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毛泽东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阅读并终生喜爱的史书，毛泽东称赞它“严格、准确”，并且读时做了许多批注。同时，毛泽东对《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也十分崇敬，对他“求实”的高尚史德给予很高的评价。以史为鉴，毛泽东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并且得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著名论断。从这里可以反映出，毛泽东十分善于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人的优秀品质和传统。
禹王做官，但也耕田
品读原文（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耐久而已。
———摘自毛泽东早年文稿《体育之研究》。
品读原文历史上的禹王，他是做官的，但也耕田。
———摘自毛泽东1939年4月24日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的讲话（见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第157页）。
品读精华解析1915年，当时在长沙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曾经和罗章龙一起到过长沙许多地方。长沙附近有个拖船埠，那里有座禹王碑，传说禹王曾在此拖过船。面对历史遗迹、先人功勋，青年毛泽东势必产生为民造福的雄心壮志。古史说：“大禹治水，栉风沐雨，八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毛泽东对大禹治水的历史记载颇有兴趣，他不仅在早期文章中赞扬大禹治水的忘我精神，而且在延安时期，面对国民党的封锁，更号召边区军民学习大禹的吃苦精神，而且毛泽东认为大禹是身体力行的劳动者。
在评价大禹时，毛泽东称大禹为“王”，说他是做“官”的；另一方面又指出禹也耕田，从侧面道明了原始共产主义向奴隶制王朝转化时期的历史特征。
大禹治水，摩顶放踵，身经百难，历尽艰险，终于百川归海，水患消失。禹得到人民拥护，遂称天下之王。关于大禹治水的故事，可以说炎黄子孙代代相传，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中国土地广袤，江河众多，水患频繁。可以说水患的治理情况直接影响到历代王朝的兴衰。西汉时文帝、景帝到汉帝，都使黄河得到了很好的治理。东汉时光武帝、汉明帝也曾注意治理黄河，遂有文景之治和汉武帝的文治武功，以及光武的中兴局面，使两汉绵延四百余年。而在隋末、元末，河患严重，得不到好的治理，致使民怨沸腾，加剧了两朝统治的灭亡。因此有人说，中国的文化是治水文化，中国的历史，是一部治水的历史。可以这样说：在中国历史上，谁抓住了水患的治理，谁就抓住了稳定天下形势的一个关键。
老子不是唯物论者
品读原文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的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日本打到中国，日本人叫胜利。中国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国人叫失败。但是在中国的失败里面包含着胜利，在日本的胜利里面包含着失败历史难道不是这样证明了吗？
———摘自毛泽东1957年2月27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品读原文任继愈讲老子是唯物论者，我是不那么赞成的。得到了天津有个叫杨柳桥的教授的书《老子今译》，他说老子是唯心主义者，观唯心论者。
———摘自陈晋：《毛泽东之魂》，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5页。
品读精华解析1917年暑假，毛泽东和他的同学萧子升“游学”途中，曾在宁乡境内拜访了刘翰林。刘翰林问他俩读过什么书，毛泽东告诉他读过《十三经》、《老子》和《庄子》，并说：“最好的《老子》注是王弼作的，最好的《庄子》注是郭象作的。”后来他们还拜访了沩山寺，方丈和他们侃侃而谈。萧子升在《我和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中回忆说：“最后谈及孔子和老子，我们觉得这是自己熟悉的问题，于是便表白了自己的意见。”
可见毛泽东对老子是很熟悉的。
在读书笔记中毛泽东也提到过老子。如在《讲堂录》中便记有：“《老子》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在读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时，毛泽东批注道：“老庄绝学弃智、老死不相往来之社会，徒为理想之社会而已。”
老子的理想社会，脱离社会发展进步的实际，摒弃人类文明的创造，以一种近于世外桃源的空洞想象，表现出对现实生活的隔绝、对人类历史的隔绝。这样一种主张，和青年毛泽东立志要改造社会，学习西方的文明，强调人的主观意志的积极力量的主张显然相差较远，所以毛泽东认为其“徒为理想之社会”，这种空洞的幻想，既是无法实现的，也是不切实际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还常读《老子》一书，他在外出时，曾指名带上《老子》。毛泽东对老子的社会主张不感兴趣，他最欣赏的是其中的辩证法。
春秋末年到战国初年，社会处于巨大的变革之中，个人的富贵贫贱，国家的安危兴亡，都像自然界的“高峰为谷，深谷为陵”一样变动不居。作为史官的老子，从“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的自然、历史与现实中，认识到运动变化是世界的永恒主题。
