表。
———摘自毛泽东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卷六《魏书·刘表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吏古籍批语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40页）。
品读精华解析据《魏书·刘表传》记载：刘表“少知名，号八俊。
长八尺余，姿貌甚伟”。可见刘表是仪表堂堂，一表人才。又有“大将军”
之衔，领大军割据一方，更是威风凛凛了。然而，联系他的才华和作为，毛泽东却得出结论：刘表虚有其表。
毛泽东读卢弼撰《三国志集解》卷六《魏书·刘表传》时，作了一些旁批。将刘表与曹操比较，评论他的得失，均为贬语。
刘表初入荆州时，曾诱杀在当地作乱的刘姓宗室，毛泽东批注说：“杀降不祥，盂德所不为也。”孟德，即曹操。
《刘表传》中说：李催、郭汜攻入长安后，联合刘表以为外援，便封刘表为镇南将军，领荆州牧，武成候。这时，皇帝被曹操弄到了许昌，并以许昌为都城，刘表一方面向皇帝纳贡，同时又与北方的袁绍相勾结，从而周旋于董卓旧部李催、郭汜，曹操，袁绍这三大势力之间。刘表手下的治中邓羲劝刘表不要这样做，刘表不听。接着，裴松之有一段注，引《汉晋春秋》的话说：“表答羲曰：‘内不失贡职，外不背盟主，此天下之达义矣治中独何怪乎？’”毛泽东读至此，评说刘表后来“虽绝绍附操，终亦为操所吞”。
《刘表传》里说，长沙太守张羡背叛刘表，刘表围之连年不下。后张羡病死，其子张怿代立，刘表随即攻打张怿，胜了。于是刘表“南收零、桂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毛泽东读至此，批道：“做土皇帝孟德不为。”
《刘表传》说曹操与袁绍在官渡对峙时，袁绍派人向刘表求助，刘表答应了却不派兵去，但也不帮助曹操，“欲保江汉间，观天下变”。毛泽东读至此，批道：“中立。”
毛泽东的这些批语，侧重于批评刘表消极保守自己的一方土地，不思进取，无所作为的缺点。毛泽东拿他与曹操比较，指出曹操的政治眼光和进取之心远远高于他。事实上，刘表的中立自保，也是一厢情愿，并不能成全其基业。这一点，在袁、曹官渡相持时，刘表手下的从事中郎韩嵩、别驾刘先就指出过：“豪强并争，两雄相持，天下之重，在于将军。将军若欲有为起乘其弊可也；若不然，固将择所从。将军拥十万之众，安坐而观望。夫见贤而不能助，请和而不得，此两怨必集于将军，将军不得中立矣。”因此毛泽东说他“终亦为操所吞”，这是指刘表死后，其子被迫投降了曹操。
刘表徒有其名，虚有其表，为人所讥，更为毛泽东所不屑。曹操虽然无刘表汉家宗室的背景，为“身世不明，阉竖遗丑”，却有雄才大略，赫赫功绩，毛泽东为之钦佩、推崇。从毛泽东对刘表以及对曹操的评论中，可看出毛泽东是注重实际的。
袁绍多端寡要
品读原文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多谋难断，见事迟，得计迟，慢了，得出一个方针就处于被动。
———摘自毛泽东1959年3月2日在郑州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摘自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第1015耀1016页）。
品读原文要反对多端寡要，没有要点、言不及义。要一下看到问题所在。曹操批评袁绍，“志大而智小，色厉胆薄”，没有头脑。还批评袁绍有其他缺点，兵多而工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地虽广，粮虽多，完全为我所用。
———摘自毛泽东1959年6月同人民日报负责人吴冷西的谈话（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15耀216页）。
品读精华解析毛泽东雄才大略，他读史不只是为鉴赏，更重在致用。善于从历史中总结成功的经验，也精于汲取失败的教训。他对东汉末年军阀袁绍的评价便是突出的一例。
志大才疏的袁绍在官渡之战以前一直走上坡路，他积聚了许多争天下的优势，他不仅有强大的政治本，而且本人有“资貌威容”，能“折节下士”，具有雄才的质。在政治斗争中，诛宦官，讨董卓，横刀长揖出京门，都乃英雄之举。韩馥让冀州，豪杰多归之。数年间，绍兼有河朔州、沮授、田丰郭图、许攸为之谋，颜良、文丑、高览、郃统其军，无人能敌，大有统一天下之势。然而官渡一战，袁绍一败涂地，从胜利的顶峰跌落下来，堕入灭顶的深渊。兵多将广地博的袁绍为什么会遭败绩？对此，《三国志》中有不少描写和评论。读史明鉴，毛泽东读《三国志》时显然注意到了这一点。
1959年3月12日在郑州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讲话时，谈到袁绍：“袁绍这个人多端寡要，多谋难断，见事迟，得计迟。慢了，得出一个方针就处于被动。”
同年6月，毛泽东在与人民日报负责人谈活时又谈到袁绍，他说：“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还是书生办，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刘备、孙权、袁绍都有这个缺点，曹操就多谋善断。”他又指出“要反对多端寡要，没有要点，言不及义。要一下子看到问题所在。曹操批评袁绍，志大而智小，色厉而胆薄，没有头脑。还批评袁绍有其他缺点，兵多而分工不明，将骄而政令不一，地虽广，粮虽多，完全可为我所用。”
同年7月17日晚，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找周小舟、胡乔木等人谈话时又谈到袁绍，他说：“袁绍优柔寡断，不会用将，《三国志》的《曹操传》、《郭嘉传》中对此都有反映。”曹操对袁绍的评价，前文已引。郭嘉对袁绍也有评价，《郭嘉传》中称：“袁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机，多端寡要，好谋无决，欲与共济天下大难，定霸王之业，难矣！”毛泽东赞同曹操和郭嘉对袁绍的评价，并将他们的评价归纳为两条：一是好谋无决，多端寡要，不能采纳正确意见，不会用人；二是见事迟，得计迟，行动起来总是丧失机会，慢半拍。这两条在《三国志·袁绍传》里都有不少描述如他不纳田丰之谋，不用沮授之计，既要急于进攻，而又丧失战机，不在曹操东征刘备之时进军，而在曹操得手之后与之交手。他能聚人而不能用人不仅苟或、郭嘉、董昭等谋士离他而去，就是忠谋之士沮授、田丰等也无所施能。张郃、许攸因其计不用，愤然阵前倒戈。
再如在奉迎献帝问题上，袁绍优柔寡断，将献帝拱手让曹，失去先手棋输一着，然而这是对全局成败有决定性影响的一着。袁绍输了，处处被动。曹操赢了，全盘皆活。袁曹二人相较，优劣高下不分自明。
毛泽东善于立足现实回溯过去。他批评袁绍，情不自禁地联系到蒋介石。1959年3月2日在郑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蒋介石就是见事迟、得计迟。形势已经出来了，他还没有看见，等看见了又不好得计。比如辽沈战役时他对卫立煌的部队，总是犹豫不决，最后才下决心，强迫他去热河到北京。如果早一点，我们围攻锦州的炮一响就让他马上走，我们就没有办法，只能切他一个尾巴。如果在我们还没有打锦州时，就把沈阳、锦州统统放弃，集中于平津，跟傅作义搞在一起，我们也不太好办。
总结历史经验，毛泽东在l959年4月召开的八届七中全会上，向党内高级干部推荐读《三国志·魏书·郭嘉传》，把它作为教育干部的好教材。提出领导干部要注意多谋善断。他指出：多谋善断这句话，重点在“谋”字上。要多谋，少谋是不行的。要与各方面多商量，反对少谋武断。商量又少，又武断，那事情就办不好。谋是基础，只有多谋，才能善断。谋的目的是为了断（引自张贻玖：《毛泽东读史》第152页）。毛泽东以此教育干部要广开言路，善于与各方面包括与自己意见相的人商量问题，要善断，就是要能够正确集中来自各方面的见，并不失时机地拍板定案。由此可见毛泽东的领袖素质、人才能和远见卓识。
刘备也有袁绍那样致命的缺点
品读原文翦伯赞在《光明日报》上写了一篇论赤壁之战的文章，他说，刘备这个英雄，跟曹操同等水平，是厉害的。但是事情出来了，不能一眼看出就抓到，慢一点。
———1959年3月2日毛泽东在郑州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评点二十四史人物精选》，时事出版社1997年12月第一版，第757页）。
品读原文新闻工作，要看是政治家办，还是书生办。有些人是书生最大的缺点是多谋寡断。刘备、孙权、袁绍都有这个缺点，曹操就多谋善断。
———摘自毛泽东1959年6月同人民日报负责人吴冷西的谈话（见《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215耀216页）。
品读精华解析刘备是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蜀汉政权的建立者他起自微贱，非有尺寸可以凭借，完全靠他坚忍不拔的努力，礼贤下士，积蓄力量，转战南北，逐鹿中原，虽屡遭失败，但不屈不挠，藉乱世而成英雄。在诸葛亮辅佐之下，最终成就天下三分鼎足之势。
毛泽东对刘备非常欣赏，1957年7月9日在上海召开的干部会议上毛泽东提起了刘备，说：“刘备得了孔明，说是如鱼得水，确有其事，不仅小说上那么写，历史上也那么写，也像鱼跟水的关系一样。群众就是孔明领导者就是刘备，一个领导，一个被领导者。”如此可见一斑。
《三国志》作者陈寿对刘备倾心折服，喻之为高祖。他把刘备与曹操进行了对比，明显地扬刘抑曹。《武帝纪》写曹操身世，说其父“奠能审其出生本末”，与《先主传》写刘备出身，“汉景帝子中山靖王胜之后也”，形成鲜明对照。写二人行事，曹操“少机警，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故世人朱之奇也”；刘备“少语言，善下人，喜怒不形于色，好交结豪侠青少争附之”。实际上，“任侠放荡”与“交结豪侠”是一样的行为，但品格有高下。曹操放荡无节，被世人看不起：刘备豪爽，有城府，被视为英雄。在逐鹿中原时，曹操“所过多所残戮”；而刘备所居，人心归向。刘备当平原相，平原郡刘平派刺暗害刘备，“不忍刺，语之而去”。但刘备才干不如曹操，“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陈寿一褒一贬的对比写法和评论，说明这位西晋史学家很重视历史人物的道德品质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毛泽东说“刘备也有袁绍那样的‘多谋寡断’的缺点”。袁绍“多谋寡断”集中体现在袁曹的官渡之战上，刘备的“多谋寡断”则表现在蜀吴的彝陵之战中。