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宇宙间万事万物都存在着相互矛盾的两个对立面。因此，《老子》中提出了一系列的对立范畴。如：阴阳、有无、刚柔、强弱、大小、高下、前后、美丑、祸福、难易、荣辱、贵贱、损益、生死、智愚、巧拙、胜败、攻守、进退、曲直、轻重等等。这些对立面，既有矛盾对立的一面，也有互相依存和转化的一面，如“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等。前面引的毛泽东谈老子的福祸相互倚伏的观点，是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评述的。
在这里，毛泽东教导人们要全面地看问题。所谓全面地看问题，就是对一件事情不只看它有利的一面，还要看到它不利的一面，以增强危机感，保持头脑清醒。同理，既要看其不利的一面，还要看到它有利的一面，以增强信心，鼓舞斗志。毛泽东在这里举老子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话，来证明这一点。毛泽东发表这个讲话时，正逢国内曾有一部分群众闹事，国际上发生了匈牙利事件。这两件事都不是好事，但毛泽东却认为坏事可变成好事：群众闹事“可以促使我们接受教训，克服官僚主义”；由于匈牙利的同志们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间处理得正确，“匈牙利现在比过去更巩固了”。
明白了矛盾着的事物相互转化的道理后，接着就是如何促进这种转化了。李泽厚在《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孙老韩合说》一文中说，据传毛泽东曾认为《老子》是一部兵书，这种说法是否属实姑且不论，但《老子》中充满着以退为进、以静制动、以柔克刚、以弱胜强的韬略智谋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些矛盾转化的原则，这些韬略智谋，毛泽东高度重视，并将之应用于革命之中。
毛泽东1936年12月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在谈到战略退却时写道：“关于丧失土地的问题，常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只有丧失才能不丧失，这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原则。如果我们丧失的是土地而取得的是战胜敌人，加恢复土地，再扩大土地，还是赚钱生意的。”
这里，毛泽东就是运用了老子“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策略，不计较一城一池的暂时得失，着眼于最终的获取、最终的胜利。丧失是为了取得退却是为了前进。毛泽东对老子辩证法的运用臻于化境。
当然，智谋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阴谋，毛泽东对这一点看得比较透1964年8月3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明确地指明这一点。他说：“我看老子比较老实，他说‘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要打倒你，先把你抬起来，搞阴谋，写在了书上。”
这一坦白和径直的分析，值得人们思考与回味。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哲学界对老子到底是属于唯物主义还是属于唯心主义（唯心主义又分主观唯心和观唯心）的问题开展了广泛的讨论，毛泽东对这场讨论也很感兴趣。他在一份学术界讨论老子思想的综述材料上批示道：“印十份交我为盼。毛泽东廿七日上午六时。”
毛泽东对这场讨论中所涉及的问题有自己的看法。前面引的第二段话，是毛泽东1968年10月31日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的一段讲话。毛泽东说：“任继愈讲老子是唯物论者，我是不那么赞成的。得到了天津有个叫杨柳桥的教授的书《老子今译》，他说老子是唯心主义者，观唯心论者。我就很注意这个人。后头一调查，糟糕，这个人是个什么右派嘛。”
据分析，毛泽东比较赞同的观点是老子属于观唯心主义者，这种观点现在已成哲学界关于这个问题的主流观点。
孔子的思想也有弊端
品读原文我们共产党人看孔夫子，他当然是有地位的，因为我们是历史主义者。
———摘自毛泽东1958年11月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见石玉山著：《毛泽东怎样读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76页）。
品读原文剥削阶级当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
孔孟有一部分真理。
———摘自毛泽东1943年6月在一篇关于“人性”问题的通信上的批示（见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195耀196页）。
品读原文孔夫子是封建社会的圣人，鲁迅则是现代中国的圣人。
———摘自毛泽东1937年10月19日在延安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见黄丽镛编著：《毛泽东读古书实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106页）。
品读原文青年要犯错误，老年就不犯错误呀？孔夫子说，他七十岁干什么都合乎观规律了，我就不相信，那是吹牛皮。
———摘自毛泽东1956年11月15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见黄丽镛编著：《毛泽东读古书实录》，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6月版，第228页）。