毛泽东在1936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曾引用这个战例来说明“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战略战术。毛泽东读《三国志》时所写的批注则又是从刘备这一方面的角度，来总结经验教训，献计献策，虽事后之师，仍不失超越前人的智慧和远见。
卢弼在《三国志集解·陆逊传》里引用了清代学者钱振邦的评论，说陆逊破刘备的办法不过是火攻，如果刘备不用山木扎营，以土石垒营，陆逊又有什么办法呢？毛泽东读至此批注：“土石为之，亦不能久，粮不足也。宜出澧水流域，直出湘水以西，因粮于敌，打运动战，使敌分散，应接不暇，可以各个击破。”
毛泽东认为，以土石垒营，虽不怕火攻，但粮草供应亦是问题，不可能保障刘备持久进攻。刘备要想取胜吴军只能打运动战，从彝陵南边的澧水流域进攻，因这里是吴军防守的薄弱处。得手后对吴各个击破。显然，毛泽东的设想是高超的。
综观刘备一生，他由半生转战、寄人篱下到联吴抗曹、鼎足三分，再发展到入主益州、建立蜀汉。从总体上说，作为开国之主，应属有作为的政治家。但在毛泽东看来，由于他看问题还不够敏锐，有袁绍那样的“多谋寡断”的缺点，所以导致陵败北，晚景悲凉，成为三国时代令人叹息的悲剧英雄。毛泽东因此认为用干部要做好两件事。一切计划、决议、命令、指示等等，都属于‘出主意’一类。使这一切主意见之实际，必须团结干部，推动他们去做，属于“用干部”一类。如果像袁绍那样“优柔寡断，不会用将”，是干不好工作的。如能像郭嘉那样多谋善断，情况就不一样了。在今天要真正做到多谋善断，必须努力学习，勤于调查，了解实际，知彼知己，胸中有数，坚持民注集中制，勇于负责。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我们的干部中应少出袁绍式的人物，多出郭嘉式的人物。
关羽败走麦城是因骄傲自满
品读原文三国关云长这个将军，既看不起孙权，也看不起诸葛亮到后来走麦城失败。当然，那时没有反骄破满啦。
———引自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1997年11月第1版，第159页。
品读精华解析关羽是三国时代的名将，一生追随刘备，战绩辉煌，为缔造蜀汉政权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赤壁战后，孙刘结盟已成鼎足之势。刘备攻取江南诸郡关羽功劳最多拜为襄阳太守，加号荡寇将军，驻防江北。刘备入蜀，留关羽守荆州，独当重任，成为刘备集团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建安三十四年（219年），刘备打败曹军，取了汉中。关羽趁此局势大军北伐，消灭于禁七军，擒杀庞德，围困樊城、襄阳，威震北方。曹操闻讯后甚为恐慌，甚至准备从许昌迁都洛阳以避关羽。
然而，胜势稍纵即逝。不久，孙吴吕蒙袭取荆州，关云长败走麦城，兵败身亡。关羽败亡，全蜀震动，隆中路线，半道天折。蜀汉失了荆州，意味着北伐成了泡影。
毛泽东熟读《三国》，他深知关云长的败因。1971年9月10日在杭州他同南萍、熊应堂、白宗善等人的谈话中，在谈到要防止骄傲这个话题时提到关云长，他说：“三国关云长这个将军，既看不起孙权，也看不起诸葛亮，到后来走麦城失败。当然，那时没有反骄破满啦。”在毛泽东看来，关云长走麦城失败的主观原因是由于骄傲自满所致。
毛泽东作为一个运筹帷幄的战略家，有着远大的历史眼光、深邃的洞察力、敏锐的分析判断和清醒的政治头脑。他早在延安时就告诫全党要记取李自成功败垂成的历史教训。在全国胜利前夕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又告诫全党要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
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后，他又去南方巡视，接见了许多地区的党政军负责人，几次用关云长败走麦城的教训教育广大干部，同时也是对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玩弄权术和夺取权力企图的严厉忠告。因此，他的谈话不仅有着普遍性的指导意义，更有着很强的针对性。
吕蒙的事迹表明应该知识实践并重品读原文吕蒙是行伍出身的，没有文化，很感不便。后来孙权劝他念书，他接受劝告，勤读苦读，以后当了东吴的统帅。我们现在的高级军官中，百分之八九十都是行伍出身，参加革命后才学文化的，他们不可不读《三国志》的《吕蒙传》。
———摘自余湛邦：《张治中将军随同毛主席巡视大江南北的日子》，见（1983年12月12日《团结报》）。
品读精华解析1958年9月，毛泽东到安徽视察工作，同行的有民主人士张治中和当时的公安部长罗瑞卿。在列车上，毛泽东读《三国志》里的《吕蒙传》，对吕蒙苦学而致“学识英博”的事迹很感兴趣，又联想到当时我军指战员的文化程度，不禁发起了议论。毛泽东先对他们介绍吕蒙发愤读书的故事：吕蒙从小参军，虽然骁勇有胆略，但没有文化，当了带兵官后禀报军情时只能心识口述，很感不便。
孙权劝他读书，他说军务忙没有时间。孙权便以自己为例，说明只要有决心，时间不是主要问题。吕蒙听从了孙权的劝告，刻苦自学，数年之后，判若两人。后来，吕蒙当了东吴的统帅，打了许多胜仗，还使关羽败走麦城。讲到这里，毛泽东建议军队中行伍出身的高级军官，“不可不读”《吕蒙传》，还对罗瑞卿说：“公安干警应成为有文有武的人，才能适应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要求。”
毛泽东赞赏吕蒙这种虽然年长仍然发愤读书的精神。对当时百分之八九十出身行伍的我军高级干部，毛泽东提出读书学习的要求，做像吕蒙那样智勇双全的将领，这对改善我军的文化结构，提高思想素质和军事素质，反对骄傲自满，培养不断进取的精神，都起到积极推动作用。罗瑞卿陪同毛泽东视察完毕回京后，仔细阅读了《吕蒙传》，并请人将它译成白活文，印发公安系统各级干部学习，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此外，还有一次毛泽东提到了吕蒙，涉及《三国志》。
那是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一次谈话中，毛泽东谈起赤壁之战：三国时吴国的张昭，是一个经学家，在吴国是一个读书多、有学问的人，可是在曹操打到面前的时候就动摇，就主和。周瑜读书比他少，吕蒙是老粗，这些人就主战。鲁肃是个读书人，当时也主战。
可见，光是从读书不读书、有没有文化来判断问题，是不行的。
毛泽东在这里意在批评那些遇事拿不出正确的决断、空有满腹经书的“大知识分子”，反对光读书、读死书，但并不反对读活书、多读书。既痛读书多之误，又慨不读书之陋，毛泽东总是全面辩证地看问题，因而提倡“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他不迷信科班出身，认为实践出真知可以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提倡并鼓励自学成才。
指导正确与否决定局势变化
品读原文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观于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的历史事实而益信。中外历史上这类事情是多得很的。中国如……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等等……都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都是先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
———引自《论持久战》（见《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491页）。
品读精华解析毛泽东是极其善于将不利变为有利，将劣势变为优势将被动变为主动的伟大的军事家。他对历史上的战例有着精深的研究，发表过许多精辟的见解，如他在谈到曹操的一些战例时说：“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影响到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观于强大之军打败仗，弱小之军打胜仗的历史事实而益信。中外历史上这类事情是多得很的。中国如……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都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都是先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
这里举出了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两个战例，前者是曹操处于劣势，但因为主观指导的正确，结果打败了有着突出优势的袁绍；后者则恰恰相反，曹操有着突出的优势，但因主观指导的错误，却惨遭失败，毛泽东就是用曹操的两个战例来有力地说明主观指导对于优势和劣势、主动与被动相互转化的关键作用。
从赤壁之战上，毛泽东还看出了曹操的另一个问题：“天下事有真必有假，虚夸古亦有之。赤壁之战，曹营号称八十三万人马，其实只有二三十万，又不熟水性，败在孙权手下，不单是因为孔明借东风。”
虚夸就容易引发傲慢的心理，傲慢则不能谨慎，不能谨慎就必然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这种不正确的主观态度就会使优势转化为劣势。