品读原文曲阜县是孔夫子的故乡，他老人家在这里办过多少年的学校，教出了许多有才干的学生，这种事是很出名的。可是他不大注意人民的经济生活。他的学生樊迟问起他如何从事农业的话，他不但推开不理，还在背后骂樊迟做“小人”。现在他的故乡的人民办起社会主义的合作社来了经过了两千多年仍然是那样贫困的人民，办了三年合作社，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都开始改变了面貌。这就证明，现在的社会主义确实是前无古人的。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出多少倍。有兴趣去看孔庙孔林的人们，我劝他们不妨顺道去看看这个合作社。
———摘自毛泽东1955年12月为《一个在三年内增产百分之六十七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一文写的按语（见《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按语）。
品读精华解析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向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叙述自己的过往经历时曾这样说过：“我八岁那年开始在本地一个小学堂读书，一直读到十三岁。早晚我到地里干活。白天我读孔夫子的《论语》和四书五经。”
事隔20多年后，1964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与哲学工作者座谈时，还追忆道：“我过去读过孔夫子的四书、五经，读了六年，背得，可是不懂。”
1913年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时，作有题名《讲堂录》的课堂笔记和读书笔记，在这之中，有不少记有《论语》的。
可以讲，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对孔子基本是采取一种学习、接受的态度，只是在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新青年》的影响下，他才走上了一条激烈的反孔道路。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批驳尊孔宗孔的言论，批判孔学思想专制的弊害，当然，这已经超过了对孔子的评判，而转到社会文化政治的层面上了。
1920年4月，毛泽东到曲阜游览了孔子的陵庙和故居。虽然这时他已经进一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很想走俄国的道路。他后来同斯诺谈到这次孔子故乡行：“在前往南京的途中，我在曲阜停了一下，去看孔子的墓，我看到了孔子的弟子濯足的那条小溪和孔子幼年所住的小镇。在有历史意义的孔庙附近的一棵有名的树，相信是孔子栽种的，我也看到了。我还在孔子的一个著名弟子颜回住过的河边停留了一下，并且看到了孟子的出生地。”这表明，他不是一般的参观旅游，而是带着倾慕之心的。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虽然马列主义成为毛泽东分析观察形势的指导理论，但他并没有忘记孔夫子。
1930年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毛泽东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迈开你的双脚，到你的工作范围的各部分各地方去走走，学习孔夫子的‘每事问’，任凭什么才力小也能解决问题，因为你未出门时脑子是空的，归来时脑子已经不是空的了，已经载来了解决问题的各种必要材料，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了。”“每事问”（见《论语·八佾》）表现孔子对周公、周礼的尊敬和谨慎的态度，同时也体现孔子重视多见多闻、虚心请教。
毛泽东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主要是取后一个意思，把“每事问”当作一种值得提倡的工作方法、工作态度与精神，以此来说明解决问题必须重视调查研究。
1942年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谈道“孔夫子提倡‘再思…’”。孔子说的学习态度，“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要“不耻下问”；“要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等。孔子的话，毛泽东在文章和讲话中是常常引用的。总观毛泽东的著作中，对《论语》等孔盂儒家学说有许多肯定的引证，也有必要的批判，采取的是一种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态度。
为了响应毛泽东研究历史的号召，1939年间，陈伯达就孔子、老子和墨子的哲学思想，写出长篇论文，先后在延安出版的《解放》上发表，这三篇文章都送毛泽东审阅过。毛泽东在给张闻天的两封信中，就陈伯达的《孔子的哲学思想》谈了对孔子的哲学思想的看法。
《论语》中有一句名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毛泽东认为：“如果孔子在‘名不正’上面加了一句‘实不明则名不正’，而孔子又是真正承认实为根本的话，那孔子就不是观念论了，然而事实上不是如此，所以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
“中庸”是孔子哲学的重要范畴，毛泽东认为陈伯达文章中对此的解释基本上是对的，但是有不足，“文中最好引《中庸》上面‘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及‘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更加明确地解释了中庸的意义”。毛泽东认为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庸》中的相关的一段注文基本上是对的，他在信中引了这段注文：“两端谓众论不同之极致，盖凡物皆有两端，如大小厚薄之类。于善之中又执其两端而度量以取中，然后用之，则其择之审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差，何以与此？此知之所以无过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他进而又结合现实分析道：“说这个事物已经不是这种状态而进到另一种状态了，这就是别一种质，就是‘过’或‘左’倾了。说这个事物还停止在原来状态并无发展，这是老的事物，是概念停滞，是守旧顽固，是右倾是‘不及’。孔子的中庸观念没有这种发展的思想，乃是排斥异端树立己说的意思为多，然而是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则是无疑的。”