毛泽东认为，“主观指导的正确与否”与“优势、劣势和主动被动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上面的两个例子充分说明了这一论断是十分正确的。
我们在现实中也应该对此采取深思而慎取之的态度。
弱者后发制人的范例很多
品读原文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
———摘自毛泽东1936年12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版，第203~204页）。
品读精华解析毛泽东是伟大的军事家！他的军事智慧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善于向古人学习，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创造性地发挥和应用，在漫长的革命实践中摸索出来的。
毛泽东对中国历史上大多数著名的战役都有研究和评论，他在谈到一些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著名战役时说：“中国战史中合此原则而取胜的实例是非常之多的：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吴蜀彝陵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人，因而战胜的。”
毛泽东之所以重视这些战役，原因有两个，一是这些战役是以少胜多的范例，二是这些战役的将领有指挥若定的名上之风。在漫长的革命战争年代，除了解放战争的最后一年，我军始终处于人数上的劣势，所以以少胜多就成了我军作战必然选择的方式。因此，毛泽东对于以少胜多的战例甚为赞赏，是有其现实的原因的。毛泽东满腹诗书，胸有韬略，往往明鉴千里，指挥若定，所以他又特别欣赏有名士之风的将领。
最年轻的哲学家王弼
品读原文三国末年有个王弼，他十七八岁就是哲学家，做《庄子》和《易经》的注释。他死的时候才二十四岁。
———摘自王子今：《毛泽东与中国史学》，第199页。
品读精华解析王弼作为魏晋玄学的创始人和大师之一，在哲学史上的贡献不在孔孟之下。他提出的思想体系和论证方法创立了一代学风———正始玄风。正始玄风以“新学”的面貌出现，代替了两汉经学，成为魏晋南北朝社会思潮的主流。在王弼之后，魏晋玄学的许多争论都是在王弼所提出的问题的基础上展开讨论和发挥的。由此可以说，王弼在中国哲学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哲学家。
而令毛泽东感叹的是，做了这样大贡献的王弼，竟是一个不到24岁的青年。毛泽东说：“他十七八岁就是哲学家，做《庄子》和《易经》的注释。”
王弼聪敏过人，史书称其“幼而察惠，年十余，好老氏，通辩能言”。
由于王弼最为推崇老子，对老子思想有精深的研究，还在年未弱冠（20岁以前）时即为《老子》作注。当时的大学问家、正始玄学的领袖何晏年龄较王弼大近40岁，也曾为《老子》作注。其注甫成，听说王弼已为《老子》作注，大为惊奇，乃亲至王弼处。相见之后，何晏见王弼注文，自觉精奇无比，大为叹服，说：“这个人才可以与言天人之际矣！”由此两人竟成忘年交，共同创立了魏晋玄学流派。
王弼能与何晏这样的大思想家交友，本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然而事实正好相反，王弼因此被卷进政治的漩涡。何晏不仅是一个大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个地位显赫的大政治家。他与曹爽共同辅佐魏帝曹芳，在朝廷权重一时。曹爽因为何晏经常赞誉王弼，便专门抽时间接见了他。但王弼只是一个思想家。善谈玄学，不务高名，与曹爽见面时“论道移时，无所他及，爽以此嗤之”。最后给他一个台郎的闲官。
王弼因为得不到曹爽赏识，在政治上不能得意，加上他为人高傲、刻薄，常以己之所长笑人之所短，故常得罪一些人，因而遭到一些士人的嫉恨。正始十年（269年），司马懿发动政变，杀死了曹爽、何晏。这时有人指控王弼与曹、何有交，应当连坐。司马懿因王弼不过是一介书生，遂释而不问。由于这场变故的打击，加上瘟病缠身，王弼即于此年逝世，年仅24岁。
王弼虽然生命时短暂，但其著述丰富，主要有《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注》《老子指略》《论语释疑》等数种。毛泽东说王弼“做《庄子》和《易经》的注释”。就目前掌握的材料，王弼注释过《周易》，但没有发现其注释过《庄子》的材料，也许毛泽东将《老子注》误记为《庄子》了。
陆逊示弱与司马懿之智如出一辙
品读原文此司马懿敌孔明之智也———摘自毛泽东读卢弼《三国志集解》卷五十八《昊书·陆逊传》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61耀162页）。
品读精华解析陆逊是东吴继周瑜、鲁肃、吕蒙之后的第四位声望颇高、功绩卓著的将领，自然也引起毛泽东的注意。