他称这“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
在致张闻天的信中，毛泽东另外还谈到了关于孔子的道德论的问题。他说：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性的区别。孔子的知（理论）即是不根于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
毛泽东完全是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观点来批判两千年的孔子，自是一家之言。他主要分析了孔子学说中的“知仁勇”的说法，认为“知是理论，是思想，是计划，方案，政策，仁勇是拿理论、政策等见之实践时候应取的一二种态度。仁象现在说的‘亲爱团结’，勇象现在说的‘克服困难’（现在我们说亲爱团结，克服困难，都是唯物论的，而孔子的知仁勇则一概是主观的），但还有别的更重要的态度如‘忠实’，如果做事不忠实，那‘知’只是言而不信，仁只是假仁，勇只是白勇”。他还深刻地指出：“‘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他认为陈伯达在这个问题上的批判“不大严肃”。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对孔子是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指出其中非真理性的同时，也肯定其中真理性的内容。这一点，从毛泽东在一篇关于“人性”问题的通信上的批语中也可以看出。
1943年6月，一位党内负责人在给一位民主人士的关于“人性”问题的长篇通信中说：“一切剥削阶级的学者关于人性、是非、善恶、好恶联系起来所构成的学说，没有一个不是说得错误百出的。”毛泽东批道：“剥削阶级当还能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资产阶级，这样看法才是历史的看法。”又说：“王阳明也有一些真理。”这位领导同志提出：“我们决不能把这种哲学，把孔孟之道，看作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相反，这恰是中国文化的不良传统。”毛泽东批道：“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对孔子的批评明显多了。如1957年1月27日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他把孔子的学说看作“反面的东西”了。他说：“我劝在座的同志，你如果懂得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那就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孔子和蒋介石的书，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
毛泽东对孔子及传统儒学的激烈的批判态度，可能与毛泽东试图独立地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努力有关。像有的学者讲的：“在苏共二十大揭露批判斯大林的问题以后，他滋长了对苏联模式与文化规范的厌弃情绪。与这种反规范心态相联系，他对中国以孔子为代表的规范性文化在公开场合也转而采取了以批判为主的导向。”毛泽东在推动历史的道路上独树一帜的决心，使他与一切具有保守倾向的观念形态绝不相容。
林彪出逃事件发生后，江青等人在林彪住处查到一些林彪肯定孔孟的文字，报送毛泽东后，毛泽东认为，林彪的政治路线是与孔学的文化传统相联系的，由此引发了“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这里就不详述了。
虽然，毛泽东晚年基于各种原因反孔批孔的调门很高，但整个来看，他对孔子还是一分为二的，还是肯定其中的真理性的，我们对毛泽东对孔子的评价，也应当完整准确地去理解。
孟子有人民性的一面
品读原文孔孟有一部分真理。
———摘自毛泽东1943年6月在一篇关于“人性”问题的通信上的批示（见陈晋：《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196页）。
品读精华解析有“亚圣”之称的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其中关于“民贵君轻”、“性善”、“仁政”等方面的论述，对我国历代王朝的施政纲领有很大影响。它所倡导的“浩然正气”、“威武不屈”的修养功夫，不仅陶铸了很多的“志士”、“仁人”，而且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
对于孟子，和对待孔子一样，毛泽东在批判的基础上，也肯定了他的进步、合理的一面。1958年8月，毛泽东在审阅一篇题为《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文章时，在加写的一段话中还特别提到“孟子的民贵君轻”，说其有“人民性的一面”。
“引而不发，跃如也”，是《孟子》上的话，意思是说善于射箭的人，引满了弓，却不射出去，只摆着跃跃欲动的姿势。1926年，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曾借其用来阐明共产党的农民政策。他说，在领导农民运动过程中，共产党的宣传政策应当是“引而不发，跃如也”。
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列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共产党应当善于领导农民提高政治觉悟，依靠农民自觉自愿去破除迷信和其他不正确的风俗习惯，而不能包办代替。1944年，毛泽东在整风运动期间又借用孟子所说“心之官则思”一语，告诫人们要善于思考，要养成多动脑筋、勤于分析思索的好习惯。
屈原一跃冲向万里涛
品读原文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
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
———毛泽东：《屈原》（七绝）（摘自陈晋：《毛泽东之魂》，第385页）。
品读原文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
———摘自毛泽东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见《党的文献》1994年第5期）。
品读原文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
———摘自毛泽东1959年8月16日《关于枚乘（七发）》（见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第1191耀1192页）。
品读精华解析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十分崇敬屈原，喜爱屈原的作品。早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他在自己的笔记《讲堂录》中用工整的笔迹抄录了《离骚》、《九歌》全诗，在《离骚》正文的天头上写有各节提要。这本《讲堂录》共有47页，抄文占去了前11页，它是记录毛泽东精读、深读屈原作品的珍贵史料。
另据罗章龙回忆，在他和毛泽东初次见面交谈的三个多小时中，毛泽东“对《离骚》颇感兴趣，曾主张对《离骚》赋予新评价”。为了纪念这次有意义的会面，罗章龙还写诗纪事，其中特别提到：“策喜长沙傅，骚怀楚屈平。”这里，贾谊的《治安策》和屈原的《离骚》都是他们所喜爱的作品也是他们的谈话内容。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每次外出携带的书籍中，都有《楚辞》。1957年他请人收集各种版本的《楚辞》，以及有关《楚辞》和屈原的著作，一共50余种。在那段时间里，他比较集中地阅读了这些书。1958年1月12日，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今晚我又读了一遍《离骚》，有所领会，心中喜悦。”寥寥两笔，一代伟人从《离骚》中得到的思想启迪和艺术上的享受，跃然入目。
毛泽东热爱《离骚》、《楚辞》还有若干旁证。1958年1月11日至22日，党中央在南宁召开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领导人参加的会议，18日凌晨一点多钟，突然发现国民党飞机向南宁方向飞来，全城立即进入空防状态。警卫人员要求毛泽东进防空洞，以保安全。他却安然处之，让人点燃蜡烛，聚精会神地读起《楚辞》。另一年夏天，习惯于夜间工作的毛泽东中午时分仍然辗转难眠，经过服务人员的按摩，他终于合上了眼睛，抓在手中的书放在胸脯上，那是一本《楚辞》。
接着，1959年、1961年，毛泽东又两次要《楚辞》读，还特别指名要人民文学出版社影印的宋版《楚辞集注》和明陈第撰写的《屈宋古音义》这两本书。收藏在故居里的这本《屈宋古音义》中，毛泽东用红蓝两色铅笔，对《离骚》中的一些段落又圈又画，句末都有点断。上述都属后人的回忆，点点滴滴，不能囊括全貌，即便如此，也可看到毛泽东读《离骚》不是一遍、两遍，超出了“三复四温”，而是从青年读到老年，常读常新，时有领悟。
毛泽东高度评价屈原的《离骚》及其流派。1958年，张治中陪同毛泽东外出视察工作，毛泽东向他推荐《楚辞》，说：“那是好书，我介绍给你看看。”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他说：“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居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有可喜之处。”1964年在北戴河同哲学工作者的谈话中，他又说：“《天问》了不起，几千年以前，提出各种问题，关于宇宙，关于自然，关于历史。”可见毛泽东对屈原作品的肯定是多方面的。
毛泽东同情屈原的生活遭遇，他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屈原如果继续做官，他的文章就没有了，正是因为开除‘官籍’，‘下放劳动’，才有可能接近社会生活，才有可能产生像《离骚》这样好的文学作品。”司马迁的那句“……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是他经常引用、教育人们在逆境中自强不息的精神武器。
1954年10月26日，毛泽东在会见访华即将回国的印度总理尼赫鲁时，引用屈原《九歌·少司命》中的“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的诗句，用以表达对人的心情。他还向尼赫鲁介绍说：“屈原是中国一位伟大的诗人，他在一千多年前写了许多爱国的诗篇，政府对他不满，把他放逐了。最后屈原没有出路，就投河而死。后来中国人民就把他死的一天作为节日。人们吃粽子，并把它投入河里喂鱼，使鱼吃饱了不伤害屈原。”
毛泽东作为一位诗人，他和屈原情相投、心相通；毛泽东作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对屈原政治上的坎坷和作为，寄予无限同情。
以上是张贻玖在《毛泽东批注历史人物》一书中的材料。最能反映毛泽东对屈原的综合性评价的，大概要算是他晚年写的以《屈原》为题的一首七绝了：
屈子当年赋楚骚，
手中握有杀人刀。
艾萧太盛椒兰少，
一跃冲向万里涛。
诗的第二句是对屈原作品的战斗性的描述，第三句寓其人格的高洁并感叹其遭谗受讥的处境，最后一句无疑是对屈原生命结局中光亮一闪的赞美和高扬。