陆逊原是江东大族，祖父做过城门校尉，父亲做过九江都尉。陆逊少小成名，与陆康之子陆绩齐名于江东。陆逊22岁（204年）被孙权任为海昌屯田都尉。会稽（今浙江绍兴）有贼占据山岭，作恶多端，陆逊亲入险地讨平山贼。波阳地方作乱，陆逊发兵一举平息。
以上虽是几桩小事，但可看出陆逊尽管是个书生，却有胆有识，行军打仗，并不外行。
陆逊初显身手是在公元219年。关羽围襄樊，取得胜利。陆逊认为机会来了，趁吕蒙称病回到建业，他建议乘机袭取荆州，后得到孙权的赞成，陆逊代替吕蒙来到陆口的孙吴西部前线。为蒙蔽关羽，陆逊写信称赞关羽用兵及时，战功卓著，“小举一克，一何巍巍”，打败敌国，真是同盟之福，擒获于禁，是流芳百世的胜利，可与春秋城濮之战和楚汉时韩信的井陉之战相媲美。陆逊还提醒关羽，打了胜仗，不要骄傲，要全力以赴去争取最后的胜利。并摆出一副十分关切的样子说：“愿将军广为方计，以全独克。”关羽得此书，见陆逊言辞卑下，十分得意，于是把荆州防吴的守军全部调到襄阳前线。这时，曹操的增援军队也赶到了，曹将徐晃向关羽发起进攻，关羽失利，这时吕蒙已率孙吴大军，兵不血刃拿下荆州。
陆逊大显神威是在吴蜀彝陵之战中，这一战陆逊创造了中国战史上以弱胜强的光辉战例。据《三国志·陆逊传》记载，陆逊刚开始统兵时，部下有许多是长期跟随孙策南征北战的老将，有的是皇亲贵戚，全都居功自大，目中无人，互不配合。面对蜀军进攻，陆逊坚守不出，众将不满，纷纷要求出击。陆逊手按尚方宝剑劝道：“刘备天下英雄，连曹操都怕他，现在与我对阵，面对强大敌人，各位蒙受国恩，理当相互和睦协同，共同消灭强敌，以图报国。若不相互协同，不听号令，将成什么体统。我虽为一介书生，但受主公的重托，国家之所以委曲各位听从我的指挥，是因为我还有一点长处。
各位要恪守职责，完成好自己的任务，不能挑三拣四。军令如山，不可违犯。”陆逊坚持不战之策，等待时机。
毛泽东读至此，批注：“此司马懿敌孔明之智也。”
司马懿，字仲达。河内温县（今河南温县西南）人。三国后期重要的历史人物。他的才智虽谈不上出类拔萃，不能与曹操、诸葛亮等人并列，却也超越常人，南擒孟达，西拒诸葛，东平公孙，都显示出他具有一定的军事指挥能力，对魏国无疑是作出了贡献。
诸葛亮字孔明，人称卧龙，东汉末徐州琅玡郡阳都县（今山东沂南县）人，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外交家。
“司马懿敌孔明之智”，说的是公元234年，诸葛亮经过两年的充分准备再度大举北伐。诸葛亮出兵斜谷，屯田武功，欲与魏军作持久战。司马懿在分兵令郭淮抢占积石原的同时，自率大军扎营于马冢山，隔武功水与五丈原的蜀军对垒。诸葛亮被郭淮阻绝于渭南，便积极向魏军挑战，企图击溃魏国的主力部队，再推进。但司马懿并没有上当，他绝不应战。以至咬牙忍受诸葛亮赠予“巾帼妇女之饰”的嘲弄，并千方百计压制部将强烈的不满，终于成功地将蜀军阻隔于武功水西，形成两军对峙的局势。《晋书·高祖宣帝纪》记载，诸葛亮送来妇女衣物后，司马懿大怒，表请决战，魏明帝令司马懿坚壁不出，派卫尉辛毗杖节监军。
这时，诸葛亮识破司马懿用心，对部下说：他本来就不想同我交战，之所以上表请战，乃“以示武于其众耳”。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他若真想打仗，何必不远千里向魏明帝请战呢？的确，在对蜀作战中，司马懿不像以前镇压孟达和以后镇压公孙渊的叛乱那样勇猛果断。他尽量避免决战，尽管部将讽刺他畏蜀如虎，诸葛亮嘲笑他像巾帼妇女那样懦怯，他都能咬牙忍受。这样做，上是迎合曹睿的意图，下又可以避免因损兵折将而丧失自己的威望，终于挡住了蜀国的进攻。善于审时度势、扬长避短和采纳部属的正确建议，是司马懿建功的原因。所以毛泽东在1966年3月的一次谈话中，就曾说“司马懿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历来说他坏，我看有几手比曹操高明”历史记载，由于残酷的品性、阴谋权术和嗜杀成性，司马懿口碑并不好。但毛泽东并不被感情和俗议所左右，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总是别有见地。
《陆逊传》还记载：彝陵之战，蜀军损失惨重，刘备退往白帝城。吴军诸将领纷纷上书要求穷追猛打。孙权拿不定主意去问陆逊，陆逊则认为：曹魏在北边已集结了不少军队，表面是策应我，实则另有所图。我应谨慎行事，以撤兵回防为上策。对此，卢弼引何焯的评论认为：大胜之后，将军容易骄傲，士兵容易懒惰。如果沿长江逆流而上攻刘备，没有回旋余地，稍有不慎，便前功尽弃。况且刘备老于兵道，在四川建立蜀国已经牢固了，他退往白帝城，只是因为曹仁率军抵近蜀国的南郡，担心两面受敌而已，并不是真怕东吴一方。东吴再连兵西进，转守为攻，到那时，主异势，恐对吴不利。毛泽东读至此批曰：“何评有理。”
通过以上所述，从陆逊示弱以胜刘备，到司马懿示弱以敌孔明，我们可以看出：示弱，乃后发制人也。通过示弱，避敌锐气，窥敌弱点，蓄势待击，夺取胜利，实乃是胜强之智。陆逊既不在强敌和部下面前“示弱”，又不能一味死打硬拼，万全之策就是抬出“主上”之命，从而达到预期目的。
在其之后的司马懿同样用“示弱”的方法御敌，可谓异曲同工，如出一辙，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毛泽东评论陆逊的批注，除了显示出其宽厚的史学知识的积淀之外，还可看出他在博览群书的过程中，常常闪烁着由此达彼的思维跳跃，这无疑给我们研究史学人物以方法论的启示。
孙权很能干，当今惜无孙仲谋
品读原文天下无所谓才，有能雄时者，无对手也。以言对手，则孟德、仲谋、诸葛而已。
———引自《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587页。
品读原文（孙权）是个能干的人，当今惜无孙仲谋。
———引自毛泽东1975年5月3日在中央政治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博览群书的毛泽东》，第258页）。
品读精华解析孙权是三国时期一个很有作为的人物，他知人善任，选用四员大将：周瑜、鲁肃、吕蒙、陆逊，使他能雄踞江南，与魏、蜀两国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成就了一番英雄伟业。
宋代词人辛弃疾在他的名作《南乡于·登京口北固亭有怀》曰：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北固楼。千古兴亡多少事，悠悠，不尽长江滚滚流。
年少万兜鍪，坐断东南战未休。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
毛泽东非常喜欢辛弃疾这首词，多次圈阅诵读。1957年3月，毛泽东从南京飞往上海，在经临镇江上空时，毛泽东着笔亲书此词，并向身边的随行人员讲解这首词的意义和所用典故。当曹操大军压境相威逼之时，孙权力排众议，作出联刘抗曹的决断。毛泽东很赞赏他的这种做法。
但毛泽东也认为孙权多谋寡断。这恐怕与他对事对人有时疑心过重、犹豫不决有关。孙权的多谋寡断的这一弱点影响了他的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也对东吴的统治和国运产生了消极影响。
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从魏文帝开始品读原文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是从魏文帝开始的吧？有《典论·论文》。
———摘自毛泽车1957年3月8日同文艺界人士的谈话（见陈晋主编《毛泽丰读书笔记解析》，广车人民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第1221页）。
品读精华解析曹丕的《典论》共5卷20篇，《论文》为其中一篇。《论文》高度强调了文章的作用与意义，认为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命题，概括了作品与创作主体的关系；进一步划分了主体，指出了不同文体的特征；探讨了文学批评的方法原则；具体分析了“建安七子”的创作风格，由于《典论·论文》把整个文学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肯定了文学的独立价值，因而被视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的第一篇文学批评专论，这可能就是毛泽东说中国文学批评的历史从魏文帝开始的道理吧。
蜀汉之误始于兵力分散
品读原文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败。
———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06页。
品读精华解析苏洵在《项籍》一文中谈到与剑门相隔的西蜀盆地的地理特点与历史上拓展政治基业的关系。他认为那里作为防守自安的根据地尚不理想，作为进取中原、经营天下的基地则更有诸多不便。其中“诸葛孔明弃荆州而就西蜀”一句，引出毛泽东的发挥，提出三国时蜀汉终不能进取天下，首先是因为诸葛亮出茅庐时为刘备设计的战略本身有错误。
关于诸葛亮《隆中对》的利弊得失，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毛泽东以他军事家兼史学家的眼光，提出自己对于《隆中对》的独到见解。他认为：“其始误于隆中对，千里之遥而二分兵力。其终则关羽、刘备、诸葛亮三分兵力，安得不败。”隆中对策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其错误在于对策的最后一段，跨有荆、益之后，逐鹿中原的那个作战方案：“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对于这个分进击合、东西策应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是不赞成的，认为这使本已贫弱的蜀国分散了兵力。刘备在占据荆州这块虽然重要但却是是非之地后，要前去取西川，便只好让关羽领重兵把守。占了汉中、成都后，诸葛亮又长期领兵经营汉中，这就是毛泽东说的“三分兵力”。“三分兵力”，则兵力更加分散，最终导致了亡国。
毛泽东因何要把“兵力分散”看成蜀汉灭亡的主要原因呢？除了军事上战略战术的考虑之外，恐怕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即“兵力分散”给当时的蜀国经济造成了恶劣影响。在三国中，蜀的国土约相当于魏的三分之一或吴的二分之一，而且蜀是三国中开发程度最低的地区，经济、文化都相对落后。蜀汉人口在刘备称帝时只有九十万，相当于魏的五分之一多些，或吴的五分之二。可见蜀汉的国力最弱。由于经济落后、国力不足，就使蜀汉的政治、外交和军事缺乏牢固的基础。而要实现隆中对策，北伐中原，就得维持一支较大的军队。青龙二年（234年）诸葛亮曾率十余万众出斜谷。同时，成都、汉中都需部队留守，川东还要有一支防吴人马。这样不仅使兵力分散，犯了兵家大忌，而且也使国力消耗，影响经济发展。
三国时期，蜀汉军队是较多的。据推算，当时全蜀兵力当达十四五万人。后经诸葛亮、姜维长期作战的消耗，蜀亡时还有十万二千人，占总人口的10援8豫，这是一个很高的比例。“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为了维持庞大的军队和作战的需要，还要有一支运送粮草、支援前线的民夫，这也是一项长期而沉重的劳役。蜀汉各时期常有大军屯驻汉中，而汉中自曹军破张鲁迁徙八万人入魏后，人口仅两万，蜀汉也未曾大量向汉中移民，其军粮势必从蜀中调运。蜀军从汉中往前线运粮，大体由军队自行解决，如诸葛亮曾率五六百名士卒与诸将子弟转运于谷中：“亮使渚军运兵，集于斜谷口。”
然自蜀中运至汉中，则当仍用民夫，尤其在对外兴役时，运输线拉长如兵力不敷，压在农民身上的负担将更沉重。由于兵役、劳役很重，战时紧张时想要增加调发就很困难，出现“男子当战，女子当运”；“调发诸郡多不相救”之类的窘况。封建时代以农立国，农业生产在封建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徭役征发要占用大量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徭役过重势必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利，而经济的凋敝则使蜀汉无力承受长期战争的重负。
由此看来，兵力分散导致用兵过多，由于用于农业生产的人口大大减少，使本来就很弱小的蜀国更加衰弱，这是导致蜀汉灭亡的原因之一，也是毛泽东评论蜀汉之亡的出发点。
蜀汉连年用兵，大多是主动出击，这与《隆中对》的既定决策是有密切关系的。终因“三分兵力”，而使国力大为消耗，结果关羽失掉了荆州，刘备尽起倾国之兵伐吴，又大败而归，蜀汉的鼎盛期就过去了。余下来，尽管诸葛亮六出祁山，都是劳而无功，只不过勉强维持罢了。应该说毛泽东的这个评语是很有史家见地的。
曹丕代汉令人生疑
品读原文此等语竟被利用。
尧幽囚，舜野死。
———毛泽东读卢弼《三国志集解·魏文帝本纪》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140页）。
品读精华解析《三国志》原文中有两段文字，一段是汉献帝让位的诏书，一段是曹丕手下劝他登基代汉的上书，都把汉献帝退位、曹丕代汉比附于上古时期的禅让制度。所谓“禅让”制，即我国古代传说中“选贤与举能”，民主选举氏族、部落以及部落联盟首领的制度。相传尧为部落联盟领袖时，四岳推举舜为继承人，尧对舜进行三年考核，尧死后，舜继位，舜用同样推举方式，经过治水经验，以禹为继承人。禹继位后，又举皋陶为继承人，皋陶早死，又以伯益为继承人。汉献帝和曹丕手下的文臣武将们在这里大谈禅让制度，目的无非是为曹丕代汉制造理论根据和历史根据。
在汉献帝退位诏书中的“夫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选贤与能”一句，毛泽东“此等语竟被利用”的批语指的就是这句话。这句话出自秦汉时的儒家著作《礼记·礼运》篇，意思是说符合天道的美好社会，应该是财产公有，权力公有，在选举上任人唯贤，这本是中国古代“大同”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华民族追求理想社会的集中体现。而汉献帝却利用这句话来为自己被赶下台圆面子，令人同情，也令人哭笑不得！显然，毛泽东洞察到了东汉末的这场权力交接实际上是权力斗争，所谓献帝禅位，实际上是曹丕逼宫，所以写下了这句批语。
批语中的“尧幽囚，舜野死”，出自李白的《远别离》：“或云尧幽囚，舜野死。”对传说中尧、舜时代的禅让制度，历来都有人表示怀疑，认为根本不存在这种美好制度。有一种说法是：尧在晚年，欲传位给儿子丹朱，但众人不同意，只有让位于舜。舜将尧囚禁起来，将丹朱放逐，夺了尧的部落联盟首领职位。舜死前，也想传位给儿子商均，同样遭到众人反对，只好让位于禹，自己被迫南下，死于九嶷山。所谓禅让，实际上是武力夺权。这就是李白所说的“尧幽囚，舜野死”。毛泽东在这里引用李白这句话，表明他对传说中的禅让制度也是持怀疑态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